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考釋

北京大學藏秦代木牘《泰原有死者》是近年公佈的一份珍貴出土資料,它以復生者口吻講述了死人的好惡及地府冥界中的價值取向,對於研究秦代的婚俗、喪葬、祭祀、死後世界及鬼神觀念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着重分析了如下內容:死而復生者的身份認定及女子的婚姻歸宿,死人的財富觀念及黃圈的象徵含義,古人的魂魄觀念及形"魄"拘閉地府的認知,鬼神亦須飲食的祭祀理念及後世道教的天廚、地廚觀念,强調以故衣殮葬及其背後隱藏的薄葬用意,以揭示秦漢時人的宗教信仰和民間習俗,期望有助於理解這篇牘文的深層含義。     

从《岭外代答》看宋代中国南方民族的鬼神观念——以广西民族为考察中心

透过《岭外代答》中的零散记载,以广西作为中心考察点,可以窥见宋代我国南方民族的鬼神观念比较盛行,从日常生活到宗教祭祀活动中都印下了浓重的鬼神观念的色彩,其表现形式多样,包括自然物人物的鬼神化、鬼魂存在的想象、占卜和巫术的盛行等。     

浅析汉画像石关于祭祀仪礼中的供奉牺牲

浅析汉画像石关于祭祀仪礼中的供奉牺牲李国华汉画像石是汉墓、祠堂、阙等为死人服务的建筑中刻绘图像的石质建筑材料及画像石停的特称。汉墓,汉代人称之“千万岁室”①;石椁与汉墓具有同等效用,是死者灵躯安附的天堂;祠堂是“鬼神所在,祭祀之所”②;阙则为“天门”...     

齐家文化祭祀遗存的初步研究

齐家文化发现的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主要有祭坛、祭祀坑、石圆圈遗迹、居址内火烧、涂抹和摆置现象，还有卜骨、特殊场合使用的砾石等。通过对这些祭祀遗存的辨识与初步研究，我们认为齐家文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祭祀系统，注重对祖先神（人鬼神）的祭祀，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祭祀活动；动物在祭祀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砾石或为特定场合祭祀活动“通灵”的媒介。齐家文化既参与了以夏、商王朝为主的祭祀仪式和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也影响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以降氐羌族的宗教观念。     

从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简看秦代政府对农业的保护

秦代农业发展与秦代统治者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及重农政策分不开,秦统治者采取的农业保护措施主要是:设立徒隶买卖市场,确保农业劳动力有效供给;协调农业生产和徭役的关系,以农业生产为重;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田间劳作时间;政府补给劳动者必要的粮食,维系和延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祭祀先农列入国家祭祀典礼,在观念上重视农业。     

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

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是日本古代国家神祇祭祀体系中的与疫病有关的祭祀。本文主要是分析这三个祭祀中蕴含的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镇花祭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神作祟"观念,道飨祭是一个混合了中日两种文化因素的祭祀,一方面其思想依据是鬼魅、特别是中国的疫鬼观念;另一方面,道飨祭对于鬼魅的态度并非中国式的暴力威胁,而依然采取日本原有对待神的恭敬态度。疫神祭中的"疫神"则是把中国的疫鬼改造为日本式的"神",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信仰的话语体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疫病祭祀的角度对三个祭祀进行整体把握,发现道飨祭和疫神祭的鬼神观念均来源于中国的"疫鬼",以及日本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的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     

《说文》“示”部字的宗教解释

中国文明起源于文字,而文字的起源与我国早期的祭祀密不可分。《说文》的示部字共同体现了古代祭祀神袛的宗教行为,通过对《说文·示部》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多神崇拜的宗教观念,古人通过祭祀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敬畏及得到神的赐福的目的,以此,我们可以看到"宗教"一词的真正含义:即神与人相契的"联系之物",古人就是通过对宗教的实践来获得超越生命的真正目的。     

诗言志观念的雏形——《尚书·尧典》“诗言志”浅探

《尚书·尧典》是"诗言志"最早的文字记载,显现了春秋以远先民的诗歌创作观念,其内容始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活动有关,这是"诗言志"观念的最早孕育。     

楚人宗教信仰刍议（续）

二、人类鬼神人类鬼神即死人的灵魂。人类鬼神崇拜即人类灵魂崇拜。“灵魂不死”的观念,是人类鬼神崇拜的基础。基于万物有灵的思想,人类自原始社会起,就相信人与世上万物一样具有灵魂,人活着的时候,灵魂依附于人的身体,控制并支配着人的思维与行动,人死之后,灵魂与身体相分离,肉体消失了,灵魂依然存在,并能以某种形式对人产生影响。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即存在人的灵魂不死的观念。距今五万年至二万五千年前,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在埋葬死者时,随葬有死者生前佩带的装饰品,并在遗体周围撒有红色粉末。这种行为,意味…     

铜器铭文所见白狄中山的天命鬼神观念

"天"字在中山王器铭文中频繁出现,为探寻白狄中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殊为可贵的材料。铭文中反应了"天"赐忠臣的缘由、白狄中山的祭祀对象以及祭祀方式等。最后我们认为白狄中山的天命鬼神观念源于华夏文明的同化。     

论王充“报功、修先”的祭祀观

在宗教和神学思想笼罩的汉代,世人相信通过祭祀鬼神能够佑福避害,否则便会逢祸遇灾,故信鬼神、重祭祀之风盛行,以致劳民伤财、家破人亡。王充怀着"疾虚妄"的精神,批判地树立了"报功、修先"的祭祀观,即祭祀并不是为了求取福寿,而是为了报答和崇敬地对待对人类有功劳的自然万物、贤圣及祖先。     

有选择地恢复传统年节祭祀

祭祀活动根源于鬼神信仰,本质上是将人际交往礼节实施于观念中的人神之间。然而,由此形成的祭祀文化,则完全超出了人神关系。陆游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家祭本是常规     

虔敬朕祀——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

秦人祭祀始于襄公,文公徙都汧渭之会后又作鄜畤等祭祀设施,随着都城迁移在雍城周边形成了以雍四畤为中心的祭祀文化体系,包括上帝、先祖、山川、社稷及伏腊等五大类祭祀,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相关祭祀不仅见于古代文献,并多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秦国都城迁徙到栎阳、咸阳后,雍地的祭祀中心地位一直未动摇。秦始皇统一六国,雍地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相关礼仪经整合、增益而推行于全国。西汉王朝建立后,不仅继承秦代的政治制度,也沿袭秦的祭祀礼仪并略有增益,进一步形成了以郊雍为特色的西汉国家祭祀礼仪。     

秦汉时期的祝官

秦汉时期的祝官属于奉常官系统,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处于中下层,是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宗教性官员。《二年律令·史律》提供了祝官培养和选拔的宝贵材料,是知在秦汉时期,祝官通常由太祝令、丞以及员吏、冗祝、祝五更、祝学童等人员构成。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时期祝官的职事以祭祀鬼神为主,在祭祀礼仪中具体负责迎送鬼神、念诵祝词、献祭等,另外还包括为国君本人祭祀以求福免灾,或者帮助国君抵御来自臣下和民间的祝诅等。     

“周家台祠先农简”所见秦代乡民私祀的若干问题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习俗延续至汉代,堪称秦文化遗泽后世的重要遗产。     

谈上博简《鬼神之明》的学派问题

《鬼神之明》刊载于上博简第五册,主要讨论鬼神"有所明"与"有所不明"的问题。自竹书发表后,不少学者曾就其学术派别的问题作出论述,当中有认为《鬼神之明》为墨学作品,但亦有持反对意见,以为竹书是反墨、墨学异端甚或是儒学之作。本文透过《鬼神之明》内容的剖析,指出篇中虽然提及鬼神"有所不明"之说,但所反映的思想在本质上实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鬼神观有所不同,且部分更与墨家有暗合之处。此外,本文通过篇中思维方式与《墨经》逻辑学说的相参照,提出两者实有不少可比观的地方。     

汉魏时期蜀汉、孙吴墓葬中的佛教遗物--兼谈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

长江流域汉魏墓葬出土的佛教遗物是当时宗教信仰的反映,是人们祭祀祈福的工具。佛教自传入汉地,依附于中国的黄老神仙方术和传统的鬼神观念而发展。汉魏时期,佛教自长江上游向中、下游传播发展。受地区的影响,各地表现佛教信仰的器物各具特色。     

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

西汉末年郊祀制初创,遍布全国的祠时祭祀被罢废,国家祭祀格局在空间上剧烈收缩,作为国家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随之发生变革。本文关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束汉国家山川祭祀,将之分为“岳渎之祭”与“郡国山川祭祀”两类,以石刻史料为中心,探讨束汉山川祭祀的仪制、性质与分层。在东汉,国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山川祭祀都进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时,国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个山川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退向边缘,地方色彩渐趋浓厚。山川祭祀随整个国家祭祀格局的变迁,摆脱了先秦遗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商代的拜祭与御祭

一商代的拜祭二商代的御祭商代崇尚鬼神,祭祀频繁。《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根据殷墟甲骨刻辞的记载,商代的重要祀典除岁祭外,还有拜祭与御祭,二     

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

山川祭祀在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显要,秦代首创了统一王朝山川祭祀的大格局,将名山大川整合为一个体系,其中又有"崤以东"与"华以西"的区分。西汉中前期对秦的格局既有延续也有调整。本文逐一梳理了秦至西汉初年"名山大川"的地望,考证其祠庙具体位置及设立时间。同时,本文考察了秦至西汉中期的国家山川祭祀格局,并分析了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秦汉的山川祭祀不仅是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地理格局的一种反映,承担着宣告王朝正统性及皇帝控制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