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

唐代进士科“其初止试策”说始于唐 ,五代时又将之与“三场试”相联系 ,后世相沿 ,几为定论 ,然其说颇可质疑。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 ,其“试读”即口试之帖经。贞观二十二年进士科已有“文”、“策”两个试项。上元、仪凤年间进士科已有帖经 ,显庆四年也有试“表”、“箴”之先例 ,此外还有试“一小经”之“旧例”。永隆二年《条流诏》确立“二项 (场 )试”制度以前 ,已经存在着实际上的二项试 ;开元二十五年《条制诏》确立“三项 (场 )试”制度以前 ,也已存在着实际上的三项试。它们为最终形成诏令、确立制度提供了经验和基础。二诏所立试制不同 ,两相比较 ,尤能见其变化之脉络与重心之所在     

浅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研究方法

程千帆先生在学术上有相当深厚的造诣,他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使得文学研究出现了跨学科和综合化的趋势,也进一步的推动了研究向深层次进一步发展。     

“学究”原是一科别

最早,"学究"一词是专门名称,出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有进士、明经等科,其中明经这一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几种。经,指经书。五经就是《易》、《诗》、《书》、《礼》、《春秋》。应科举考试的人中可以应五经     

“见字知质”——记贵阳进士罗文彬

罗文彬,字质安,别置植庵,号香草园主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生于贵阳田家巷,光绪二十九年（1903）卒于昆明。同治九年（1870）中举人,次年成进士。历任清朝政府礼部铸印司员外郎,祠祭司章印,会典馆纂修,图书总纂处提调,云南永昌府知府等职。他一生吏艺双馨,秉直清高,励精于朝廷与书画。著有《平黔纪略》、《盐法志》、《援黔录》、《家礼便览》、《香草园集》等书。光绪初年,主持修缮贵阳扶风山阳明祠,不惟复其旧观,且亲手摹刻原有的石碑。     

论唐代河西地区“同城”的边防地位

"同城"是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司驻防区北缘的重要边疆驻防城之一。唐代河西节度使司北部的同城位于"合黎山峡口"东北一千里、居延海西南方的"居延水两汊中",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偏东的马圈城古城。无论是"同城镇"时期,还是"安北府"时期,或"同城守捉"时期,抑或"宁寇军"时期,同城作为北部边疆西段的战略支撑点之一,始终保持着拱卫河西、进取漠北的军事政治地位。构成其战略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三方面:宏观的流沙地貌条件限制、居延绿洲农牧经济的支持和南北东西交通要冲的节点。     

弘扬国粹 传承文明——清代百名进士墨迹于“澡雪山房”画廊展出

10月28日,清代百名进士墨迹在甘肃省文物商店"澡雪山房"画廊开展,集中展示了全国160多位清代进士的遗墨,是该画廊从近30年在全国征集的收藏作品中筛选出来的精品。此次展出之清代进士墨迹"或出自机杼,因寄所托;或手摘隽语,集以成联;或往来酬唱,信笔游艺。     

广州明代“乙丑进士坊”及其文化内涵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牌坊作为纪念性建筑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广州的“乙丑进士坊”始建于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原位于“四牌楼”（即今解放中路）,现存于中山大学南校区内。它是广州现存重要的明代建筑文物,是民国时期俗称“四牌楼”中的一座。然而长期以来其相关史实尚缺乏较完整的探索。本文旨在清理明代以来“乙丑进士坊”的相关史料,并探讨其文化意义。     

论唐代的“毁墓”——以唐昭容上官氏墓为例

"毁墓"是唐代一种特殊而又常见的现象,本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唐代毁墓实证入手,分析了毁墓行为的实施主体、动机及期望达成的效果。又以唐昭容上官氏墓为例,通过考古发掘遗迹,试图还原唐代毁墓的具体做法。毁墓暴尸这种看似有悖常伦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心理威慑因素。唐代当权者自武则天开始,就运用毁墓手段彰显其价值观,成为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展现出包容博大的唐代社会的另一面。     

唐代“官仓”研究综述

仓廪制度作为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环节,历来为治史者所关注。国家财富的集中及其分配过程,涉及仓窖本身的建置和粮食纳入、支出程序等诸多层面,仓廪制度之运作过程亦对国家财政的稳定与否产生影响。     

唐代鹦鹉衔绶“同模镜”刍议

中国浙江省绍兴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双鸾长绶镜与日本鸟取县三德山三佛寺收藏的鹦鹉纹铜镜图案相同,尺寸一致,应定名为唐代鹦鹉衔绶镜。这两件同形铜镜是用同一镜模翻制的不同镜范浇铸的同模镜。镜背图案细微之处有所不同,是泥质镜范脱模时图案遭受缺损后进行修补所致。唐代,中国的铜镜通过多种渠道流入日本。三佛寺收藏的唐代鹦鹉衔绶镜大约在唐代中期由遣唐使带回日本,流传两百余年之后,由一位叫做“平山”的女信徒在一次高山祭祀活动中奉献出来的。我们期待这两件离别千年之久的“兄弟镜”能够聚首,使中日友好交往的这段佳话延续下去。     

揭开中国文明的“老底儿”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说,很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是“揭老底战斗队”。其实,在“揭老底”这方面,考古的能量比文献记载还大,因为考古有时还可以“揭”文献记载的老底儿。     

唐代双龙“金玉满堂”花体篆吉祥钱

1998年初春,笔偶得一吉祥钱“金玉满堂”,爱不释手。此钱径62、穿径15、外缘宽4、钱厚2毫米,重34．1克。钱体铜质传世古,面“金玉满堂”四字并足对读,背双龙旋绕。钱底内,面为大罗纹横向网状排列,背为小罗纹网形。在“金”字头端专门钻一小孔约3．5毫米供系线绳佩戴。整体古朴精美,官铸无疑。     

唐代命妇凶礼卤簿“鼓吹”使用制度补考——以唐代碑志为中心

本文以目前考古资料记载的唐代皇太后、皇后以外正一品命妇凶礼卤簿使用鼓吹、或模拟鼓吹使用音乐的碑志为考察对象,对文献所载唐代命妇吉凶卤簿制度进行了两项补充:正一品内命妇皇帝夫人凶礼卤簿使用鼓吹或为"准制";正一品外命妇公主凶礼卤簿偶给鼓吹,公主、亲王妃等正一品外命妇凶礼卤簿模拟鼓吹使用音乐或为"准制"。     

中国最后一位“传胪公”——李稷勋

中国科举考试中第四名,称为传胪。所谓传胪,即要站在殿上代皇帝传呼众进士上殿觐见,传胪之人不但要才出众,且须长相俊美、声音洪亮。中国最后一次开科取士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状元为四川资中的骆成骧,而点传胪的是四川的李稷勋,这就是中国最后的一位“传胪公”。     

宋代广西科举史上两桩轶事——兼及“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出处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盛于唐宋,延续元、明、清,千馀年不绝如缕。     

唐代“私田”研究综述

《天圣令》的发现及研究的深入,极大地推进了唐宋法制史及经济、政治制度的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历史所举办的《天圣令》研读班中,通过逐条逐句对令条的释读,发现了许多以往未及展开讨论或讨论有待深入的论题。继续这些研究,需要将以往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本文是该研读班的系列成果之一,以后随着各卷的陆续展开,将继续进行相关问题的学术史回顾。     

北宋“钱荒”原因新探

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封建王朝大多铸造了铜钱。各个王朝每年铸造了多少铜钱,献记载并不全面、详实。唐朝在全盛时期曾经创造过一年铸铜钱100万贯的记录,但只有一次。一般说来,在北宋以前,中国封建王朝每年所铸铜钱数在20万贯到33万贯左右。北宋是我国历史上铸造铜钱最多的王朝。在宋真宗时期,铜钱年铸造量已超过100万贯。宋仁宗时期,铜钱年铸造量已达300万贯。以后一直保持在每年铸造铜钱300万贯以上。宋神宗时期,每年铸造铜钱竞超过500万贯。据专家估计,北宋铸造铜钱总数应在3亿贯以上。     

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区

本文着重论述唐代河曲地域 4个都督府政区的建制沿革、管区变迁和府际边界的基本位置。河曲 4府的建制沿革可分作武德至贞观、永徽至景云、先天至天宝 3个阶段。天宝年间河曲4府辖区相对稳定 ,灵府管 2正州、7羁縻州 ,夏府管 4正州、9羁縻府及 1羁縻州 ;胜府管 2正州 ;丰府管 1正州。灵府与丰府的边界线实际在今库布齐沙漠 (唐时库结沙 )西段中部 ,再由此逶迤往西抵达黄河与乌加河的分汊处 ;夏、丰 2府的边界实际位于今库布齐沙漠东段中部一线 ,亦即唐代“胡洛盐池”北面、纥伏干泉东西一带 (今杭锦旗北部 ) ,边界向东抵达一条北流注入黄河的小河西岸 ;麟州与胜州的边界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南流之窟野河与北注黄河之母化河、虎嘶太河的东西走向的分水岭上 ,向东越过黄甫川上游而达黄河西岸 ;夏府与安北府直管区的边界应在今北流入黄的几条小河的发源地 ,即自巴龙梁向西延续的分水岭高地。     

“淡妆浓抹总相宜”——以李贺为例略论唐代色彩诗歌

唐诗中充满着五彩斑斓的色彩,呈现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态势。本论文主要以李贺为例,结合唐代一些名诗人的诗作,简要阐述唐代色彩诗歌,进而对唐诗艺术魅力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雇人上烽契”与唐代“雇人上烽”研究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疆域空前辽阔而强大的政权,为了实现对包括西域在内的全国进行有效控制,全面推行并建立了边警预报制度——烽堠制度。但由于此制度处于整个边防制度中的最底层,因而史书对此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尤其是对唐代所独有的"雇人上烽"现象更是只字未提。本文依据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有关唐代边防的文书,对唐代烽堠体系中"雇人上烽"现象出现的时间、地点及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