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志》编纂年代考

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方志《新安志》,是罗愿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撰成的.罗愿的自序及当时知州赵不悔的序都表明这一点,故《四库全书总目·新安志》日:"淳熙二年,赵不悔为州守,乃俾愿续成之."     

罗愿《新安志》所据史料略考

目前所见有关罗愿《新安志》所据史料的考述,或存在一些基本的误判,或流于宏观性的概述,未有具体而准确的结论。据《新安志》内容及罗愿的引用和注释,可知《新安志》所采用的史料主要为当朝志书,包括徐锴《方舆记》、乐史《太平寰宇记》、《祥符(歙州)图经》《徽州图经》等。此外还参考吸收了当地石刻碑记等实物资料,以及正史官文、笔记杂说、行状碑传等文献。这显示出罗愿编纂《新安志》过程中收集和利用材料的广泛性。     

《永乐大典》所辑《新安志》研究

《永乐大典》所收之《新安志》佚被辑录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下称《辑佚》）一书中,因此书为辑佚之作,故未对《新安志》作过多的探究,目前也未有其他学对此志加以分析和研究.现存徽州府志中,宋代仅存淳熙二年（1175年）罗愿所修之《新安志》,明存三志,最早的一部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修的《徽州府志》.在这320年间虽几经修志,但原志均已亡佚,无法了解到原志的真实面貌,实为憾事.根据《永乐大典》成书时间,这部《新安志》应修于永乐六年之前,故对此志加以研究,发掘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能够起到补阙的作用.鉴于此,笔对这部《新安志》作一初步探讨,并对有关问题作一分析和说明.     

《永乐大典》本《新安志》佚文订误七条

以淳熙《新安志》、弘治《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为主要参考,广征其他文献资料,对《永乐大典》所收《新安志》的七条记载中的错误作了订正。     

《永乐大典》所收《新安志》佚文订误二则

以淳熙《新安志》和弘治《徽州府志》为主要参考,广征其他文献资料,对《永乐大典》所收《新安志》的两则记载中的错误作了订正.     

《（新安志）整理与研究》评介

南宋徽州县人罗愿所撰《新安志》是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一部方志著作。安徽师范大学萧建新、杨国宜二位先生,从文献学角度对《新安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最终成果《（新安志）整理与研究》于2008年1月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面世。这是近年来方志、宋史和徽学研究领域中一部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力作。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静江腰鼓”与桂林东窑的调查研究

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至淳熙二年(1175年)间在桂林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的范成大在其著作《桂海虞衡志》一书的《志器》篇中提到：“花腔腰鼓出临桂职田乡,其土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油画红花纹以为饰”。同时期在桂林任府学教授的周去非在所著《岭外     

《永乐大典》本《徽州府新安志》编修时间考

根据徽州府建置沿革、徽州方志编修源流和佚文提供的时间线索可知,《永乐大典》收录的《徽州府新安志》应该是明代洪武初年朱同编修的《新安志》。朱同的《新安志》在《永乐大典》中有三个书名,《永乐大典》存在着著录文献不严谨的现象。     

明刊宋元史籍《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研究

明刊《新安忠烈庙神纪实》是目前记录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最完整史料,也是后人藉以了解宋元徽州历史的重要资料。该书以南宋徽州文献《汪王事实》为祖本,经历了南宋乾道五年、咸淳七年和元代泰定时期的三次编纂,主要的编纂人分别为南宋徽州知州郏升卿、徽州学录胡立忠以及元代紫阳书院山长张炳。该书在宋元明时代的编纂与刊刻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人物之间的密切互动,虽然士商群体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行政守宰的作用也颇为关键。     

方信及其家世友人考

方信是明代徽州人,太学生,生活于弘治到嘉靖年间,他编纂的《新安志补》,主要是对《新安志》和《徽州府志》这两部方志进行补正,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一直以来,对于方信的生平知之甚少,甚至无法考证。本文将据有限的资料,对方信的家世、生卒年代及友人进行逐一考证。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