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集宋本編次源流考論——兼論《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成書淵源及意義

杜集宋本從編次上可分爲分體本(按體裁)、編年本(按時間)與分類本(按内容)三種系統。今存杜集的祖本王洙本是分體本,但王洙本的源頭是大致按時間順序編纂的唐代"舊蜀本"。此後宋代杜集編纂一方面以王洙分體本爲祖本,另一方面又順應杜詩"詩史"性質,將分體本重新編纂爲編年形態,這就形成了"唐人‘以時爲序’之本——宋人分體本——宋人編年本"的否定與否定之否定。這種編次矛盾達到一定程度後形成調和,出現以分體本爲框架、又對每首詩加以"題下繫年"的《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體例甚奇"的"海内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實際上正是以《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爲底本,既保留每詩"題下繫年",又進一步以"體下再分體"方式編纂而成,成爲宋代杜集分體、編年調和的最終、也是最典型的文本形態。研究杜集,相對於宏觀的"卷帙分合"與微觀的"異文校勘"兩個層次,中觀層次的"篇目編次"研究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與便於操作三點優勢。這對唐人别集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陶詩與對話

陶淵明所體現的"自然"是建立在人的"關係性"本質上,以田園爲場域,所開展出的"人境自然";"對話"則是陶淵明基於人境關係表陳存在體驗的自然傾向。他的"對話"反映了三個向度的多重主題:一是空間向度的社會與自然場域,二是時間向度的歷史與未來意識,三是深層向度的主體與精神的掘發。經由這三個向度的對話,不但使他成爲最善於透過藝術形式呈現深度哲思的詩人,也使他所塑立的人格典範與桃源理想受到讀者最爲廣大的迴應。     

《左傳》中時間系統的表達

<正>時間和空間是人類認知世界、交流信息的基本框架,也是語言系統需要表達的重要内容。人類對於空間的感知和分割更多體現在人類語言中的各種名物及其關係,對於時間的認知更多體現在語言中表述各種存在物的動作行爲、狀態屬性及變化的謂詞和句子。無論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還是無數個體的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事件存在或發生的方式都與時間有關。一般而言,日常交際中的一個句子陳述一個事件,事件的主要内容即是某個存在物的動作行爲或狀態屬性及其變化,這些内容都體現爲時間維度上的一個過程,因此時     

《史記·倉公列傳》探微:廢除肉刑與齊文王之死

《史記·倉公列傳》記録了兩個獨立的歷史事件:"廢除肉刑"與"齊文王之死"表面上看,它們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似乎僅僅是因爲名醫倉公(淳于意)先後經歷了這兩個事件。但細讀《倉公傳》,我們發現這兩個事件的記述存在很多疑點,而這些疑點又指向了文帝時代漢廷與齊國的矛盾。結合出土文獻,筆者認爲這兩個貌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事件之間,存在某種關聯,統一於文帝消弱諸侯王權力的大戰略。     

論陶詩的力量

陶淵明詩歌以自然超妙爲宗,但古今詩人、學者卻不乏陶詩極富力量的各種議論。只是陶詩的力量究竟何在,其存現方式有哪些,卻一直缺少專門論述。其實陶詩同時具有承載包容和超拔絶俗這兩種力量,這源於其人格上曠達深静、疏淡樸拙與憂憤沉鬱、耿介峻潔二者的融合。表現在詩歌上,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其力量的存現:其一是從風格上的"左思風力"來審視;其二是從"介"與"拙"的自我認同與自我描繪來看;最後則可以從較隱秘的字法、句法、章法上發現這種深厚廣大的力量。     

地域文化自覺與南宋温州詩歌創作

温州詩人重視摹寫自然,語言上刻意追求於尋常語中見深意,明顯受到謝靈運山水詩的影響。温州詩人又將佛禪所宣揚的澄靜空靈境界與詩境相接,創造出一種"清苦圓融"的詩風,並復活了兩浙詩僧的苦吟傳統。四靈學晚唐而能揚棄晚唐怪異幽冷的詩風,得力於地方隱逸傳統中與生俱來的曠放達觀精神。     

近體詩律標準模型校考

基於唐詩生成的兩種近體詩律模型,爲律絶創作、詩體研究和文獻校勘提供了基本準則。通過對《全唐詩》全部五七言四八句詩歌的格律統計發現,林庚和啓功先生所提格律模型呈現率相對較高,但整體上完全符合標準模型的詩作比例較小,只是隨着拗變量的增加而覆蓋面益廣。鑑於中土文獻有關標準詩型的記載出現較晚,本文基於現有詩例,從句、聯、篇等層面分類分期考察了詩律模型的生成與演變。前人受限於文本形態和技術手段,難以實現全樣本、精確化的聲律統計。將《全唐詩》、《全宋詩》甚至近體詩歌作爲一個文本集來統計,可以超越抽樣分析而把握近體詩律的要素特徵與歷史演變,避免將標準模型作爲字音研判、異文辨析、體式分别的先驗標準。唐宋詩歌的標引計量與實證分析,有望將相關研究命題交叉驗證、關聯共現,從更多維度刻畫和揭示古典詩歌的聲律特徵。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只有不爲變化即進化,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回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説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纔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奇"一詞先後被賦於三種文體意義: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的文人南戲。而它們在當時皆有各自被普遍接受的通用名稱,分別是傳記(或"雜傳記")、雜劇、南戲,所以,以"傳奇"賦名之,相對於那時的通用稱名來說即屬於"改稱"。對於同一種文體來說,"傳奇"稱名與當時的通用稱名所基於的立場和觀念是不同的。而對於這三種文體來說,它們被賦名"傳奇",所基於的觀念和立場,所着眼的文體屬性和價值是前後相承、密切關聯的。在此過程中,"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被注入了兩個重要的內涵:一是强調這三種文體的文學屬性,二是彰顯與通用稱名所蘊含的觀念的對立。     

太宗昭陵與貞觀時代的君權形塑

本文將昭陵這座建築作爲一部"文本"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解讀,主要循三個角度展開:其一,將昭陵置於特定時空語境中進行個案考察;其二,將昭陵作爲一個視覺的、物質的、整體的景觀進行解讀;其三,回到初唐的政治環境和時代脈絡,體察當時的政治訴求與意識形態及其與昭陵營造之間的關係。本文通過具體分析揭示出,昭陵的空間規劃與建築布局展現爲清晰的時間性敍事,以視覺語言完成了墓主由秦王到太宗、由天子到皇帝·天可汗,唐朝由李唐一家到大唐帝國、由關隴集團到天下大統的一系列轉變。可以説,昭陵以具體的物質形式强化了當時的權力觀念,也見證了貞觀王朝的政治秩序以及七世紀初唐朝的歷史視野和總體格局。     

高歡“建義”史事考辨——對《北齊書·神武紀》的訂正

對高歡"建義"史事記載最爲集中詳細的是《北齊書·神武紀》。不過,其真實性卻值得懷疑。《神武紀》最嚴重的失實在於對若干史事的發生時間與先後順序的篡改上。《神武紀》把高歡統領六鎮餘部的時間推遲到討平步蕃之後,又把高歡入信都的時間提早了兩個月,還刻意隱匿了部分歷史背景和細節。尒朱兆派高歡東出的直接目的是搶占河北南部地盤。高歡入信都,在形式上是代表尒朱氏受降。史書與墓誌中關於"建義"標誌選取的種種混亂,也從側面反映出時人對於清理北齊開國史曾有過多種方案。     

祥瑞與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通過與宋真宗朝的比較,本文探討了北宋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及其所體現的政治文化背景。徽宗朝祥瑞體系與傳統的區別在於:首先,徽宗朝的祥瑞是日常存在的,而非突發的事物。其次,徽宗朝瑞物的核心部分,是當下的製作,主要是新製禮器。再者,君主本人是祥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建設,並非爲了合法性,而是展現了徽宗時代"自我作古"的歷史定位;其内容與手段,則體現了"儒學復興運動"之於現實政治的雙刃劍意義。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與稽齋叢稿》卷數版本考證

吴翌鳳(1742—1819)爲清乾嘉時期蘇州藏書家,以抄校古書聞名於時。他同時也是一個學者和詩人、詞人。吴氏大部分的詩文創作都輯集於其自編《與稽齋叢稿》中,該書今存有刻本和稿本兩種。本文對稿本與刻本、不同刻本之間進行了比較,對照蘇州各種地方誌的記載,對《與稽齋叢稿》的卷數、版本等作了考辨和論析。     

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袾宏及其弟子爲例

晚明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之後對佛教始終態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對天主教的反應既顯遲緩又呈現從溫和到强硬的轉變。本文通過追溯杭州雲棲寺羣體(虞淳熙、袾宏及其門人)與利瑪竇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間的數次互動,辨析佛教界應對天主教挑戰時態度的變化趨勢——從忍讓調和到日趨嚴厲,由此窺視晚明佛教的社會處境以及當江南地區同時成爲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後呈現的文化衝突如何影響着佛教界人士的應變方式。這種現象説明,在一個並不有意倡導文化交流的時代,兩種傳統遭遇之後爲保持自身特色會怎樣本能性地自衛。由此更應體認,文化與思想的對話應該是當今世界的基本議題。     

由清華簡三篇論《逸周書》在後世的改動

清華簡《皇門》、《祭公之顧命》和《命訓》的內容與《逸周書》同名三篇大體相符。通過簡本和今本之間的對勘,可以發現古人整理古文字寫本《逸周書》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脫字與衍文等問題。本文參考清人以來總結的古書疑義條例,於語言文字層面討論《逸周書》在後世整理時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和語法的誤解;於文獻層面討論衍文和脫文。根據文字誤釋的可能時代,推測今本最早整理於西漢。以字詞誤讀爲線索,釋讀《尚書·盤庚》一則。     

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

"詞史"作爲詞人對"詞""史"關係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其創作傳統在清初基本形成,但其潛流卻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關時事批評的傳統,自南宋以來分爲直敍式紀實、微言式隱喻兩種模式。然較之稼軒詞在元明兩代的長盛不衰,以《樂府補題》爲代表的宋遺民詞及其隱微寫作,經歷了較長的"失聲"狀態,直至晚明清初詞籍出版的復蘇,方被重視並重新抬頭。梳理這兩種模式在元明時期的發展狀況,發掘其中的典型文本,有助於我們更連貫地認識宋詞經典與清"詞史"代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而"詞史"在清代的情況,與其執著於在陳維崧、周濟、謝章鋌諸家中尋求一個"成立"的坐標,不若考察清人如何通過對唐宋詞正典的闡釋回歸,完成"詞史"從詞學範疇到詞審美範式的建構。只有立足於詞體發展的獨有特徵,及對唐宋詞經典的闡釋力度,方能發展出有别於"詩史"的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學説。     

從“聖門”到“詩家”——“風人”意念的轉向與明代詩論

"風人"一辭主要指《詩經》"國風"一脈的詩人,首先包括"國風"詩篇的作者,次被引申爲繼承"國風"抒情傳統的理想詩人的範型。作爲一種批評策略,"風人"的詩學原則與漢儒所奠定的經典解詩傳統呈現出同源而異趣的發展轍迹,其重心逐漸從"聖門"的經典語境過渡向"詩家"語境,被開啓章法、修辭、言意關係等語言情意結構層面的理解和研究維度。此一詩學轉向大致在明代以"辨體"爲理論要素的文章學語境中達到高峯,以許學夷《詩源辯體》爲集大成之標誌,完成對多種資源的綜合。"風人"的完整內涵至此包括諸如風刺、考正、比興、寄贈、微婉、溫厚、言近旨遠、不落言筌等一系列倫理價值或美感特質。     

重釋南北朝文獻的“素族”

南北朝文獻中的"素族"問題歷來研究已夥,然而迄無定論。本文通過系統研究其語言因素與歷史演變因素,認爲"素族"最初依托其在晉代新生的同義語"庶姓"、"庶族"衍生,始見於劉宋後期,字面含義當爲"無特殊性的姓族"。歷宋、齊兩朝,"素族"之嚴格義界均爲"非帝姓宗室的士族(含高門士族與次等士族)羣體或個人"。齊、梁之際,"素族"由於可以和寒人階層相關的名類詞相對,"素"字本身又有"素舊"義,遂逐漸産生指代"高門舊族"的第二語義。作爲同音歧義詞,兩種"素族"在梁、陳時期始終並存,但梁代已發生過用"素舊"語素類推前代"無特殊性"語素所導致的史料誤讀現象,其進一步加劇了今人對南朝不同時期含"素"類複合詞的語義誤判。同時,素族的兩種語義經宋、齊、梁三朝絡繹北傳,在北朝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均有發現用例。至唐代,仍有兩方墓誌可見"素族"的"高門舊族"語義,但作爲"非帝姓宗室的士族羣體或個人"的語義可能在8世紀以前已經消亡。     

論陽明心學語境下的“外王”之道

明代政治現實的過分嚴苛迫使當時的士大夫羣體在政治實踐的過程中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因此明人必須另尋一條新的外王之路以安頓士人身份的價值感和社會責任感,否則就只能淪没於趨利避害的政治苟且和惟皇權意志是從的價值虛無中。王陽明在對道德理念的直接表述中間接討論了傳統的外王問題,在其心學語境下,他不再將“内聖”與“外王”看作是士人生命中平鋪而互補的兩極,而是運用知行合一的邏1將二者看作是一體二用的同一關係,以本體的價值呈現取代政治實踐的現實指向,而“致良知”說則通過對“知”的强調,意在用一種開放性的良知見在秩序替換統攝於皇權一極的現實權力秩序,變善之於人的權力統攝爲人之於善的主體明覺,以寄托自己的“救世”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