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禄著述版本及流传考述

清初通州范国禄以诗文名震一时,著述宏富,诗文杂著且逾百卷。其中《十山楼诗年》、《十山楼诗》、《十山楼文》、《范十山诗集四种》、《十山楼尺牍》、《十山楼序稿》、《狼五诗存》等流传至今,多为海内孤本,笔者结合各方文献材料考察、梳理范氏著述版本及其后世流传。     

《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的真实与虚构——以《王年代纪》的加工创作为线索

《新唐书·日本传》的天皇谱系来源于日僧奝然向宋太宗进献的《王年代纪》。《宋史·日本国传》转录的《王年代纪》可以反映其原貌,《新唐书·日本传》则在《王年代纪》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和创作。例如在时代选取上以唐朝灭亡作为下限,删去了唐朝以后的内容;以奝然的按语作为线索,将僧人来华求法的内容置换为遣唐使入贡的记载。由于种种制约,《新唐书·日本传》在加工创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字错讹、理解偏差等问题,但它反映出北宋士人对日本历史的基本认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读刘禹锡送僧诗

唐代思想家、文人与佛教僧侣多有交往,刘禹锡是其中之一。其《刘宾客文集)第二十九卷有《送僧二十四首》,其它卷还有几篇送僧人的诗和为高僧写的碑文。读这些诗文,可以使我们具体了解刘禹锡与僧人交往的情况,理解刘禹锡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关系。     

虎丘山寺始建年代考

<正>苏州城西北的虎丘山,风景优美,文化沉淀丰厚,享有"吴中第一名胜""江左丘壑之表"等美誉。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葬后三日,有白虎踞于上,故名虎丘山。建于其上的虎丘山寺(即云岩寺)历史悠久,东晋以来名僧辈出,尤其是北宋末年驻锡于此的绍隆禅师,大振圜悟禅风,遂成一派,即虎丘派,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并曾盛行于日本。但该寺的始建年代在     

禅宗初祖东渡海 东瀛画僧绘神韵——日本禅宗画《达摩图》

“一石独亭亭,中藏初祖形。千年神气在,何用著丹青。”这首《面壁石》诗,出自清代顾嗣立之手。诗文中提到的初祖,就是在我国始传禅宗的禅宗初祖——达摩,他本名菩提多罗,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种姓刹帝利,     

新发现秦观佚诗《梅花百咏》辑考

近年发现秦观佚诗《梅花百咏》七律一卷,不在《淮海集》中,秦观集诸家辑佚均未能揽入。该卷有日本和刻本,为单行本,有天和元年(1681)熊谷立闲跋。清华大学图书馆等三处亦藏有明万历乙卯(1615)刻本《百梅一韵》四卷,书中收有《宋高邮秦少游咏梅一百首》,内容与和刻本《梅花百咏》相同。内外诸证据可证《梅花百咏》确为秦观佚作,故予辑校,以飨学林。     

日本圆仁大师登陆之唐澳考

正据唐朝时期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简称《圆仁日记》)记载,大唐开成四年(839)三月二十九日黎明,一艘载着日本国著名僧人圆仁的航船从淮河入海口东出北上,驶进碧波浩渺的黄海中,去探访久负盛名有"世外桃源""海上仙境"之称的海州东海山。船只在颠簸中逶迤前行,风帆在偏南风的吹拂下,一路来到海州水域。船客为了克服海上行船带来的孤寂和晕船,分散注意力,将目光停留在船舷左侧,只见在西部山海相接的地方,一处处临海山、岛呈现在眼前:东陬、     

真德秀诗文辑补十篇

真德秀有诗文集《西山文集》传世,但其所收真氏诗文并不全面.《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等总集曾对真氏诗文进行了辑补,但依然有所遗漏.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又辑补了真德秀诗文十篇,包括《送夏元鼎归雁山》《赠夏元鼎》《卫生歌并序》《吊屈原赋》《项氏孝友堂记》《师友尺牍序》《跋宋大中祥符授彭齐秘书郎零陵令诰》《与汪叔耕小简》《题...     

南朝时期的佛驮跋陀罗

佛陀跋陀罗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来华传教的西域僧人中十分重要的一位。在后秦长安时,他与鸠摩罗什的矛盾,很重要的方面是对于传教理念的差别。佛陀跋陀罗保持着与统治者的疏离,而鸠摩罗什选择依附于姚秦宫廷。他的这种态度受到致力于佛教独立化的庐山慧远的赞赏,并且在南方佛教界也备受尊敬。作为南朝佛教史家,相比于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慧皎在《高僧传》中也不掩饰对佛陀跋陀罗的推崇,这一切正是南朝时期中国佛教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积极寻求精神独立的表现。     

梵琦楚石与日本、高丽僧人的交往

本文介绍了海盐天宁寺高僧梵琦楚石禅师与日本、高丽僧人交往的状况。从列举的偈语中可以看出,梵琦送偈的僧人大多文化素养较高,求法的寺院主要是以“五山十刹”为主的中国江南禅院。     

日本国收藏的唐代一行等人画像

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多年来一直有着密切的友好交往,其中,包括着两国佛教僧侣之间的往来。七世纪至九世纪,日本不断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同时,还派大批留学生随使者来中国。这些留学生中,不少是"学问僧"、"请益僧"。他们在中国各地巡礼,研究学问,回国时就把中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带回本国。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到日本,沟通两国的文化和学术。佛教僧侣的互相往来,以宗教活动的形式,构成了中日两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徐霞客在云南的墨迹辨

徐霞客于祟祯十一年(1638年)入云南考察旅行,到祟祯十二年冬在鸡山修志,祟祯十四年病故家乡。在云南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写下了《滇游日记》,几乎占整个《徐霞客游记》的五分之二。从滇游记中不难发现霞客在云南曾留下一些墨迹,如《鸡山志》、《鸡山十景》、《云迈淡墨叙》、与唐泰互赠诗句,手书赠沈莘野、刘北有、俞禹锡等的诗文,遗憾地是没有发现原作。四十年代后见到关于徐霞客《山中逸趣叙》和《山中逸趣跋》的发现和文章介绍。笔者六十年代又收购到徐霞客赠鸡山妙行僧诗稿,以上实物孰真孰假,有必要进行以下考证。     

竺法济《高逸沙门传》索隐

《高逸沙门传》为东晋竺法济撰著,是书出自《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本在唐前已无多见,兹辑录佚文十三则。作为僧人类传,《高逸沙门传》有意彰显沙门之高逸情怀,它一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世说新语》的弘教宗旨,另一方面促成了《世说》的文本建构,同时亦为慧皎《高僧传》的最后完成提供了重要素材。《高逸沙门传》虽存吉光片羽,却因其推动六朝僧传走向繁荣,从而在佛教文献学中占有一席之位。     

谈古人的咏弈诗

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大量咏养诗,是古代诗海中重的要组成部份。这些咏养待反映了古代文人的生活揭示了他们的心态,确实值得我们重视。一、展示古代文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出世思想。“诗言志”,古代文人内心深处的欢愉与哀伤,往往以诗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多以奔来表达消极的或出世的思想。如唐代许浑《送来外士归山》云：“卖药修琴归去迟,山风吹尽桂花枝。世间甲子须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宋代林通触中寄把叶秀才》云;“夜鹤晓猿时复闻,寥寥长似耿离群。月中未要很丹桂,岭上且来看白云。棋子不妨临水着,诗题兼好共僧分。新优他日荣名…     

僧齐己《白莲集》版本考

在《白莲集》现存各本之中,柳佥抄本直接抄自宋本,价值最高;何焯藏明抄本直接源自柳佥抄本,最接近柳佥抄本原貌,又经何焯据杨南峰家抄本校勘,不仅改正了柳佥抄本一些明显讹误,并可由其校勘记推知杨南峰本面貌;冯班家抄本、《四部丛刊》本、曹氏书仓本与柳佥抄本异同颇多,可能均出自辗转传录,而非直接抄录自柳佥抄本,然柳佥抄本之阙文,三本皆备,亦不失资证价值;张氏藏清抄本和顾一鹗跋本皆来源于冯班家抄本,辗转抄录,讹谬多些;毛氏汲古阁刻《唐三高僧诗集》与柳佥抄本虽时有异同,然其为现存《白莲集》最早之刻本,亦不可忽;《全唐诗》和《唐百家诗》亦悉录僧齐己之诗,可与《白莲集》互见,并增补遗诗。     

圆仁求法目录所记五台山石刻考

隋唐时代是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重要时代,日本全面学习隋唐文化,其中日本来华的求法高僧尤其值得注意.今存日本的大量早期汉籍文献,往往是他们由唐土携回日本的.东来求法诸僧当中,圆仁(794-864)最为著名,他巡礼五台、参拜长安诸寺,求取了大量的法宝、典籍,曾编为《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和《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编成在后,著录经籍最多①.圆仁在五台山巡礼时曾抄写经卷②,礼拜佛像③,临摹图画④,摹写碑文,故所编《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包含了以上这些巡礼活动所得文献.圆仁抄录的五台山石刻也著录其中,惜不见于历代石刻著录.今特举出此五种石刻,结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⑤、《行历钞》⑥、《广清凉传》⑦、《宋高僧传》⑧、《净土往生传》⑨、敦煌文献等,考证其来源和本事.     

探寻遣唐使圆仁僧入唐路径

《大唐西域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三大文化游记。其中前两部又被誉为记录佛学东渐的姊妹篇。《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去印度求法的记载,而《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则是日本僧人圆仁来大唐求法的旅行日记。前者翻山越岭,征途漫漫,取得真经;后者破风踏浪,历尽艰辛,让佛学东传,修成中日友谊佳话。     

试析径山之历史文化底蕴

余杭径山早在唐时已有僧人结庵建寺,至南宋径山寺被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刊刻《大藏经》,为弘扬佛教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径山的茶文化底蕴也非常丰厚,曾是陆羽著《茶经》之处,也是日本茶道发源地,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     

江藩佚文稽考

江藩诗文散佚严重,有待稽考。本文辑录《唐语林跋》、《吴越备史跋》、《灯下闲谈跋》等佚文三篇,《梦扬州·题画舫录》、《紫玉箫·题月底修箫谱》等佚词两首,《游吾园柬主人》、《镜铭》等佚诗两首,"如是(或作是处)楼台先得月,谁家杨柳不胜鸦"、"簾内当风红烛冷,庭前碍月绿荫稠"等佚句四句,以及《游山具记》、《眉妩》等有目无辞之作,同时略作考释,以便读者取资。     

也谈敦煌文献中的《付法藏因缘传》

《付法藏因缘传》旨在阐述印度佛教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传入中国后,为隋唐间形成的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祖统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献中保存有21件付法藏传文献,可分为《付法藏因缘传》和《付嘱法藏传略抄》二类,后者是前者的略本。这些文献对于认识敦煌地区的禅宗祖师信仰及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敦煌莫高窟第196窟中的佛教高僧像反映的是律宗内容,与《付法藏因缘传》及禅宗祖师信仰毫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