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

北宋初年,围绕宋太宗即位称帝,皇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与宋太祖初年修史制度不健全和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几次组织修纂《太祖实录》等官方史料书有直接关系。为了显示即位的合法性,掩盖杀兄篡位,逼死侄、弟的罪恶,宋太宗不止一次地下手篡改史实,而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进一步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经宋太宗修改过的实录又被后人修入《两朝国史》、《三朝国史》等官修史料书,这些相互矛盾的史料被其后修撰的官修史书和私家撰述大量引用,以讹传讹,终成历史谜案。     

佛教与北朝史家的历史撰述

佛教对北朝史家历史撰述有很大影响。首先,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意识到官修史书记载佛教的必要性。其次,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撰述了一些专门的佛教史籍。最后,佛教影响了北朝一些史家历史撰述的体例和体裁。     

《宋史·忠义传》史源考

弄清《宋史·忠义传》的史料来源,是论定其史料价值并据以分析忠义观念变迁的重要前提。《宋史·忠义传》入传人物众多,类型多样,时间跨度大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宋史·忠义传》史料来源是多源的。大致可分三类:其一,北宋与南宋初期忠义传记之史源多为宋《国史》、《实录》等官修史书。其二,《国史》、《实录》等官修史书无传者,特别是宋蒙(元)战争中涌现出的忠义之士,则据宋人文集、笔记、方志,兼采《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等宋末私人撰著。其三,采自元人撰述的墓铭、碑记、方志等。     

《江南录》:先天不足的“千古信书”

在五代十国中,南唐得到宋人的格外重视,因而产生了十国中唯一的宋朝官修史书《江南录》,并被修撰者徐铉自诩为"千古信书"。然而,特殊的政治环境与作者的个人因素,令这部史著先天不足,招致上至宋廷统治者,下至宋人尤其是南唐遗民的普遍不满,最终导致了这部官修史书的湮没无闻。     

隋唐五代时期史籍散论

一、官修史书的功过隋唐五代是我国史学发展时期。仅就纪传体史书而论,唐修八史,加上石晋时修的《旧唐书》,共九种,七百八十七卷,部数与卷数都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以上。从这一时期开始,绝大多数的纪传体史书不是私人所修,而是官修。对官修史书,历来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认为,官修史书,有功也有过。其功绩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集     

《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周官》与《春秋》从不同角度影响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周官》是其辨析和认识古今学术流变的依据,也是其倡导经世精神的思想源泉;《春秋》则是其倡导别识心裁、独断之学,否定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理论武器。章学诚还强调《春秋》、《周官》可以互相补充,据此将史书体裁分为记注与撰述二种,具有重要史学意义。     

方志文献教化功能论析

方志文献"官修"特性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汉朝至清代,我国官修史书格局逐渐形成、官修史书传统确立。作为方志文献三大基本功能之一的教化功能,其本意应该包括社会评价功能、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方志文献教化功能实现机制的构建,能够推动方志信息化建设、推进方志法制化建设,强化方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提升方志工作人性化、服务化、智慧化水平。     

避暑山庄初建时间及相关史事考

避暑山庄初称热河行宫。其始建时间在清代官修史籍中无载,私家笔记和现代学者其说不一,似无从定论。本文在参阅史籍和清宫遗档的基础上,认为热河行宫肇建于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1703年9月4日),并对其始建时期的相关史事作出考定。     

略论清乾隆年间宫廷修史的历史贡献

乾隆时期,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府库充裕,为朝廷组织学术研究、图书编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乾隆年间官修书籍达200余种,其中具有镜鉴作用的史书编纂是最大部分,先后编纂了137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涉及领域之广泛,编纂体例之完备,资料价值之高,图书题材之拓展,编辑考订之全面,都是空前的。     

对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现象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史馆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的重要史学业绩,它所涉史籍之深之广,在当今世界上恐怖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官修制度也为后代留下了诸多遗憾。     

对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现象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史馆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的重要史学业绩,它所涉史籍之深之广,在当今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官修制度也为后代留下了诸多遗憾。     

《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

《明光宗实录》和《三朝要典》是明代天启年间的两部官修史书,纂修于明末党争激烈的背景之下。《明光宗实录》经过改修,其初修本与改修本反映了力求直笔与肆意歪曲两种不同的撰史态度。《三朝要典》的编纂则与一系列的私史之禁联系在一起。     

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王俭分类思想探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目录学家、时任秘书监丞的王俭,在编制官修目录《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时看到四分体例在反映当时图书发展情况时的不足,又深深体会官修目录的弊端,继承刘歆《七略》的优良传统,以七分法著录图书,编成《七志》。开创了私家目录的先河,掀起了一股书目分类体系回归"七分"的潮流。     

迎难而上 独具匠心——读杨绪敏教授《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

正近日得暇拜读杨绪敏教授的新作《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杨著"),深为已过花甲之年的杨教授不避难题、勇攀高峰的精神所折服,感慨良多,特著之于文,以抒胸意。私家修史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值得大力研究的课题、是一座亟待发掘的富矿。所谓"私家修史",大约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非史官、未得官方授意而私自修撰史书,二是指虽居史官但未受命撰史而利用职务之便私自修撰史书。我们这个民族历来     

明清时期山东私修方志述论

明清时期是山东私修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种类、数量、体例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具有很高的价值。私修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是官修方志重要的参考资料,补充了官修方志之不足,并且纠正官修方志中的错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史书所未载的地方史料。但私修方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时空分布不平衡;体例混乱,内容繁简不一;考证不够精详,多有溢美之词等。     

唐修《晋书》的政治因素

唐初所撰《晋书》为时代较早的官修“正史”,从史书的撰修动机,到史书的体制义例及其内容,都表现出不同于前此私修“正史”的特点,这就是唐初统治集团在修撰《晋书》时,渗入明显的政治成份,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自修“五代史”及《晋书》以后,历代“正史”沿此成规,几乎皆为官修,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由的一个转折点。因而《晋书》之修又对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显示出史坛的勃勃生机     

宋代私家目录管窥

唐代中叶雕版印书的出现,使我国文化、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书籍的种类和数量急剧增长,促进了目录工作的发展.到宋代,官私目录大增,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以说宋代是我国目录发展的辉煌时期.官修目录的代表作是《崇文总目》六十六卷,私家目录则更为兴盛.宋代私家目录不但在宋代目录学史上,而且在我国整个目录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抉幽阐微 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

抉幽阐微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张其凡自唐代设馆修史,宰相监修,修史制度大备,官修正史,达八部之多,修撰《实录》,成为定制。迨至宋代,修史制度更加严密完整,机构更加齐备,官修史书种类甚多,配套齐全,＂史料之丰富冠绝古今＂。然而,对宋代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