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宣《續高僧傳》之傳敍

慧皎《高僧傳》以後,有唐道宣之《續高僧傳》,又稱《唐高僧傳》;宋贊寧之《三續高僧傳》,又稱《宋高僧傳》;此後尚有四續、五續的著作,但是和慧皎原著,有相等價值的,止有道宣之《續高僧傳》,其他皆可不論。《宋高僧傳》卷十四《釋道宣傳》,稱道宣殁於唐高宗乾封二年十月,春秋七十二,逆推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所以道宣的一生,恰當隋唐佛教全盛的時期。大業年中,道宣從智首律師受具,     

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録文疏失舉正

<正>《名僧傳》,梁代沙門寶唱撰,共三十卷。該傳成書於慧皎《高僧傳》之前,是中國佛教早期僧傳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該傳早佚,部分内容僅見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沙門宗性摘抄的《名僧傳要文抄》與《名僧傳指示抄》。由於《名僧傳》原書不存,因此宗性的抄本就成爲我們了解該傳内容的主要依據。宗性抄本原件現藏於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日本方面早年以此爲底本進行過録文,收在《續藏經》第七十七册(以下簡稱"續藏經本")。然而,根據筆者對續藏經本以及     

竺法济《高逸沙门传》索隐

《高逸沙门传》为东晋竺法济撰著,是书出自《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本在唐前已无多见,兹辑录佚文十三则。作为僧人类传,《高逸沙门传》有意彰显沙门之高逸情怀,它一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世说新语》的弘教宗旨,另一方面促成了《世说》的文本建构,同时亦为慧皎《高僧传》的最后完成提供了重要素材。《高逸沙门传》虽存吉光片羽,却因其推动六朝僧传走向繁荣,从而在佛教文献学中占有一席之位。     

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

"詞史"作爲詞人對"詞""史"關係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其創作傳統在清初基本形成,但其潛流卻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關時事批評的傳統,自南宋以來分爲直敍式紀實、微言式隱喻兩種模式。然較之稼軒詞在元明兩代的長盛不衰,以《樂府補題》爲代表的宋遺民詞及其隱微寫作,經歷了較長的"失聲"狀態,直至晚明清初詞籍出版的復蘇,方被重視並重新抬頭。梳理這兩種模式在元明時期的發展狀況,發掘其中的典型文本,有助於我們更連貫地認識宋詞經典與清"詞史"代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而"詞史"在清代的情況,與其執著於在陳維崧、周濟、謝章鋌諸家中尋求一個"成立"的坐標,不若考察清人如何通過對唐宋詞正典的闡釋回歸,完成"詞史"從詞學範疇到詞審美範式的建構。只有立足於詞體發展的獨有特徵,及對唐宋詞經典的闡釋力度,方能發展出有别於"詩史"的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學説。     

歷史中的小說和小說中的歷史——說宗教和文學兩種不同語境中的“秘密大喜樂禪定”

藏傳佛教曾在元朝宮廷廣爲流傳,《元史》等官修史書中的有關記載,源出自元末明初的一部野史《庚申外史》,明代的作家將這段已被小說化了的歷史進一步戲劇化和小說化,遂使藏傳佛教淪爲"淫戲"和"房中術"的代名詞。本文從文獻學的角度釐清漢文化傳統中有關元代宮廷所傳藏傳密法的記載從小說到歷史,再從歷史到小說的複雜演變過程,並利用西夏、元代所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元代藏傳佛教傳播史,從藏傳密教的語境中還原西番僧人於元廷所傳所謂"秘密大喜樂禪定"的真實面目和本來意義,顛覆其於漢文文學作品中被色情化了的負面形象,重建歷史的真實。     

潘錫恩與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

纂修官潘錫恩對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有重大貢獻,但以前學界未有關注。潘錫恩在道光二年至三年間,纂輯了清史《文苑傳》的十四個正傳,幾達該書第一次稿正傳數量的三分之一,對該稿的成書意義重大。潘錫恩對《文苑傳》的論述也有重要貢獻,本文討論了他在詩學史和史學兩方面工作。潘氏幫助書寫了《文苑傳》詩學主幹,確立了以王士禎爲中心的順康詩學史論述主線,確定了《文苑傳》的詩學史記載開端,並延伸到雍正乾隆朝。在此過程中他强化了《文苑傳》所記清朝詩學特色,記載了崇宋詩潮流的興起。潘錫恩通過纂輯《谷應泰傳》等幾個傳記,建立了《文苑傳》的史學板塊,以《明史》纂修爲線索,凸顯了清代史學的特色。     

流動的文本: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佚文考辨

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亡於晚唐五代,這對我們了解漢代《洪範》五行學思想和《漢書·五行志》的編纂體例都産生了一定的影響。所幸在中古《五行志》及《唐開元占經》等典籍中,尚存有數量不小的《傳論》引文,但諸書引文體例各有差異,即使同一佚文亦常有不同。本文通過對諸書徵引《洪範五行傳論》體例的梳理,比勘同一佚文在不同著作中的不同形態,探討班固《五行志》以下諸書如何在《傳論》的"鈔録"中實現其自身的表達意圖。諸書所見《傳論》佚文不僅具有重要的輯佚學價值,更以自身的文本形態呈現了東漢至隋唐時期《洪範》五行學的演進過程,具有獨立的學術史價值,值得研究者關注。     

《虎溪三笑圖》題畫詩考論

"虎溪三笑"是傳統中國畫的重要題材之一,並由此產生了《虎溪三笑圖》的題詠。宋人已考證"虎溪三笑"本事爲虛構,其源流當是佛門僧衆對《高僧傳·慧遠》的踵事增華,至遲在晚唐五代之際已形成,宋代時廣爲人知,成爲《虎溪三笑圖》題詠的發端期,出現了贊頌三教同一、思慕高賢的主題。元代是《虎溪三笑圖》題詠的繁盛期,主題呈多樣化,其中遺民情懷主題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與個人情感。明代《虎溪三笑圖》題詠漸呈式微,在佛教衰落、學術風氣漸趨謹嚴的背景下,質疑畫題失真的詩作漸多。入清後,題詠詩作主題漸呈單一,但在藝術上仍有獨到之處。     

傳法紫宸:敬宗之師昇玄先生劉從政考

劉從政是唐敬宗皇帝入道受籙的度師,曾因此獲封"昇玄先生、檢校光禄少卿",隱然成爲天下道門領袖。此前學界對其所知甚少,本文利用保留在《唐文萃》中的《劉從政碑》及近年新見的一些墓誌材料,勾勒了他的生平及道門譜系。劉從政一生主要在兩京之間活動,其弟子遍佈關中及東都聖真、玄元等名觀。經過考證,可知劉從政出自潘師正的好友劉道合在嵩山傳下的上清别派,雖然不及司馬承禎一系的顯赫,但《劉從政碑》特别强調其上溯至東晉楊羲"凡十四世"的傳法譜系,顯示了對自身經法傳承的自信。     

章太炎儒術新詮中的近代學術嬗變

章太炎《儒術真論》將真儒術的本質界定爲"以天爲不明及無鬼神"。這一詮釋在理論與方法上是一個自洽的體系,並且以西方傳入中國的近代科學爲知識基礎。章氏一方面從墨家批儒記錄中落實界定真儒術的文獻依據,對儒墨之差異提出了獨到的分析,他試圖走出一條迥異於孫詒讓"本説經家法,箋釋諸子"的路子,强調治子乃"尋求義理"的"主觀之學",從而爲國學旁采遠西新學打開了空間。而另一方面,《儒術真論》的兩篇解説性附文《視天論》和《菌説》,經受斯賓塞進化學説、《談天》等西學影響,采納以牛頓定律爲基礎的新的宇宙、世界支配及運行原理,並將之作爲詮釋真儒術的知識支撑。章太炎儒術新詮,無論從科學革命導致"範式轉換"的普遍視角來審視,還是察之以中國傳統學術的自我調適以及西學東漸從明末到清末的複雜歷史軌迹,都折射出近代中國學術嬗變的某些動態圖景。     

唐代高僧籍贯的地理分布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僧尼数量非常之多。但是,这些僧尼在全国的分布,我们已无从查考。能够为我们所利用的只有当时高僧的材料。唐代近三百年间,高僧大德辈出,考察他们籍贯的地理分布,是揭示唐代佛教地理分布特征的重要途径。本文拟据唐道宣《续高僧传》,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宋赞宁等《宋高僧传》,对唐代高僧籍贯分布及其变迁进行全面的统计和分析。一高僧籍贯分布的轮廓前述三《高僧传》记述高僧籍贯的方式,有三种情形：（一）直接称某僧为“某地人”,或某僧“生于某地”。但是,有时在行文中称“某地释某”…     

內律與俗法——從《續高僧傳·智藏》再探南朝政教關係

《續高僧傳·智藏》記載智藏與梁武帝關於僧團制度的辯論,實際發生在梁武帝天監年間,而非傳文所言普通年間。在此期間可考的兩件判例以及齊、陳兩朝的相關議論表明,南朝僧人犯法,先以俗法判決,再由律僧斟酌詳定,這是不同於北朝、隋唐的審判程序。智藏與梁武帝關於提婆達多的對話,是暗引《大般涅槃經》的典故,以提婆達多爲佛陀教說方便示現,具有鮮明的南朝解經學特色,在當時的儒家論議裏也有反映。宋元以降的佛教史家不理解南朝談辯的內涵,也錯失了智藏與梁武帝二人爭論的真正焦點。這場爭論的核心是僧團戒律與世俗法律在審判程序中的分割問題。     

《漢書·衛青傳》“人奴”辨

<正>《衛青傳》:"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駡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欽韓曰:"人奴,謂衛媼本主家僮也。"楊樹達《漢書窺管》曰:"母爲家僮,青無自言之理,沈說殊戾人情。按上文云父使青牧羊,牧羊奴虜之事,故青云爾。《公孫弘傳贊》云‘衛青奮於奴僕’,亦謂青身爲     

日本唐樂曲《蘇莫者》及其南海來源

《蘇莫者》是一支起源於天竺,由林邑僧佛哲從南海傳入日本的東南亞樂曲。從10世紀起,此曲編屬唐樂盤涉調,用於佛寺塔供養,由大阪四天王寺舞人傳承。關於其來歷有多種傳説,乃反映了它用於祈雨,進而由"小曲"發展爲"中曲",由獨舞發展爲羣舞的過程。對《蘇莫者》進行考察,有助於認識日本雅樂以佛教團體爲載體的事實,以及中古"歌舞戲"的性質及來歷——《蘇莫遮》和《撥頭》、《伴侣》等西域樂曲代表了印度假面樂舞的陸路傳播,而《蘇莫者》和《拔頭》、《倍臚》等林邑樂曲則代表了這種假面樂舞的海路傳播。     

讀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偶記

《漢書·藝文志》在《尚書》《經》二十九卷下著錄《傳》四十一篇,後世學者多以為即伏生之《尚書大傳》。黄開國說:《尚書大傳》不見於《漢書·藝文志》。但班固在《六藝略·尚書略》中,有《傳》四十一篇,緊接《經》二十九卷之俊,在《傳》四十一篇後列《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從這一     

《史記·曹沫傳》史源分析與事迹考實

《史記·曹沫傳》記載了春秋時期魯人曹沫劫持齊桓公的事迹,但其間疑點重重,後人對於曹沫其人之身份、劫盟其事之真僞、會盟前之背景以及會盟後之結果多存爭議。本文從史源分析的角度入手,對《曹沫傳》的材料來源加以考查,並綜合其他方面的證據,對"曹沫劫盟"這一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作出澄清。     

西夏遺存文獻所見藏傳佛教的傳承世系

本文對西夏遺存文獻中所載藏傳佛教"大手印"修法的傳承脈絡進行了梳理,其中有關劉掌廝囉爲薩欽貢噶寧波,金剛座爲也阿難,雅礱斯巴爲法獅子等分析,爲明確西夏所傳"金剛默有母修法"、"大手印"燒施念定、大黑求修法、金剛亥母修習法等與薩迦派的關聯,進而爲釐清西夏藏傳佛教的傳承世系和早期藏傳佛教的面貌提供了證據。     

贵州高僧利根与《径山藏》

利根(1609—?),是明清之际贵州一位有名的高僧。陈垣先生曾说:“明季黔僧,多非黔籍。黔籍之有高僧,自利根始。”(《明季滇黔佛教考》286页)他的事迹是值得一述的,尤其是他对《径山藏》刊     

從國史到《魏書》:列傳編纂的時代變遷

《魏書》列傳的家譜要素早已引起學界注意,但對《魏書》列傳編排在時代上的混亂則鮮有論者。魏收以前的紀傳體國史主要由李彪、崔光相承編纂,記載内容至少應至宣武時期,各卷人物編次原則是先依時代爲斷,再以事類相從。而魏收加入另一標準,即以家族爲傳,使《魏書》列傳編排呈現混亂局面。通過今本《魏書》中十卷左右即出現一次的"降臣傳",確認了早期國史列傳的年代框架,與此時代不合者則是魏收改作所致。     

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

高僧刘萨诃①主要活动在四世纪下半叶到五世纪初.他在出家以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稽胡族下级军吏,三十岁时巡游地狱的偶发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由一个杀生为业的罪人变成了一个精勤福业的游方僧人.他去江东寻觅礼拜阿育王塔、阿育王像的传说给江南佛教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一个普通僧人而名列宝唱的<名僧传>和慧皎的<高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