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经：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

“六经皆史”说井非章学诚始倡,却被他特别强调,是他学术理论中的重要命题。本文认为,章氏“六经皆史”说并非贬损经的地位,相反,而是借重史学“道不离器”的传统,矫正心学的积弊,恢复经学的本旨。“原经”成为章学诚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     

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

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在书中其他篇章又多次论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而柴德赓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第4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     

钱锺书史传观臆解

钱锺书不写自传,且对时兴的自传写作屡次表达讥讽与批评。这与钱氏关於史传的看法一致。他依“六经皆史”说提出经、子、集莫非史的观点,初看似扩大了史料之范围,实则洞见到史传作为文本的非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钱氏否定“信史”的可能与努力,恰恰相反,他以“谈艺者”的生命历程,提供了解读史料与认知历史的深度思考。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章学诚循着"文史校雠"之学的取径建立起"六艺皆官礼之遗"诸说,实为"六经皆史"观念之根源。从该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丰富的意蕴:由"六经皆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之著述"所指涉的"道器合一"、"官师合一"、"治教合一"的价值观念;由与经学的抗争而激起的从"述作"角度诠释的"以史明道"的主张;由《史籍考》的编纂而突显的"尊史"思想;由修志实践而悟到的以"府史之史"(即"书吏")的卑微身份以道自任的主体意识;从以史通今的立场出发,既视经典为"一代之实录",又深深维护其为"万世之常法"的思想。章学诚对六经的新认识与他应对"汉学"、"宋学"交攻的背景密切相关,更与如何发挥经典在他所处时代的作用这一问题有关。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論錢鍾書對“六經皆史”“六經皆文”説的傳承發展

錢鍾書認爲,人文科學的各個研究對象彼此繫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着不同的學科。他批判吸收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説與袁枚的"六經皆文"説,提出了"經、子、集皆心史"的觀點,顯露出"經、史、子皆文章"的學術觀念。這種打通各人文學科的治學思想,不但體現出通覽古今典籍、廣求治學材料的宏闊視野,更彰顯出融通經史子集、會通人文之學的宏大抱負。錢鍾書的治學思想和治學實踐所昭示的會通之精神、優遊之境界,對於重建"文史哲不分家"的古典人文學傳統,扭轉當今相對割裂的人文研究格局,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本文並從修辭學、文體學、敍事學、文藝心理學、中西比較文學以至文藝本源論等六個方面,舉例説明《管錐編》的跨學科文學研究實踐及其文論潛體系。     

论章太炎的经史观

章太炎作为传统学术现代转型期的代表人物 ,其学术思想富有特色。就经史观而言 ,他的“六经皆史”说与近代启蒙思潮、新史学思想相结合 ,对前人成说有质的突破 ;在此基础上 ,他所形成的“征信”论相对于当时的“疑古”之风 ,他治学的“求真”精神相对于前人的“求实” ,都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他以新史学方法治经 ,运用社会学、逻辑学等方法解经 ,则体现了方法论上的贡献。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钱钟书史学思想三题

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包罗宏富,横看成岭侧成峰,难以一概称之。他诚然申说过“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谈艺录》38页)的学术裁断,表彰过刘知几“视史如诗,求诗于史”(《管锥编》164页)的治学心路,似是将一切文献都当作“诗”来研究了。但他也并非没有“视诗如史”“求史于诗”的时候。如判言《楚辞》的《招魂》“可藉以想见古代风俗”(《管锥编》632页),《天问》“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同上608页),甚至曾经宣称“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微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谈艺录》266页)。由此观之,说钱锺书先生的工作类带着历史研究的性质,并非穿凿之谈。他的卓明史识具有渊博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的阐发。本文择其大要,先揭出三端。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关于“六经皆史”渊源的几种说法

"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学诚将这一命题提出后对后世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六经皆史"是否为章学诚首创存有争议,笔者试着对"六经皆史"渊源的几种不同说法做一总结。     

西汉“海内皆臣”砖研究

“海内皆臣”砖为西汉时期的宫殿用砖,其铭文集中体现了西汉时中央集权、归农著本、保障民生等治国思想,是两汉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字砖之一.其文字应为“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饥人”,“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饥人,践此万岁”.十二字砖、十六字砖分别出土于山西夏县和洪洞县.前者应为安邑宫的遗物,后者也可能属于史籍失载的一处位于杨县的西汉宫殿.《附录》收集了36种“海内皆臣”砖,其中部分为初次公布,为目前最全面的版别资料.     

周公、孔子与"文明化成":章学诚的儒学之道

章学诚以其著名的“六经皆史”说而为现代中国所知。但是要理解这一说法的全部内涵,我们就必须研究实斋“周孔之辨”的命题,这一命题提出了周公与孔子,谁才是最伟大的圣人的问题。只有考察了这一命题,我们才能在把握“六经皆史”本质含义的基础上全面理解实斋的儒学思想。章实斋超越于清代今古文门户之上,力图通过自己颇具独创性的史学,重窥贯通天人、化育文明的完整儒学之道。     

隋文帝“后宫有子者皆不育”考证

岑仲勉先生的《隋唐史·隋史》第十节写道:“(隋)文帝子五人,皆独孤后出,避后之妒忌,后宫有子者皆不育。”隋文帝杨坚有五子,皆独孤皇后所生。诸史无文帝后宫生子而不育的记载。《隋书·后妃传》载隋文帝“唯皇后(即独孤皇后)正位,傍无私宠”。这主要是由于独孤皇后“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资冶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开皇十九年)云:“独孤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没宫中。上(文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隋书·后妃传》载,容华夫人蔡氏深得文帝喜爱,但“以文献皇后(即独孤后)故,希得进幸。”可见,独孤皇后对     

袁枚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探析

袁枚是 1 8世纪中国知识界声名最盛 ,成就最著 ,影响最大的文学家、诗人 ,同时又是颇有造诣和建树的思想家、学者。但以往的研究多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本文致力于阐发袁枚的思想主张 ,对袁枚提倡的六经皆文的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作了深入的探析 ,并论述了其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 ,认为在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领域 ,袁枚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六经”次序探源

“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 ,并非出于今文家 ;而“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 ,虽然出自古文家 ,但也渊源有自。《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其后 ,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 ,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陆德明“用《易》居前”本于“著述早晚” ,周予同“以《诗》为首”“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的论断 ,文献尚难坐实。从帛书《要》篇提供的线索看 ,孔子晚年以前轻视《周易》 ,所以殿《易》于《诗》、《书》、《礼》、《乐》之后 ,晚年以后重《易》 ,所以冠《易》于《诗》、《书》、《礼》、《乐》之前     

试论郑樵的“会通”思想

“会通”思想,贯彻在郑樵毕生的学术活动中,并在郑樵最重要的治学成果《通志》中表现得最突出、最集中和最完整。 何谓郑樵的“会通”思想?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阐述说:“水不会于海,则为溢水。途不通于变,则为穷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他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