霸伯盂铭文与西周朝聘礼——兼论穆王制礼

正目次一宾主身份二盂铭所记朝聘礼三穆王制礼霸伯盂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17~([1]),属西周中期穆王前后~([2])。霸伯盂铭文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关于西周朝聘礼的第一手史料,内容极为重要,学术价值突出。霸伯盂铭文十行,凡一百一十六字:     

霸国墓地出土铜器零释

山西翼城大河口1017号西周墓出土了大量具铭青铜器及其他器物,其中霸伯方簋、霸伯盉铭文中的周王举行祭祀的地点"氐"可释为"祗",是"祗宫"的简称。该墓所出霸伯尚盂与伯甗的器主当是同一人。1号墓出土的两件旨爵是燕侯旨为其父召公所作祭器,其在燕、霸两国之间的流转对于研究商周礼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军事铭文所见西周仁本思想和刑德观——从霸伯、霸仲诸器谈起

本文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史料对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所出霸伯簋和霸仲诸器所涉西周军礼及军事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主要观点如下:第一,霸伯盘、霸伯盉及霸伯内容互有关联,应同时所铸。第二,霸仲诸器"对扬祖考福"可与《礼记·曾子问》所记师出载迁庙之主以行、无迁主则告庙奉祖祢之命行对读。第三,西周仁本思想在军事中的主要体现有冬夏不兴师、老幼不弃忘。通过对军事铭文所系历月的研究可知,除抵御外侮、保卫东方盐场的战争外,周人酷暑不主动兴兵,此爱民之道也。禹鼎"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一语,意即惩戒鄂侯驭方,勿弃忘老幼、滥杀无辜,可与《司马法·仁本》对读。周人对进犯之戎夷则兵刑相加,威之以武。此即《左传》所谓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凡此均体现了周人以德为本、刑以辅德的刑德观。     

试论大河口与横水墓地六座墓葬的年代及特征

大河口墓地M1、M1017、M2002及横水墓地M1、M2、M2158是晋南地区西周早、中期的高等级墓葬,本文通过对出土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比较,认为六座墓葬从早到晚的年代顺序分别是大河口M1、横水M2158、大河口M1017、大河口M2002、横水M2、横水M1。推测大河口M1的年代为昭王时期,横水M2158为穆王早期,大河口M1017年代为穆王晚期,大河口M2002与M1017同时或略晚,横水M2为恭王时期,横水M1为恭王末年或略晚。二墓地各具特极征,可能是国别的不同所造成。     

霸伯治盐与西周井田

西周霸伯铜器铭文显示,位于今山西翼城大河口的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霸伯簋铭文记载了井叔专来霸国辨定盐卤的种类和等级,并命霸伯征伐,提供其美田一百井之井田中央百亩公田所产的两种谷物作为军粮,补其军资。文章结合相关铭文资料讨论了西周井田制和军賦,并就与井田相关的官制官氏等问题提出了看法。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鸟形盉铭文试释

盉铭前段为乞立誓称公命,后段"报厥誓"为递解前誓。其核心在强调遵从公命用事,不敢"自谟",可与铭末因"对(遂)公命"而作器相呼应。经对比金文"身"字文例,动词施与"身",例于"身"字前加领格词,此铭"鞭身"当断开,不连读,其后读作"身笰(敝)传(转)出(黜)",故所设惩罚措施为受鞭,并身败而废弃其职。铭中"出"字,可对比大河口墓地M1017所出尚盂铭文"出"字得以论定。     

釴鼎考识——从山西大河口墓地出土霸伯方器的定名谈起

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出土一件霸伯高圈足方形铜器，发掘报告称该器为“方簋”，但其铭文却自名为“釴”。本文从此器入手，对与之相似的铜器的定名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这类器应该定名为“釴鼎”，并对这类鼎进行了整理与研究。     

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兼论两周时期霸国的地望

本文主要通过字形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认为西周铜器铭文中作族氏称谓的"霸"与"格"所指实一,之前所谓的"霸国"或"霸族"与以往见于铜器铭文的"格国"或"格族"所指亦同,即为文献所载的春秋时期的潞国之前身,系殷商时期西落鬼戎的支系,其地望西周及春秋早期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春秋早期以后约在今晋东南的以潞城为中心的黎城、长治一带。     

作册吴盉“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解

王年、月份、月相、干支记日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对于铜器记事断代及排定金文历谱十分重要。作册吴盉所载铭文为"隹王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是一件四全铜器,目前学界对该铭文的解释各执一词,有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四种说法。文章以"四分术"古天文历算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采用月相定点说,着重考察作册吴铭文中的天象数据,最终考定该器铭文所载之王年及历日当为周厉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既生霸壬午。     

谈叔矢方鼎及其他

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叔矢方鼎,铭文记载周王在成周举行盛大祷祀,并于祀后召见群臣。这次祀典,可能与北京琉璃河M253所出圉簋等器铭文所记是一件事。M114其他已修复器物,也和琉璃河M253等墓同属西周早期。从已知材料看,M114应不晚于昭王,这与晋侯燮的年代相合。     

扶风庄白(戈冬)墓族属考

1975年3月陕西省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发现一批西周铜器,经扶风县博物馆派人现场清查,系一墓所出.共出铜器18件,其中有铭文的11件,涉及的人名有(戈冬)、父乙、(田)父和伯雍父等.此墓无论是器物组合、器形、纹饰还是兵器种类都是很有特色的,因此引起学术界关注.罗西章、吴镇烽等先生根据器形、花纹及铭文字体,把此墓定为穆王时期,认为(戈冬)是墓主①.本文在上文基础上,对墓主家庭、族属及伯雍父其人作一探讨,以求教大方.     

随仲嬭加鼎补说

曹锦炎先生在《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新公布了一件随仲嬭加鼎,并对该鼎的铭文进行了很好的考释。曹先生根据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字体等特征,推定其时代"应是在楚武王(引案:当为楚成王之误)得随人之助争得王位之后,定在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可能性较大"。张昌平先生也通过对该鼎器形、纹饰、铭文以及工艺等时代特征的观察,并对比分析相关楚系青铜器,认为该鼎制作年代在春秋中     

曾侯残钟铭文考释

曹锦炎先生对北京收藏家梁氏庋藏青铜残钟铭文的考释可与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所出编钟铭文合观。本文在残钟照片基础上作出摹本、录出钟铭释文,考释详细,颇便利用,现征得曹先生首肯与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简报同期发表,供学界参考。     

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叶家山西周墓地M111中"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的铭文首次将曾国与南公联系起来。而文峰塔墓地M1所出曾侯與钟铭文提供了曾国始封和族姓的关键证据。我们在《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中曾指出"南公"即武王弟聃季载。本文在重新考释铭文的基础上,结合铭文中有关"南公"的记载,得出如下意见:南公应是南公适;曾国应是南宫适的封国,其族姓为姬姓,始封于西周的成王或康王之世,与东周曾国应为一源。     

黎城西关M7、M8出土铜器铭文及有关问题

在对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M8两座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该墓地出土的仲考父盘等及传世的齐侯壶（洹子孟姜壶）铭文的释读和理解提出一些新的见解。M8出土的青铜器风格特征较近,年代应相近同,系M7墓主仲考父生前所作,年代略早于M7出土的仲考父盘等遣器,也早于墓葬即M8的年代。M7墓主楷侯宰吹（楷宰仲考父）与楷大司徒仲车父、楷大司工尚倮等皆任要职,其身份或皆系楷国公室,恐非如简报所云为士一级贵族。     

翼城大河口M1034所出叔骨父簋铭浅议

新近公布的山西翼城大河口M1034所出一件叔骨父簋,据墓葬年代及铜簋形制、纹饰判断,时代当在西周中期前段。铭记叔骨父曾得到过“侯”的作庙赏赐,后举行祭祖的■祭礼。可能为特意表达对侯的感激或恩赏之意,并延请侯莅临,然后又得到了侯的额外赏赐。铭文所言之“侯”或当指晋侯。簋铭的史料价值,主要在于为进一步研讨西周时期晋、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     

两周金文中的繁地与西周早期的东土经略

两周金文中的繁与繁阳,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地名:繁为东土地名,似在今山东汶、泗之间,繁阳则为南土汝水流域地名,在今河南新蔡一带。甗铭文所记周王命令出使于繁,班簋铭文记录穆王令毛公掌管繁、蜀、巢诸地,均与西周早期王朝东土经略有关。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是今人梳理商周东土拓殖史的要点之所在。     

小子吉父方甗与M2001虢季墓年代

本文通过分析铭文被刮磨的小子休盨与小子吉父甗铭"仲大师小子"的称谓,得知仲大师乃周幽王卿士虢石父,佐证学者关于虢国墓地M2001墓主人虢季为虢公忌父(亦即小子吉父)与M2001埋葬年代为春秋早期的观点,并进一步推证其具体时间应为公元前715年至前707年之间。     

曾侯舆与编钟铭文柬释

本文在简报释文的基础上,对随州文峰塔M1所出曾侯(月舆文)(與)编钟1、3、5等号钟铭文作简要注释,初步揭示其重要学术价值。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111出土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

<正>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是西周早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葬制独特,布局清晰,保存完整,随葬器物种类多、数量大,备受学界关注[1]。其中M28、M65和M111三座墓葬尤为重要,是有确切铭文印证的曾侯墓,而且M28和M65均出土带有“曾侯谏”铭文的铜器[2]。M111所出青铜礼器中,有15件可见“曾侯”铭文,完全可以确定其墓主身份为一位曾侯;其中2件铜簋上发现有“曾侯犺作宝尊彝”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