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太学制度

元朔五年,汉武帝为维护封建中央政权之需要,接受了董仲舒等人“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遂兴太学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这是汉代正式创立太学的开端,亦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正式大学的滥觞。随着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出于政权需要,汉代太学得到了发展。汉代首创太学,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在招生制度、教学组织形式、考试制度等方面,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有着深远的影响。(一)多途径的招生办法汉代太学生的来源是多途径的。或由“太常补     

南宋的太学舍选与两优状元

南宋时期,在科举入仕之外,尚有大学舍选一途。可以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南宋太学舍选,延续了北宋太学取士的制度,遵循相当严格的程序,在外舍、内舍、上舍各等级之间,太学生须通过私试、公试、上舍试等一系列考试,并结合平日在学的行艺考察之成绩,方能次第升等。上舍一般分为上、中、下三等,各有相应的待遇。其中,又以内舍优校人,再中上舍试优等,最受世人钦羡,称为“两优状元”,可以直接释褐授官。但因太学舍选之途极其艰难,故而南宋士人藉其入仕者人数较少,仅在十分之一左右。在制度梳理之外,本文遗通过若干具体的事例,呈现了南宋太学舍选的各个重要环节。     

王荆公《易解》考略

王安石不但在政治学上地位突出,在经学上也很有影响。他早年所《易解》在元代后期佚失,但它曾引起包括程颐、朱熹在内的大批学的关注,影响较,价值颇高。本在辑佚的基础上对《易解》的写作、流传及其影响作了考察。王安石在借鉴吸收前辈的易学成就基础上,于嘉祜年间写成《易解》。《易解》的主要思想与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是其早期思想的集中表现。     

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

太学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曹魏、西晋时期的“国立大学”——太学,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乃至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见的。通过对其考察,可以看出,洛阳太学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具有严谨的学风,浓厚的学术风气,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人才,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论两汉时期太学与辟雍、明堂的关系

太学是"礼义之宫",辟雍、明堂是行礼之所。它们之间的关系,自汉武帝设立太学以来,一直模糊难辨。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初步探讨,认为在西汉前中期,太学可能与辟雍逐渐分途而就于明堂处;到东汉时期,太学、辟雍、明堂已经分工明确了。三者分工明确是教育逐渐由礼制独立出来的反映,也是太学规模扩大的直接结果,但汉代太学并没有脱离礼制的窠臼,完全独立为一个纯正的知识教育机构。     

《後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後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后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这也大大限制了受"劝以官禄"制度支配而入学者的人数。本文以为桓帝时太学生和西汉一样,只有三千人。《儒林传序》的"至三万余生"当理解为"前后至三万余生",指东汉初至桓帝时太学生总数。《党锢传》"三万余人"当是后人据《儒林传序》误改的。     

《上海人在东京》中的日本人形象

《上海人在东京》中的日本人形象徐冰在８０年代末期的赴日留学大潮中,上海军团无疑是十分强大的一支,其人数之众多,势头之迅猛,都令国内同胞震惊不已,也让日本人膛目结舌,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许多上海人来到了东京,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在异质文化的激烈撞击中艰难...     

论西晋《辟雍碑》所见的太学诸生

民国时期出土的西晋咸宁四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对于进一步探讨西晋时期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出现了礼生、弟子、门人、寄学、散生、都讲等太学诸生的称谓,丰富了对于太学诸生群体的认识。通过对姓名、籍贯等信息的统计,可以看出西晋太学诸生的构成呈现出身份庞杂、来源广泛的特点。对比传世文献,碑刻中所列的太学诸生情况可以加深对太学、囯子学二学并立、太学兴衰的理解。     

古代学生啥时候休假

正从汉武帝开始,官方创办的学校就出现了,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太学"。太学相当于国立大学,就读的学生称为"太学生"。太学生就有假期了。隋唐以后,太学逐渐发展为"国子监",在国子监里就读的学生称为"监生"。据记载,在国子监里就读并不是一件舒心的事,监生们不远万里聚到京城就读,非常辛苦,于是朝廷就为这些古代的大学生们设立了休假制度。他们的假期有三种——     

王安石身后评价考述

王安石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在古代人中,或许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生前身后居然享有如此悬殊的评价;誉之以为孔、孟再世,毁之却诋为“古今第     

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

学术界对六朝时期太学与国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看法。有六朝国学始于东吴孙休时说,有东吴无国学说。有人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所并列的学校,有时两者同置,有时一存一废;有南朝只有国学而无太学说等。事实上东吴并无太学或国学存在;西晋开始在太学之中设置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设国学,并将“二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高于太学,因此“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习惯通称。     

《东京梦华·开封卷》“朱雀门”问题纠谬

杜宏礼等著《东京梦华·开封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 993年版 ,第 82页 )有云 :“宋太祖开宝年间 ,亲登朱雀门 ,手指‘朱雀之门’的门额问大臣赵普 :为何不直书朱雀门 ,加上‘之’字有何用处 ?赵普回答这是语法上的助词罢了。太祖听后大笑 :‘之乎者也 ,助得甚事’。从此 ,将城门四字之额作为三字 ,简单明了”。今按 ,此处所述宋太祖改“朱雀门”门额之事似不确。《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大内》云 :东京旧城“南三门 :中曰朱雀 ,梁曰高明 ,晋曰薰风。太平兴国四年九月改。”可知 ,北宋都城东京旧城即里城南面正中之“朱雀门”迟至宋太…     

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

史学界一般认为,以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经学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务实,在政治上主张积极改革时政,从事功的角度而言,他们与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很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陈亮、叶适等人,对王安石变法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张居正改革的悲剧:评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关系国家兴亡的最重大的一次改革

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他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中国古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梁启超曾将他与商鞅、王安石等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他的业绩,主要是主持了一场关系国家兴衰治乱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即我们通常说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明代封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但整个政权却加速从顶峰下滑的情况下,张居正等人为挽救统治的危亡而进行的。当时的明朝政治腐败,执政者或“政以贿成”,或“务一切姑息之政”,对贪赃巨万的官吏也仅是罢官。…     

王安石“泄湖为田”无过辨

宋熙宁八年(1075年),时任江宁府尹的王安石奏请宋神宗批准,泄去玄武湖水,得田二百余顷,分给“贫田饥人”耕种.直到元大德五年(1301年),元至正三年(1343年)两次开浚后湖河道.玄武湖才基本恢复.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历来受到许多人的非议.本文作者一反旧说,认为此举原因有二,第一是王安石变法主张的延续,文章以王安石上宋神宗疏为据:“臣窃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十字河源,泄会余水,决沥微波,使贫田饥人尽得赢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上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勿令豪强大作侵占.车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绥怀贫腐.”(《湖田疏》)     

新发现的秘史:司马光与宋神宗密谈实录

北宋大臣司马光与王安石 同仕一朝。司马光是列宁称为伟 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 对者。他与宋神宗谈话时,是怎样 议论甚至诋毁王安石的呢?宋神 宗又是怎么处理这两位爱臣之间 的矛盾的呢?请看本文── 今年1月22日,我到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查阅海 内孤本《司马温公全集》,意外发现未曾披露 过的司马光的作品《手录》和《日录》,2月26日日本《每日新闻》报导了这一发现,香港《大公报》、《报刊文摘》转载,已引起宋史界的关切。在我有关的书稿整理发表之前,为让《炎黄春秋》的读者们先睹为快,拟在这里介绍一下《手录》中司马光所记他与宋…     

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述评

九百余年前 ,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 ,解决“冗官”、“冗兵”、“冗费”三大沉疾 ,宋神宗毅然任用王安石 ,君臣二人共同发动 ,主持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大变法。变法运动从理财入手 ,进而波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 ,影响深远。九百年来 ,对于这场变法的评判 ,争论从未停息过 ,研究逐步深入 ,但问题似乎也越来越多。在 2 0世纪 5 0～ 6 0年代 ,史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基本上持肯定态度 ,其经典著作依据是列宁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得以摆脱这一模式 ,…     

国子監

国子监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它位于首都内城东北角,现为首都图书馆馆址。首都图书馆这条街,正名是"成贤街",但是很少有人叫它成贤街,都叫作"国子监"。国子监大门外东西有两座横额刻有"国子监"三字的牌楼,牌楼为一间式,式样别致。国子监即"太学",是古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校。最古的时候叫作"成均",后来叫太学,到汉代还用这个名称,晋武帝成宁二年(公元276年)起国子学,这是以国子名学之始。到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于西京置国子监,高宗龙朔二年(公     

王安石 给天下开错了药方

欧阳修曾对他竭力提携,司马光曾是他的好友,最后都成为变法的反对者中国古代的变法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上,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他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有人托苏轼父亲苏洵之名撰《辨奸论》,称他经月不洗脸、不换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