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羽詩學著作的生成及其早期傳播

本文在張健考證"《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之結論基礎上,繼續追究所傳該著文本的來歷,藉以重建嚴羽詩學著作生成及早期傳播的歷史。一是通過具體解析其並不均質的文本結構以及《詩人玉屑》分門類編的商業化製作,推證嚴著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詩證的構成方式,或即來自最早以如此構架收録嚴作的魏慶之是書。一是觀照嚴羽所處的時代,作爲傳播中介的書坊編刊者與以更爲廣大的中下層創作者爲主體的讀者構成的龐大詩歌消費市場已經形成,故考述嚴氏詩學著述正是在宋元間這樣一種文學生態環境中,主要以"詩法"的面目被傳播。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宋元至明中期嚴羽詩學接受的誤讀與還原

嚴羽詩學雖然借助《詩人玉屑》及元人詩法等的摘錄、轉引而獲得廣泛的傳播,但在宋元至明初較長的時間内都未能成爲詩學的主流,處於被肢解、被誤讀的窘境。明中期,以李東陽《麓堂詩話》的推介爲轉折,其詩學著作方始得以完整、準確的面貌呈現,並被奉爲詩歌理論指導的典範。由此一問題的文獻梳理,我們可以看到文學思想傳播過程中諸要素間所構成的緊張、互動關係以及文學典範之形成對於文學外部條件的依賴。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史記·倉公列傳》探微:廢除肉刑與齊文王之死

《史記·倉公列傳》記録了兩個獨立的歷史事件:"廢除肉刑"與"齊文王之死"表面上看,它們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似乎僅僅是因爲名醫倉公(淳于意)先後經歷了這兩個事件。但細讀《倉公傳》,我們發現這兩個事件的記述存在很多疑點,而這些疑點又指向了文帝時代漢廷與齊國的矛盾。結合出土文獻,筆者認爲這兩個貌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事件之間,存在某種關聯,統一於文帝消弱諸侯王權力的大戰略。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南北文學的衝突和融合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形成是宋初南文北移、南北融合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文人集團由南士主導、北人加盟,在北方民間展開了一次頗具規模的文學創作與傳播活動,體現了南北文學的匯流與新變,爲詩文革新運動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元素與血液,開啓了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創造了宋文平易自然、舒暢婉轉的特色。在南北文學的衝突與矛盾面前,歐陽修批判地繼承南北雙方的優秀傳統,整合南北,化合文道,取得文壇公認的豐碩成果,爲古文運動的順利開展指明了方向,樹立了標杆。洛陽文人集團南北衝突與交融的因子深刻影響了宋初文學的演進歷程,寫下了北宋文學與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上古圖文獻看孔子詩學

孔子的知識和思想不僅來源於上古文書、典籍,也來源於上古圖文獻。上古圖文獻數量衆多,曾作爲儀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關係、溝通神靈、象徵天賦權利。從《山海經》、《齊諧》等物怪之書和現存上古圖文獻看,當時人對鳥獸草木的記録和描繪,其實是對儀式事項的記録和描繪。因此,從本來意義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詩學命題,談的不是文學的審美功能,不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不是所謂"足以資多識"的博物之學,而是禮儀政教的技能,是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個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張結合上古文化史上從儀式中心到倫理中心的思想轉變,結合孔子學禮的過程,認識孔子的知識結構和詩學思想,也了解經典世界和前經典世界的深刻聯繫。     

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録》的研究爲中心

古代中國的博物之學是古人體察萬物、摹想世界,對自然、人類和社會認識的知識彙集,是傳統中國知識系統構架的基底性要素之一。作爲一種體認世界的基本思維方式,其知識系統是如何被承載,個體的知識單元如何被選擇出來彙聚在一起,又怎樣傳襲與流佈?關於《北戶録》的考察,及其與《酉陽雜俎》、《嶺表録異》關係的探討展示了中晚唐時期博物學知識的承襲擴散、疊層累積。這一時期以段公路爲代表的博物學者開拓並重視親驗的風氣,强調"博而且信"的傳統。這種對時貫今古、覆載六合的無涯之"知"的追尋和實踐親驗的風尚相融合,共同構築了近在遐邇又渺不可及的世界圖景。     

飄移隔絶的文學世界——宇文所安新著《一歌而已》評介

<正>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就遇到回歸文學本位與固守文史考據如何取捨的兩難問題。雖然這需要有更多的時間與空間來省思兩者之間不會絶緣的關係,但無法即刻具備的綽綽有餘裕的學術環境,使得解決問題的期限一再拖延。近些年,文學本位的呼唤仍舊在缺乏成效地持續,而文獻與歷史層面的研究則發生着不能無視的改變。     

論陶詩的力量

陶淵明詩歌以自然超妙爲宗,但古今詩人、學者卻不乏陶詩極富力量的各種議論。只是陶詩的力量究竟何在,其存現方式有哪些,卻一直缺少專門論述。其實陶詩同時具有承載包容和超拔絶俗這兩種力量,這源於其人格上曠達深静、疏淡樸拙與憂憤沉鬱、耿介峻潔二者的融合。表現在詩歌上,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其力量的存現:其一是從風格上的"左思風力"來審視;其二是從"介"與"拙"的自我認同與自我描繪來看;最後則可以從較隱秘的字法、句法、章法上發現這種深厚廣大的力量。     

論漢魏六朝七言詩歌的源流及其與音樂的關係

七言作爲韻文體,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但作爲詩歌的一種體裁,卻至南北朝後期纔開始流行,盛唐以後方成爲詩歌的主體。這是由漢魏六朝的音樂體制決定的。漢魏六朝的詩歌史,經歷了由歌謡到樂歌,再到徒詩的演變進程。七言徒詩是從七言歌詩中發展過來的,早期的漢至晉宋的七言詩歌都是歌、舞詞,主要是由句句入韻與雜三七言這兩體構成,這兩體都不能成功地轉化爲大宗的徒詩體,這是由漢魏舊樂體制所制約的。南北朝後期,在新的音樂體制中,七言詩流行,隔句押韻的七言歌曲流行,並由此迅速孕生徒詩七言體。到了隋唐燕樂時代,七言已經成爲歌曲主體,同時在徒詩體中七言也逐漸成爲詩體的主流。     

清代誠齋詩學與唐宋詩之爭

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甚豐而風格別樹一幟,他受到同代人賞識,卻不見重於元明兩代,到清代更是屢受惡評。在當時詩學的唐宋詩之爭中,誠齋詩往往不容於雙方。直至清末,纔受到同光詩人的推尊。本文通過梳理清代誠齋詩在唐宋詩之爭中的各期發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詩人的誠齋詩觀,指出夏敬觀是清代第一個全面肯定誠齋詩的學者,楊萬里的詩史地位最終因同光派而得以確立。     

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所藏《二李唱和集》識小

《二李唱和集》爲北宋李昉、李至唱和詩集,吴處厚《青箱雜記》卷一云昉"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即指此書而言。此書爲今存宋人最早之文學總集,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曾著録"二李唱和詩",後即罕傳,殆已亡佚。日本江户時期京都崇蘭館猶有宋本傳世(《經籍訪古志》卷六著録),並曾     

“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奇"一詞先後被賦於三種文體意義: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的文人南戲。而它們在當時皆有各自被普遍接受的通用名稱,分別是傳記(或"雜傳記")、雜劇、南戲,所以,以"傳奇"賦名之,相對於那時的通用稱名來說即屬於"改稱"。對於同一種文體來說,"傳奇"稱名與當時的通用稱名所基於的立場和觀念是不同的。而對於這三種文體來說,它們被賦名"傳奇",所基於的觀念和立場,所着眼的文體屬性和價值是前後相承、密切關聯的。在此過程中,"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被注入了兩個重要的內涵:一是强調這三種文體的文學屬性,二是彰顯與通用稱名所蘊含的觀念的對立。     

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

"詞史"作爲詞人對"詞""史"關係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其創作傳統在清初基本形成,但其潛流卻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關時事批評的傳統,自南宋以來分爲直敍式紀實、微言式隱喻兩種模式。然較之稼軒詞在元明兩代的長盛不衰,以《樂府補題》爲代表的宋遺民詞及其隱微寫作,經歷了較長的"失聲"狀態,直至晚明清初詞籍出版的復蘇,方被重視並重新抬頭。梳理這兩種模式在元明時期的發展狀況,發掘其中的典型文本,有助於我們更連貫地認識宋詞經典與清"詞史"代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而"詞史"在清代的情況,與其執著於在陳維崧、周濟、謝章鋌諸家中尋求一個"成立"的坐標,不若考察清人如何通過對唐宋詞正典的闡釋回歸,完成"詞史"從詞學範疇到詞審美範式的建構。只有立足於詞體發展的獨有特徵,及對唐宋詞經典的闡釋力度,方能發展出有别於"詩史"的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學説。     

風濤萬里外，見此昆山玉——蘇軾佚詩《陳大觀園中竹》的東亞流傳與影響

蘇軾佚詩《陳大觀園中竹》曾以墨迹詩卷形式流入東瀛,其内容見於日本江户時代文人伊藤東涯筆記《盍簪録》,前此罕見言及。此詩今人所編《全宋詩》《蘇軾全集校注》等皆未收,乃蘇軾佚作。《陳大觀園中竹》詩卷未被中國學界注意,但放眼東亞,該詩被日本和朝鮮文人視作真迹,加以欣賞,催生數首次韻詩作。此一現象有助於認識東坡詩與墨迹及詩歌創作機制的關係。此外,自詩卷的流傳過程,還可管窺日本的蘇軾墨迹收藏傳統及蘇軾崇拜現象。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俄藏No.6990a西夏書儀考

黑水城遺址出土的兩件西夏文書儀是宋遼夏金時期僅存的書儀原件,具有較爲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對保存比較完整的Инв.No.6990a號書儀文書做出翻譯,進行初步詮釋。這是一件既綜合,又簡明,屬於表狀箋啓類書儀,爲西涼府簽判梁德殊所備用,受書對象包括皇帝、宰相、經略等,書儀事項有表奏、恩乘、星變、尊生、時遇、慶詩等。從此西夏書儀的尊稱、謙稱等形式和内容來看,與中原地區的書儀一脈相承。本文還論證了此西涼府簽判書儀不是發現在西涼府,而是發現在黑水城的原因,探討了西夏西涼府簽判一職,對西夏職官作了補充。書儀中使用了多種占星術、星命學的詞語,可知西夏接受中原星占術浸染,流行星命占卜。書儀最後部分的七言八句贊詩,從"頷聯"與"頸聯"對仗,雙句押韻,平仄格律方面確定爲比較典型的傳統七言律詩。這是所見西夏文文獻中第一次發現律詩,顯示出西夏詩歌文學的一個重要側面,可以看到中原傳統文學對西夏的影響至深。總之,此西夏文書儀反映了西夏晚期政治、文化、社會的某些特點,也爲中國書儀增加了綜合性簡明書儀的類别。     

結古歡:晚清集古箋與石刻文獻

彩箋是文人雅玩,也是傳統中國重要的文獻形式之一。鈎摹碑帖字迹的集古箋,增加與突出箋紙的視覺美感與文化趣味,是晚清彩箋新變的一種表現,這與嘉、道以來碑學興起的學術風尚有密切關係。作爲彩箋背景的石刻文本,不僅是供人觀賞的視覺圖像,也是供人閲讀的"副文本/隱文本",在表情達意上與書札正文構成互補關係。晚清參與製作使用此類彩箋的文士很多,其中包括不少金石學者,此風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     

傳奇、傳記、小説——對三個概念及相關學術史的思考

唐宋時期,人們一般用傳記、雜傳、雜傳記來稱呼《霍小玉傳》等今人所説的傳奇作品,元明清時傳奇一詞則一般指稱戲曲文本,1920年代之後傳奇纔用以指稱一個小説類别。作爲古代小説之類别的傳奇,是在現代學術體系中建構出來的概念和文類,人們以現代的文學觀念、小説觀念以及審美趣味去審視、選擇古代材料,建構出傳奇的譜系和歷史。今人所謂傳奇的作品,其主體是傳奇性(體)傳記,另外又經擴大化加入小説中的篇段以及其他文體和文類的作品。而小説中的傳奇筆法和風格,違背了小説記見聞的寫作原則,清代學者多有批評。將傳奇理解爲一種風格和寫法,能更好地認識小説、傳記這兩大文類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