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宋玉册官制度——以碑志资料为中心

玉册是我国古代册书的一种,形式模仿简牍,册文直接镌刻在编联成册的大理石或汉白玉册条之上。唐宋时期,玉册是中原王朝即位、册命、上尊号、上徽号、上（或赐）谥号、追谥、遣奠、封禅、祀汾阴后土、谒陵、郊庙等礼制活动当中使用的重要仪具。本文拟从碑志等实物资料出发,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制造玉册的机构、人员以及相关问题略作论述,以求理清该时期玉册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     

我看赛典赤——郑和世家事迹的碑志谱牒

对郑和世家的研究,是随着后人对赛典赤——郑和族裔在治国安民以及民族、宗教、航海、外交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和影响的不断发现和认识而受到重视的。     

《文物春秋》诸碑录文疑义之商榷

本文对《文物春秋》近几年刊发的10篇介绍碑碣、墓志文章中的录文做了认真的考证,在对照原作所发拓片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中有疑义的字句逐一列出,重新做了录文,并阐明了订正的理由和依据。     

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

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     

唐代命妇凶礼卤簿“鼓吹”使用制度补考——以唐代碑志为中心

本文以目前考古资料记载的唐代皇太后、皇后以外正一品命妇凶礼卤簿使用鼓吹、或模拟鼓吹使用音乐的碑志为考察对象,对文献所载唐代命妇吉凶卤簿制度进行了两项补充:正一品内命妇皇帝夫人凶礼卤簿使用鼓吹或为"准制";正一品外命妇公主凶礼卤簿偶给鼓吹,公主、亲王妃等正一品外命妇凶礼卤簿模拟鼓吹使用音乐或为"准制"。     

魏晋南北朝突破性发展的书法碑志

中国书法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它的历史可以分为由简到繁、简繁交替和由繁到简三个发展阶段。书法的产生,最早是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然后才成为艺术的需要,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还是东汉以后的事,准确地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书法已经历了前两个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岑仲勉教授对石刻碑志等史料的考释——以唐与朝鲜半岛关联石刻等史料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岑仲勉教授(1885-1961)20世纪前半期活跃于中国史学界,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他研究领域广博,涉及隋唐史、中西交通史、黄河变迁史、古代姓纂谱系、西北民族等。对此,学界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讨。然而,岑著中有关中古石刻碑志,特别是唐朝东北边疆,以及对石刻碑志中涉及唐与朝鲜半岛政权交往的诸多人物事件的研究,学界至今却鲜有论及。鉴于此,探讨岑教授对石刻碑志的考析,发掘其中涉及的唐代东北边疆乃至朝鲜半岛人物事件,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从两方高阳碑志拓片看明清两代的学规禁例

学规禁例作为古代教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蕴含了大量关于古代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以及学校生活等方面的历史信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馆藏高阳碑志拓片中,有两通刊刻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和清顺治九年(1652)的晓示生员卧碑,是明清时代钦颁全国学宫指定嵌置明伦堂左右壁的学规禁例,本文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     

明代碑志文本的形成、流变与传播

明代石刻文献向来不受传统金石学重视,然而结合丰富的传世文献,却可以还原碑志文本形成与传播的完整过程。碑志稿本完成以后,文本已经通过木刻或手抄流传开来,在此期间,丧家和文人亲友的修改意见会影响文本的面貌。碑志上石之前,丧家需要最终填补修改稿本,然而修改的尺度经常逾越文人的预期,这就可能造成石本背离作者意愿的局面。石本文本通过拓本、副本、葬录等多种途径传播。文人自编文集中的碑志文本,很多经过文人后续修改,反映文人创作的理想面貌。后人编刻文集的文本,不但可能出现刊刻的讹误,而且编刻者有时会刻意删省世系子孙等内容。碑志文的石本与集本有着不同的文本形成轨迹,两者之间无法互相取代。     

阿史那忠碑志考述

阿史那忠是陪葬昭陵的少数民族将领之一，墓在礼泉县烟霞乡西周村西约三百米的地方，西北距昭陵——九峻山主峰约七华里，墓地至今尚存封土。墓前原有碑石两通：一为原立神道碑，碑文见《金石萃编》、《昭陵碑考》、《昭陵碑录》等；一为清毕沅所立记墓碑。两通碑石今存“昭陵碑林”。     

《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标点辨误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碑刻史料集,但是由于拆散词语、不明地理官职、语义层次不清等原因造成标点方面出现不少错误,本文加以分类分析并订正.     

陕西碑版石刻及其分布特点

中国古代树碑立石的习俗,远起于三代。当时的碑石用于识时、辨向、栓牲和下棺。西汉之后,碑版石刻逐渐有了一定的形制。“臣之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见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名谓之碑也”(释名·释典艺)。东汉郑玄注《仪礼》:“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两千多年     

太仓元明沉船的调查与发掘

太仓地处长江人海口岸,位于我国东部海岸的中心地带,它曾于元明二代两度崛起,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海运和对外通商港口。据文献和碑志记载：太仓刘家港在元代由于海运被称为“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太仓刘家港由于“七下西洋”出海始发港的特殊区位条件,其经济发展、港口建设和造船、航海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汉车骑将军冯绲碑志考释

冯绲,东汉名将,字皇卿,巴郡宕渠人,一生历仕汉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四朝,曾两次南征,战功卓著,先后任侍御史中丞、陇西太守、辽东太守、廷尉、太常、车骑将军等职, 《后汉书》有传。他死后归葬故里,在宕渠古城遗址即今渠江县城坝村,冯绲父亲冯焕的墓及其     

翁同和临《张迁》、《衡方》两碑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令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其实康氏的这一观点,早在明末清初早已产生,当时大书家傅山、郑谷口等皆对碑法产生浓厚的兴趣,以致影响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