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微索幽,求深创新——《“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评介

南开大学俞辛(火享)教授用日文写成、在日本出版的新著《“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日本东方书店,1986年9月),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它以精辟的沦证、丰富的史料,探微索幽,求深创新,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跨出了新的步伐,将我国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宪法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过一些省级的临时性共和宪法,可以说是了解这个时期政治斗争及民主宪政思想水平的最佳材料。可是,过去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中,这却是较少接触和讨论的课题。本文拟对目前所能掌握的几种辛亥革命时期的省级共和宪法,作一综合的比较与分析,藉以说明当时制定这些宪法的各省革命政     

一部博大精深的辛亥革命史

八十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已有多部问世,章开沅、林增平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李新、李宗一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有关辛亥革命史部分)都是各具特色、数逾百万字的大著,得到国     

南京召开“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民国档案》杂志社与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市历史学会、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共同发起召开的“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南京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9月9日-10日在南京凤凰台饭店召开,来自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及台港地区专家学,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史单位的专家学共100余人与会,大会共收到论80余篇,涉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化、人物研究各个方面。     

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

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成立的一种武装性组织,在当时众多的新式社团中十分引人注目。近年来,史学界已有同志对上海、武汉的商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苏州商团则由于过去出版的有关地方文献记载甚少,因而迄今尚无专文论及。本文主要根据暂未发表的档案资料,对辛亥革命时期苏州商团产生的原因、组织特点及其政治态势作一概述。     

辛亥革命时期的陆荣廷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在辛亥革命中,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腐败的清王朝以及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被推翻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开始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的上空飘扬。然而,由于     

华侨与辛亥革命百年研究述评

华侨大力支援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华侨与祖国关系的第一次爱国高潮。这是侨史界包括台湾侨史研究者有关华侨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重要共识点之一。201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达到空前的高潮,特撰此文将华侨支援辛亥革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评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百年间华侨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的三个阶段——早期主要为参加革命当事者的有关著述;20世纪50～80年代台湾出版了多种华侨与中国革命关系包括华侨支援辛亥革命的著作和相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后来居上。2.华侨支援辛亥革命的基本内容及不同观点介绍。3.对华侨支援辛亥革命研究的刍议及展望。     

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报刊

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报刊任贵祥舆论往往得行动的先导,它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的发动和开展做了重要的准备。辛亥革命时期,华侨能够广泛地被发动起来支援和参加革命,与革命党领导人和革命派华侨大造舆论宣传有密切关系。其中创办革命报刊是舆论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一雨后...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随着辛亥革命时期巨大的政治变动和西方化的大量输入,中国传统的学术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注重进化论的宣传和应用,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实用价值,使学术研究和辛亥革命的客观实际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四位学术大家的涌现,提升了清末民初的学术水准。“史学革命”、“学改良”开创了用新理念研究传统化的新局面。新型的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崛起,给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社会科学界新意迭出,反映出一种少有的革命进取精神。然而,由于革命过程中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缺少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辛亥革命时期很少出现不朽的学术经典。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胡汉民

胡汉民是个有重要影响而又十分矛盾复杂的人物,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正确评价,乃是中国近代史必不可少的课题之一。本文想就辛亥革命时期的胡汉民作一初步论述。     

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逢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自1961年始,至今已举办4次。十年一度的以纪念为依托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已形成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品牌,同时也清晰地折射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半个世纪以来辛亥革命史的学科发展,固然因为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魅力,但更与这四次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这四次深具典型意义的讨论会管窥学术会议与学科发展之互动关系,或可为学术史的探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文化改革刍议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化改革,涉及到了教制度、保护人权和铲除封建陋俗等主要方面,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评价不能过高。因为,从民初的历史现状看,改革的影响有限;从改革高潮的全局看,地域有限,主要是通都大邑,部分城市和农村波及不大,即使通都大邑亦不均衡。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改革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心理与习俗的变革需求有一定差距。因此,教训值得后人回味。     

A New Diplomatic History and the Networks of Spanish Diplomacy in the Baroque Era

Diplomatic histor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alterations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old model built by Mattingly in 1955, diplomatic history was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in a national context. Subsequent studies analysed how diplomacy evolved towards a more institutionalised and professional scheme (established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diplomacy). However, was this conclusion an inevitable one for Early Modern and Baroque diplomacy? This essay intends to retrace the steps that have been taken towards a new history of diplomacy, by early-modern historians in general, and by Spanish historiography in particular, as well as to assess the idea that what made a difference for Spanish Baroque diplomacy was the extent of networks that allowed cultural transference, the capacity to influence others, rather than the institutional extent of connections and practices. Which people or processes promoted the circulation of ideas,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panish monarchy,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is question will form the focus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essay, in which the author analyses several specific cases of Spanish ambassadors in Europe: their networks of communication, their building of stereotypes, their informal diplomatic practices, and their use of ceremonial practices.     

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

From 1911 to 1913, in big streets and small lanes, in famous parks and thriving stores, and in tea houses and grand restaurants located in such cities as Shanghai, Nanjing, Beijing and Wuchang, numer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re born out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y using the political giants and military leaders around Shanghai, business firms skillfully dealt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continually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managed to keep their businesses afloat, succeeding in their response to the consumption demands of the public.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layed a distinc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es in Shanghai during that time. __________ Translated by Zhong Chen from Shilin 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08, (3): 137–150     

科学地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作

9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20世纪初叶中国发生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在中华民族振兴的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实现了我国国家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变,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马相伯与辛亥革命述论

武昌起义之后,马相伯鉴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建议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重新布防南京新军守军,客观上为革命保全了元气,为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马相伯先后担任江浙联军外交部长,署理江苏都督府外务司长并代理江宁都督,出任南京留守府政务厅长。辛亥前后是马相伯“政治而精神上真感到愉快”的一个时期。他以演说家的风采、宗教家的精神以及政治家的智慧平息了革命内部的诸多纷争;在组建江苏都督府,维持南京革命政权的稳定,筹划北伐,以及处理南京留守府善后工作等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卓越的智慧。     

辛亥革命与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是认同血缘的种族主义,不是一致对外的民族独立建国,而是排斥国内已经溶合了的少数民族.清朝的满汉矛盾,经二百多年的溶合,在文化上已成一体.鸦片战争以后,已形成中西对立,"满洲人"三字只表示一个特权阶层的存在.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为政纲,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实是一种倒退,应重新评估其价值.     

李四光与辛亥革命

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国家出路的大背景下,李四光作为一位新式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号召下亦曾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参与辛亥革命。这充分体现了时代与个人的互动关系。在时代的号召下,他接触革命党人,接触革命思想,实现思想转变,走上革命救国道路,而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对李四光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辛亥革命后,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他积极参与实业建设,力图实业救国,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只有不爲變化即進化,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回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説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纔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