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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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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通過遷毁中宗廟室,以睿宗直承高宗,强調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以昭成皇后祔廟、肅明皇后别立廟,抬高生母地位,弱化非嫡長身分,宣示其即位的正當性;在北巡太原時凸顯高祖創業受命的功績和李唐天命所歸的正統地位,在南郊親祀和東封泰山中以恢復高祖獨配等形式取代武后主導的諸多禮儀,進而消除武周政權的政治影響。開元年間的先祖祭祀調整聚焦在伯考與皇考、嫡母與生母、武周與李唐三組對應關係上,體現了玄宗在統治初期爲詮釋自身正統性所做的努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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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軍收復長安之後,玄宗返京,不久,肅宗便以蜀郡爲南京成都府,這是對玄宗尊崇的政治姿態和孝道的自我展示。同時肅宗也以平叛期間自己行幸的岐州爲西京鳳翔府,建制同京兆府,而南京成都府卻沒有這樣的待遇。這種差異乃是肅宗對玄宗的有意壓制。肅宗以最爲親信的大臣裴冕爲成都尹,意在接收蜀中的地方勢力,從而削弱玄宗的權威影響。上元元年(760)九月南京改置的真正原因,並非史籍所載的呂諲奏請,而是出自肅宗之意,是"去玄宗化"的最後一擊。此外,肅宗以荆州而不是其他的州作爲南都,則與當時荆州特殊的經濟、交通、軍事樞紐地位相關,長江中游地帶的得失關乎整個平叛大局和唐王朝的命運。京府、赤縣、畿縣的增多可視爲中央權威"差遣"地方化以應對地方秩序危機的一種表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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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斥道光時金谿李元復所撰《常談叢録》爲"村學究猥陋之書",出語不稍假借,然獨賞其"以鏡照鏡"之說,並取以談藝。錢氏推究此語出於釋典,後道家襲之,其引《化書·道化》第一云:"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談藝録》頁371並與西方神秘家言排比論列。陳寅恪賞俗語"夢中說夢",並踵香山之後以之入詩。其語源頭在《莊子》,其云:"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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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卒、黔首與徒隸,是秦對其所統治人民的身分劃分。"吏卒"包括吏與卒:"吏"分爲長吏與少吏,"卒"分爲屯戍、求盜等;吏、卒在任職、服役期間,均由國家發放稟食,長吏且得享秩禄。"黔首"指著籍的編户齊民。統一後"新黔首"皆需應徵從軍,卻未得普遍授田。"徒隸"包括刑徒和隸臣妾,受官府强制,從事各種勞作。在秦統治的十餘年中,遷陵縣吏卒、黔首與徒隸三種人在可統計的總人數中,分别占37.5%、50.6%和11.9%,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統治下社會結構的部分特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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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依据顧氏詩文中的相關線索,試對梁啓超提出的顧炎武終老不歸鄉里的"啞謎"做一解答。顧炎武北遊不歸原因有四:家難和松江獄的雙重威脅是顧氏北遊初期不返鄉里的主要原因;北遊後期經濟上的困窘,是顧炎武不能返鄉的客觀原因;北遊極大地拓展了他的生存空間,對顧炎武生平功業著述的實現大有裨益,這是他北遊不歸的深層原因;此外,北遊不歸亦是顧炎武深心思慮、考量得失之後作出的抉擇,與其遺民心理和清廷羈縻政策下的暮年境遇相關。四點原因之中,後兩點才是顧炎武最終決定北遊不歸的關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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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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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2019,(3)
嘉靖二十四年京察,薛應旂罷黜陽明高弟王畿,此舉是否爲了取媚首輔夏言,乃是明代理學史上一大公案。顧憲成和黄宗羲對此抱持懷疑,然未見詳細論證。清乾隆學者湯修業則未能區分"致仕"與"罷黜",以致推論失誤。民國唐鼎元指出該説乃徐階對薛應旂的"報復之辭",但將薛、徐二人關係轉惡的時間誤定於隆慶元年。其實,他們二人的關係在嘉靖二十九年就已出現裂痕。是年,薛應旂在徐階與嚴嵩的政治鬥爭中選擇了傾向嚴嵩。嚴嵩失勢後,薛應旂刻意掩蓋他與嚴氏之間的親密關係。隆慶初,趁平反嘉靖受難諸臣之機,薛應旂僞造遭受嚴嵩陷害的經歷,上疏朝廷請求改正考察結果,然因首輔徐階阻撓而未獲成功。直到徐階卸任後,薛應旂的考察結果纔由"罷黜"改爲"致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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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東漢一朝的郡、王國和屬國設置屢有變遷,其數目並非保持恒定;但無論是九十八的總數還是各州所分部郡國的數目,甚至包括"外十二州"的排列順序,《續漢書·百官志五》"刺史"條都與同書《郡國志》的記載相合無間。不妨認爲兩者有同樣的史料來源(或即順帝永和五年之版籍)。而根據《郡國志》的記載,可以將各州所轄郡、國與屬國的具體數目統計列如下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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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農楊氏是通過移居都城實現"中央化",涉足科舉實現"官僚化"的中古世家大族之代表。入唐,楊氏越公房的後人數代同居於長安坊里,形成靖恭、新昌、修行、永寧四坊望。本文梳理了文人官僚白居易與長安新昌楊家的交往,兼及其與同坊官僚的交遊;復原科舉官僚在新昌坊私人空間的宴集,並發掘其社會文化内涵;相比與靖恭楊家的姻親,同居一坊的地緣因素,成爲聯繫白居易與楊於陵家族的紐帶,甚至左右了他們的政治立場與仕宦前景。由此個案可見唐中後期清流文化籠罩下,都城科舉官僚聯繫渠道之拓展,及對新社會流動規則之主動接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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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再次梳理隋代學人,我們發現有一位王孝籍頗符合《孝經注疏》的記載。《隋書·王孝籍傳》:"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税,孝籍鬱鬱不得志……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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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2018,(3)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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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披露了北京大學藏竹書《周訓》中的一個片段,事涉晉文公入曹後"夷其宗廟",得到一個金匱,其中有書云"非駿勿駕,非爵勿■"。隨後晉文公與咎犯對此語進行了討論。本文對"非駿勿駕,非爵勿■"加以考釋,並將"非爵勿■"與《易·中孚》中的"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相聯繫,進而對"羈縻"理念與早期君臣關係作出了若干推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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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的詞體創作與理論之間存在時間錯位,康熙十一年(1672)至十八年,是朱彝尊形成其個性化詞學觀的關鍵時期,在此之前,他並無自覺的詞學觀,在此之後,其詞學觀影響漸廣,但本人之創作熱情急劇消退。朱氏《解佩令·自題詞集》只能對應康熙十八年《浙西六家詞》本《江湖載酒集》,是劃分其詞學道路的重要界標。該詞對豔情題材的反復闡説,與清初詞壇豔詞話語中的焦慮、悔尤心態相呼應,也反映出朱彝尊與試“博學鴻詞”時的幽微心理。《解佩令·自題詞集》成爲後人解讀朱詞的重要依據,詞中對詞學師法、寫作特點的自陳在後世詞論中得到持續演繹,而該詞的體、調、韻、語句同樣澤被深遠,這些因素共同推動其躋身清詞名篇之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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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西涼建初籍》的性質向有兵籍、吏兵籍、民籍諸説,對照新近公布的《前秦建元二十年籍》,可以明確其絶非民籍;隸屬於民政系統的吏户户籍與隸屬於軍事系統的兵户户籍也不可能混編在一起。《西涼建初籍》中的"大府吏"實際上是涼州都督府的軍事人員,"散"户當是因不符合徵發條件而被免除現役的兵户。魏晉時期除了集中居住的在營兵户外,還有一部分兵户與民户雜居,隸屬郡縣管理。《西涼建初籍》作爲專門的職役户籍,應該是敦煌行政機構編造的郡縣兵户户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