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的郡兵調動:以“郡國”、“州郡”的行政變化爲背景

秦漢地方從戍卒羣體中,選拔保持有常備兵。在郡作爲橫向派生的軍事、行政區出現後,這些地方兵在訓練、調動上呈現郡兵性質。郡兵活動一般受郡界限制。發生動亂後,根據動亂的範圍、性質,政府會采取不同等級的應對措施。從地域整合角度,"州"一級的軍事作用愈受重視。西漢後期,刺史、州牧的制度反覆,並未涉及州軍事職能的增減。州的相關權力,實際在新莽後始得發展。更始、東漢受王莽政權影響,州軍事權力大增,但地方兵主要仍然是郡兵。東漢初雖罷郡國兵,但地方後來仍保留一定規模的常備兵。     

东汉时期的屯驻营兵

东汉时期,国家为适应军事防卫的需要,在边郡和内郡设置了屯驻营兵。屯驻营兵的设置,是东汉军队中出现的新事物。屯驻营兵与各郡的郡兵不同,它是国家在边郡和内郡的地方常备军,是由专门的军事官员指挥的。营兵的设置,使东汉初年兵制改革后。内郡和边郡防卫力量削弱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变。因此,东汉营兵所处的地位不能低估。     

“渤海郡”与“渤海国”关系新考

渤海国是唐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与汉代所置的渤海郡并无关系。渤海国的称谓是有变化的,如建国初称“振国”或“震国”,唐朝册封后称“渤海”、“忽汗州”、“渤海都督府”、“渤海国”等,辽灭渤海后称之为“东丹”、“东丹国”等等。在这些称谓中,并没有“渤海郡”一称,在此通过查找史料中对渤海国事例的相关记载,来阐述这一观点。     

西汉后期河务与清河郡行政变迁——兼论汉郡职能与郡都尉职掌之关系

居延汉简揭示了贝丘、厝、鄃等沿河诸县曾由魏郡划入清河郡的事实。此事实以及汉元帝改清河国为郡、贝丘成为清河都尉治所等现象,都与西汉后期治河形势变化引起的清河郡河务职能的强化有关。汉代部分内郡承担有国家赋予的专有职能。郡都尉虽以"将兵"为责,但并非总以军事为主要职任。郡都尉的职责,乃至治所,都与其所将之兵从事的主要活动、与国家赋予该郡的专有职能密切相关。西汉后期清河郡承担治河职能,清河都尉也以治河为主要职责。     

试论两汉时期合浦郡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

两汉时期,政治上,合浦郡成为中原王朝的牢固边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稳定;经济上,合浦郡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促进了汉王朝的对外海上贸易交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技术的创新;军事上,合浦郡日益成为中央王朝驭控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及今海南岛上儋耳、珠崖两郡的军事要地。     

两晋南北朝涪陵郡置废、州属、领县杂考

古今沿革地理著述中,对两晋南北朝时期涪陵郡的置废、州属、领县等情况的记述,多有不实之处。实际情况是,西晋后期涪陵郡已由梁州还属益州,至南齐时仍属益州。涪陵郡在成汉前期仍由晋朝控制,在成汉后期成为争战之地,建置难以持久,最后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东晋平定成汉后,在巴郡枳县设涪陵郡,属于侨郡,但不久恢复了实郡,以后各朝仍置涪陵郡。晋、宋涪陵郡的领县数目难以确认,但涪陵县及其以北的汉葭、汉平县当为其辖县。梁朝时,当地少数民族又脱离朝廷控制,梁至北周涪陵郡仅领汉平一县。涪陵郡曾寄治于巴郡枳县,但枳县始终都属于巴郡,而不曾为涪陵郡属县。     

《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库兵”“库工”“楼船士”考议

山东青岛土山屯刘赐墓出土《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载录诸多行政史料中,包括涉及“库兵”“库工”“楼船士”等信息。地方武备的强化,应当基于对维护治安的考虑。临淮郡堂邑县临江近海。“库兵小大廿七万三千三百六十七”的数量,可能体现出对“临淮海贼”与“江贼”的高度戒备。“楼船士”设置,是水上军事交通事业发展的证明。     

说“太常郡”

西汉武帝末年,太常始辖陵县,这标志着“太常郡”的出现,由于太常所辖陵县的数目不断增加,所以“太常郡”的辖地也在增加,而其边界亦随之变化.由于诸陵县呈点块分布,所以“太常郡”的辖地从未有连为一体.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诸陵县散布于三辅内,而在行政上却隶属于太常.汉元帝永光年间,废除陵县制度,“太常郡”随之消失.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两汉之际 “河西五郡” 共同体的建构与解体——兼论金城郡的地缘关系

更始末,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基于黄河为河西地区屏障的地理认知,以河西四郡跨越乌鞘岭联合金城郡,形成了据境自保的“河西五郡”地域共同体,自任“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此举更改了金城郡的地缘关系,使其进入河西、陇右和中原的区域互动关系中。东汉建立后,刘秀联合窦融的河西集团,夹击并消灭割据陇右的隗嚣势力集团;后公孙述败,“河西五郡”完全失去战略联盟的价值,其解体成为必然。“河西五郡”地域共同体的形成,是窦融将隗嚣视为阻隔其与中原政权交通的独立集团,是多区域结构性关联的结果。两汉之际人们对河西自然区地理界线认识的模糊,是金城郡被纳入“河西五郡”体系的直接原因,而窦融集团的政治需要则是其重要推动力,但此举未能根本改变金城郡的地理区位,也未能结成稳定的地缘关系。     

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

丹阳郡在西汉至六朝之间的历史时期,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本文分两汉、六朝两个时期,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州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基本釐清了丹阳郡的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情况。研究表明:(1)自汉武帝时改置丹阳郡以来,郡治先徙宛陵、东汉末年再迁建业,从此历六朝不改,丹阳郡成为六朝时期的"京邑首郡";(2)六朝时期是丹阳郡区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辖区变动也最为剧烈;一方面,人口增多,新县、新郡的析置频繁,辖区面积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北方侨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特别是东晋南朝以降,辖区内增置大量的侨州(郡、县),进一步促进了本区的区域开发与繁荣,丹阳郡的区域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增强。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校勘平议——兼谈曹魏汝阴郡的辖县名目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中的“为”字属于衍文性质,“汝阴郡”乃宋县的上属郡。曹魏时期新置的汝阴郡由汝南郡析置,辖域范围以汝南郡东南部颍水流域为中心,同时兼取汝水下游部分区域。这样的区划不仅在地域上易于分割,同时也体现了魏晋之间政区的连续性。汝阴郡拥有汝南郡东南部除城父、山桑县外的全部辖境,至少领有十四个县级政区。     

秦代无长沙、黔中二郡略论——兼与陈伟、王焕林先生商榷

传统观点认为约今湖南范围在秦代存在着长沙、黔中二郡,里耶秦简的出土,证实存在的是洞庭、苍梧二郡。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并就洞庭郡与后世史家所持的长沙、黔中二郡的关系以及洞庭郡郡治所在,同陈伟先生、王焕林先生商榷。     

东晋南朝山阳、淮阳二郡侨实问题考辨

东晋义熙土断中,置有山阳、淮阳二郡,南朝相沿,学界往往将此二郡视为侨郡。山阳、淮阳为郡国之名是在汉代,西晋分别改为高平郡、陈郡。在东晋置山阳、淮阳二郡前,此二地已有山阳、淮阳之名。根据东晋侨郡用名之例和《宋书·州郡志》记载新置侨郡、实郡之例,山阳、淮阳二郡并非侨置。由山阳、淮阳二郡设置的历史、地理因素以及领县等情况来看,此二郡与土断中侨郡的设置情况不尽相符。山阳、淮阳二郡并非取旧土之名,在西晋没有相对的原郡,虽土断中所立,并不是侨郡。     

浅论两魏周齐时期山西地区的侨置州郡

北朝后期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山西地区渐次出现了一大批的侨州侨郡,多分布在河谷平原地带,主要集中在太原盆地周边(以西南端尤甚)、临汾盆地、东西政权交界的河东地区北部,另外忻定平原与大同盆地所在的晋北地区亦有零星分布。内地侨州郡的设立多反映出政权对地方与边地控制力的减弱与收缩,而处在边界的侨置州郡则反映出政权对边地控制力的恢复或者与军事行为关系密切。随着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加强以及北方政权的统一,侨州郡多被裁撤或者土州郡化。侨州郡多发挥安置流民军户,军事防御与部分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能。侨州郡与土州郡所治城邑又使本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地区中心于边缘地区城邑网络。     

蒋介石的“总统”历程

从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蒋介石的政治地位上升之快,是令人惊讶的。这既是蒋介石政治军事才能的体现,又是他对权力不断追逐的结果。蒋介石权力欲望极强,对总统之位垂涎已久,但其当选之路却是充满波折。中原初定通过约法欲"训政"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战胜了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权力欲日益膨胀,认为"训政"时期已到,想挟军事余威,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登上总统宝座。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关于“辽东”的考辨

本文着重对历史上“辽东”这一概念的不同层次关系作了考证。文中认为,战国燕国置辽东郡以前,历史文献有关于“辽东”这一地理概念的运用,有其一定的地理范围,可称为“古辽东”。燕置辽东郡后,历经秦汉以后沿置约达７００年。不论作为地理概念的“古辽东”或“行政区划的“辽东郡”,据可靠史载考析,其东部界线均在朝鲜半岛的清川江、大同江北部一带,或者说大部时间应在这一带地区。至于历史文献中出现的“辽东”这一概念的所指,不应一概论之,要具体分析。文中着重指出,联系箕子到达朝鲜半岛创业这段史实,不难看出,我国中原地区早就同朝鲜半岛信息相通,联系密切。燕国的辽东郡建置,是将“古辽东”顺理成章地正式纳入行政辖区。文中还对中外某些著述对“辽东”这一概念的错误认识作了廓清     

夫余与玄菟郡关系考略

夫余是我国东北重要的地方民族政权,在东北诸多边郡中最早统辖夫余的当是玄菟郡,虽然玄菟郡始设于汉武帝元封四年,但玄菟郡对夫余的经略并非始自玄菟郡设立伊始.本文拟重点探讨玄菟郡移徙过程中对夫余的经略及玄菟郡存续期间夫余的叛附,旨在阐明直至夫余灭亡时,这一东北古民族始终在中原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最终以中华民族的一员融入到中华一体之中.     

“西部都尉”考

《三国志·蒋钦传》:(蒋钦)与策周旋,平定三郡,又从定豫章,调授葛阳尉,历三县长,讨平盗贼,迁西部都尉。史料中的西部都尉因其含义不明而引发诸多歧义。清人王绍兰认为蒋钦所任西部都尉治钱唐,至于其属郡则含糊其辞,推测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