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霧中的變遷——省思宋代醫學知識的歷史圖景

宋代向來被視爲中國醫學變遷的時代,在十五年前,席文呼籲對宋代醫學的諸種變化作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在近年宋代醫學史的研究中,疾疫的影響、皇帝的知識興趣、士大夫與醫學的關係、寫本到印本的轉化以及醫學與宗教性醫療的互動都被納入了宋代醫學變遷的敍事當中。但如果仔細審視這些敍事,會發現關於變遷的"綜合性"敍事依然在迷霧之中,而討論這個時代知識論及其可能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如何與社會文化的變化相關聯,應該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家族譜系·政治參與·關係網絡：中晚唐士族的三個側影——從《唐鄭遂誠墓誌》談起

《唐鄭遂誠墓誌》的考訂有助於從家族譜系、政治參與與社會關係網絡三個角度考察以鄭遂誠兄弟爲核心的鄭氏家族。鄭遂誠先世入唐以來仕宦不顯,未能進入中央擔任官職。鄭遂誠家族作爲滎陽鄭氏的後裔,充滿了對自身身份的焦慮。《唐鄭遂誠墓誌》詳細羅列了連山房的譜系,可以視作鄭遂誠家族對士族身份的再次確認。同時,鄭遂誠與鄭通誠都被捲入了淮南和徐州的地方政治事件,並積極參與其中,獲得了士林清譽。鄭氏兄弟及後代的交友以及婚姻關係網絡,亦表明鄭氏在努力營造身份認同的同時,企圖在政治地位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唐宋人物軼事的不同風貌

唐宋人物所處時代有異,軼事的記載中面貌有所不同。唐人承前代志怪餘風,又受傳奇體的影響,記載中多真真假假的情況,宋代作者則以親身見聞爲主,很少羼入道聽途説。唐人重國史,而國史又大量散入民間,一些作者納入己作,因此時有同一題材的類同文字出現,宋人受司馬光等修史觀的影響,舊史與小説並重,惟求其真。唐人承貴族執政之餘風,李德裕在功業文章上均有建樹,其人又爲牛李黨爭中的關鍵人物,相關軼事中時見彼此攻擊造謡污蔑的不實之詞。蘇軾爲文治格局中涌現的一位新型人物,瀟灑隨意,多方開拓,充分展示出宋代文士的風采。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蘇聯部長會議——關於古物保管改進方法的决定

蘇聯部長會議認為現時的古物保管事業,具有嚴重的缺點。直到現在,對於有歷史意義與考古學意義的古物之保管,尚不會實行監督。蘇聯部長會議所屬之建築術委員會,及藝術委員會對於保管與修復建築術和藝術古物之指導,亦未臻完善。各團體,各機關,各企業,在其經營或租賃地址上的古物,不曾妥為保護;而各地方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對於古物的保管與保護,亦不會表現其應有的關懷。     

陶詩與對話

陶淵明所體現的"自然"是建立在人的"關係性"本質上,以田園爲場域,所開展出的"人境自然";"對話"則是陶淵明基於人境關係表陳存在體驗的自然傾向。他的"對話"反映了三個向度的多重主題:一是空間向度的社會與自然場域,二是時間向度的歷史與未來意識,三是深層向度的主體與精神的掘發。經由這三個向度的對話,不但使他成爲最善於透過藝術形式呈現深度哲思的詩人,也使他所塑立的人格典範與桃源理想受到讀者最爲廣大的迴應。     

“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三 戊戌政變前後張之洞與京、津、滬的密電往來

本文描述張之洞的情報網絡在戊戌政變前後的表現。張之洞在京的政治情報網絡,除了前文提及的楊鋭外,還有在京的至親至朋,因故入京的湖北官員也充當了他的臨時探員。此外,張之洞派其親信趙鳳昌坐鎮上海,另在上海、天津雇傭了專門的情報員。從張之洞與他們之間的密電往來,可以看清當時的許多政情與輿情。     

救父與救母之間——中古盂蘭盆節性别視角再考察

盂蘭盆節作爲中古時期的重要節日,從名稱上看,其淵源可能與印度傳統祭祀有關,具備一定的父系色彩。然而在後續的歷史中,盂蘭盆節的發展與目連救母故事産生了緊密勾聯。這既與目連本身特質有關,又受到當時社會經濟的深刻影響。在中印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盂蘭盆節的主題出現了由父向母的轉化。     

飄移隔絶的文學世界——宇文所安新著《一歌而已》評介

<正>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就遇到回歸文學本位與固守文史考據如何取捨的兩難問題。雖然這需要有更多的時間與空間來省思兩者之間不會絶緣的關係,但無法即刻具備的綽綽有餘裕的學術環境,使得解決問題的期限一再拖延。近些年,文學本位的呼唤仍舊在缺乏成效地持續,而文獻與歷史層面的研究則發生着不能無視的改變。     

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來發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襲取日本人疑古餘緒之言論,但其連番譏諷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討論。本文即以此爲起點和觀察視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並在上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探討胡適、顧頡剛接觸日本相關學術的可能性,觀察他們在時代變局下的治學心態。最後,本文將比較"古史辨"與"東洋學"興起的原因與目的,以及它們與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然,藉着相關探討,我們能同時看到世變之下史家在建立學術事業過程中顯露的人生宗旨、學養情操,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     

孤魂考——道教與中土佛教幽科中一種類型化幽靈的生成

作爲宋代以來佛、道教濟幽科儀最主要的薦拔對象,孤魂並非一開始就出現的。"孤魂"一詞的被選定以及孤魂概念與類型的形成,歷時漫長,過程複雜,也是道教消化與應對佛教"餓鬼"觀念衝擊的一個最終結果。而在道教創造出孤魂概念之後,佛教水陸儀在延續餓鬼救濟的同時,也將孤魂納入其賑濟序列,儘管在適用中也存在一些觀念上的衝突和表達上的困境。最值得注意的是,孤魂在佛、道教幽科中被按照社會身份予以分類,包括十類以上,反映齊同慈愛的關懷。同時,作爲幽科服務的提供者,僧、道二類也被列入孤魂,反映對修行者遭遇死亡的正視與應對。     

“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四 張之洞與《時務報》、《昌言報》——兼論張之洞與黄遵憲的關係

《時務報》是戊戌變法期間最重要的刊物,張之洞因汪康年而與之關係甚深。當康有爲有意將《時務報》改爲官報以歸梁啓超掌控時,汪康年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將之改爲《昌言報》,企圖以《時務報》的＂空名＂給康有爲。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的大量電報、書信,揭示了這一過程中的種種内幕,展示了許多以往不清楚的細節,並由此引發關於＂百日維新＂命運的思考。本文還集中地考察了張之洞與黄遵憲之間的關係,並説明黄遵憲政治地位的盛衰與張之洞甚有關聯。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袾宏及其弟子爲例

晚明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之後對佛教始終態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對天主教的反應既顯遲緩又呈現從溫和到强硬的轉變。本文通過追溯杭州雲棲寺羣體(虞淳熙、袾宏及其門人)與利瑪竇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間的數次互動,辨析佛教界應對天主教挑戰時態度的變化趨勢——從忍讓調和到日趨嚴厲,由此窺視晚明佛教的社會處境以及當江南地區同時成爲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後呈現的文化衝突如何影響着佛教界人士的應變方式。這種現象説明,在一個並不有意倡導文化交流的時代,兩種傳統遭遇之後爲保持自身特色會怎樣本能性地自衛。由此更應體認,文化與思想的對話應該是當今世界的基本議題。     

從“胡亂”小說看古代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李氏朝鮮王朝與明王朝維持着密切友好的宗藩關係,尊行共同的儒家華夷觀念,並在華夷框架下對周邊國家及民族進行了相應定位。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際乃至清朝建立很長時間之後,儒家華夷觀都深深影響着朝鮮對待明朝、清朝的立場,並在相關的"胡亂"小說中有大量體現。本文梳理不同時期"胡亂"小說的創作特點,由此探尋古代朝鮮社會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過程。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由清華簡三篇論《逸周書》在後世的改動

清華簡《皇門》、《祭公之顧命》和《命訓》的內容與《逸周書》同名三篇大體相符。通過簡本和今本之間的對勘,可以發現古人整理古文字寫本《逸周書》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脫字與衍文等問題。本文參考清人以來總結的古書疑義條例,於語言文字層面討論《逸周書》在後世整理時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和語法的誤解;於文獻層面討論衍文和脫文。根據文字誤釋的可能時代,推測今本最早整理於西漢。以字詞誤讀爲線索,釋讀《尚書·盤庚》一則。     

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再論唐代的使職和職事官——李建墓碑墓誌的啓示

本文認爲:在唐代,舉凡沒有官品的實職官位,都是使職,如史館史官、知制誥等。由於沒有官品,使職常以"他官充某職"的方式來委任。使職的特徵,主要有三:(一)使職與掌權者之間有一種信任,有一定的"私"關係;(二)使職的權力和享有的好處,遠多於類似職位的職事官,以致職事官以爲使職"侵奪"了職事官原本的權益;(三)使職常不載於正規的政典和職官志,乃正常現象。本文還認爲:使職遠遠早於正規的職事官制,在人類最簡單的"遊羣"(band)組織階段就已形成,乃人類最本能的發明之一。到了帝制時代,當掌權者發覺正規職事官無效率時,重新委派使職來替代職事官,以致在唐後半期,使職取代了超過一半以上的職事官。這是一種"革新",是推動唐代官制演化的一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