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僧詩:中峯明本的僧風與詩作

中峯明本,元代禪宗楊岐派宗師。生當宋元易代之際,面對蒙元統治者的威壓利誘,數十年屏迹自放,晦迹避世,拒斥權勢與榮寵,度過雲水漂泊生涯。因聲譽隆盛,景仰、隨從者衆,宰相大臣屢以"五山"主席交聘,俱力辭;朝廷召見,亦終不一至。他發揚中國古代士大夫隱逸山林的傳統、易代之際不仕新朝的遺民傳統和禪宗熄滅妄念、止歇馳求、解黏去縛、少欲知足的傳統,將生活經歷和思想感情形於詩篇,描寫倘佯山水的瀟灑自如心境,抒發解脫羈絆的閑雲野鶴情懷,所作滲透對於人生事象的深沉思索,對於世間榮華富貴、名利紛爭的鄙棄,清新自然,禪意盎然,是古代僧詩中難得的優秀之作,在詩歌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     

新出元代雪堂總統塔銘考論——兼論晉王甘麻剌與元成宗帝位之爭

鄭州滎陽市文管所藏有一方經幢,上刻“大元特賜王印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冀國公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佛慧圓鑑雪堂大禪師靈寶舍利之塔”。本文結合洞林寺現存的幾方石刻,考證出幢主“雪堂大禪師”名普仁,俗姓張,自號雪堂,爲臨濟宗十八代傳人,是元代佛教界一位有影響的人物。雪堂普仁與以晉王甘麻剌、高唐王闊里吉思爲代表的有着極高政治身份和地位的人物關係密切。本文以雪堂普仁爲切入點,通過梳理普仁與甘麻剌、闊里吉思的關係,從一個側面揭示元前期漢法與蒙古法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雅俗之間：禪宗文學的兩種面向——以禪僧詩“行卷”和“演僧史”話本爲例

宋代禪僧多作詩詞古文、四六疏榜,編撰行卷、别集,與士大夫文化合流;但作爲宗教,禪宗仍須面向更爲廣大的下層民衆,從而也與"説參請"、"演僧史"等通俗文藝相涉。根據現存資料勾稽"禪僧詩"和"演僧史"的概況,可見兩者之間時有互動,且共同浮現出南宋的"臨安高僧羣"印象。我們藉此可以考察禪僧這一"特殊羣體"在文學史上溝通雅俗的作用。     

讀《易》三札——《訟》、《師》、《謙》卦解

明代智旭以佛學思想闡釋《周易》,將《周易》引入佛教心性論一途,援佛入《易》,以《易》攝佛,儒釋匯通,《訟卦》尤具代表性,構建起了《論語》"內自訟"與《訟卦》融會貫通的橋樑。《師卦》的解釋傳統體現了王弼重事理、程頤重治統、清儒重考據的特徵,《周禮》關於"大師之禮"和"大田之禮"的記載及出土簡帛本《周易》,提供了從軍禮解讀《師卦》的新視角。唐代孔穎達對《謙卦》開創性闡釋以及唐宋諸儒對"裒多益寡"的改定和訓解,反映了唐宋更替期關於"公平"觀念的轉變,可作爲考察唐前大儒和宋代大儒思想分野的重要參照。     

试析柳宗元的禅观

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自唐初兴起之后,便以其燎原之势遍及南北,六祖慧能以后,标榜为南方宗旨的南宗禅逐渐成为禅法的主流。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撰《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称：“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然而,曹溪禅之盛行并不表明其他禅法已完全销声匿迹,至少在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还流传着曹溪之外的其他禅法。即便是柳宗元本人,其禅观主要也不来源于当时盛行的禅宗。弄清楚柳宗元的禅观及其渊源,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禅学的全面认识,同时又可从中窥得佛学对柳宗元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道教“都監”之設不晚於唐光啓二年

《事物紀原·道釋科教·都監》:"太平興國中,增置副道錄,都監,首座,通舊爲八員,已上總知教門公事。"根據該書的解釋,道教"都監"一職是從宋太宗太平興國時開始增設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刊載了林桂枝《福建福州外蘭尾山五代墓葬簡報》一文,公佈了墓中出土的一方王紹仙墓誌銘。王紹仙爲道教徒,墓誌銘稱其爲"大閩國故左右兩街都監大德賜紫王君"。並云"乾化四年,充表讃大德,玄綱大整,法會將隆。式遷授兩街都監大德。"乾化爲五代時後梁年號,乾化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釋顧歡《夷夏論》所謂“下育妻孥”

正《南齊書·顧歡傳》中收録了顧歡所作《夷夏論》,文中批評當時佛教信衆"下育妻孥,上廢宗禮"。《弘明集》卷六明僧紹《正二教論》,卷七朱昭之《難顧道士〈夷夏論〉》、朱廣之《疑〈夷夏論〉諮顧道士》、釋惠通《駁顧道士〈夷夏論〉》四文中"育"字作"棄"。中華書局標點本《南齊書》據《弘明集》改"育"爲"棄",並得到廣泛認可。"棄"、"育"二字意義相反,改字對文意影響甚大,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絕地天通”天學解

《國語·楚語》、《尚書·呂刑》等典籍所記載的"絕地天通",是一個富於政治意義的天學史事件。其實質是在南正重、火正黎之間實行分工:前者管理天文之事,即觀察鶉火三宿之昏見於南中天,制訂新曆;後者管理地上之事,即觀察大火星的天球位置,綜合新舊兩種曆法傳統以"出內火"。所謂"南正",即指對標準星上南中天的時刻加以觀測;所謂"火正",則指根據"大火"曆法和"鶉火"曆法授理農事。之所以要作此分工,是因爲在歲差的作用下,原來的曆法標準星漸漸偏離農時,致使九黎産生了"亂德"的借口。分工的結果,則是建立了新的曆法標準星,在制度上"始復舊常"。前人關於"絕地天通"的諸種解釋,因離開原始記錄,隨意加以引申,故往往難以成立,這一點宜引爲教訓。     

俄藏No.6990a西夏書儀考

黑水城遺址出土的兩件西夏文書儀是宋遼夏金時期僅存的書儀原件,具有較爲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對保存比較完整的Инв.No.6990a號書儀文書做出翻譯,進行初步詮釋。這是一件既綜合,又簡明,屬於表狀箋啓類書儀,爲西涼府簽判梁德殊所備用,受書對象包括皇帝、宰相、經略等,書儀事項有表奏、恩乘、星變、尊生、時遇、慶詩等。從此西夏書儀的尊稱、謙稱等形式和内容來看,與中原地區的書儀一脈相承。本文還論證了此西涼府簽判書儀不是發現在西涼府,而是發現在黑水城的原因,探討了西夏西涼府簽判一職,對西夏職官作了補充。書儀中使用了多種占星術、星命學的詞語,可知西夏接受中原星占術浸染,流行星命占卜。書儀最後部分的七言八句贊詩,從"頷聯"與"頸聯"對仗,雙句押韻,平仄格律方面確定爲比較典型的傳統七言律詩。這是所見西夏文文獻中第一次發現律詩,顯示出西夏詩歌文學的一個重要側面,可以看到中原傳統文學對西夏的影響至深。總之,此西夏文書儀反映了西夏晚期政治、文化、社會的某些特點,也爲中國書儀增加了綜合性簡明書儀的類别。     

關於“重點發掘”意見的商榷

"重點保護、重點發掘"的口号,作为今後文物工作的方針是正確的。記得夏副所長在‘中國考古學的現狀’中,會提出今後努力的方向,即指出‘主動的研究工作,应該以新石器時代、殷代和西周为重點,尤其着重西周’。並且在文中接着又說明了为什麽把重點放在西周,末後还補述了‘这並不是說我們完全不理睬汉代及汉以後的考古材料’这一理由。一年多以來的文物保護工作現狀,据个人所知,是把重點放在洛陽、鄭州和西安等區。人員方面,也曾把華东文物工作队抽調一小部分人員去配合鄭州基建做好文物發掘工作,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陈容同志或許不能滿意上述的这样做法,因为在陈同志‘如何來正確的理解"重點發掘"的方針’一段文字叙述中,並没有理解到上述的‘重點發掘’的这种事实,而他所理解的却是‘工程進行中要遭致損坏的,就必須清理發掘,除此以外,虽然遺留在地下或掩盖在建築工程基礎下而不致損坏者,都暫可不做’。这样立論,就不免令人有所迷惑,至少是我个人認識上發生了一个大的問題。这問題的關鍵在於‘虽然遺留在地下或掩盖在建築工程基礎下而不致損坏者,都暫可不做’。因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个顯著的事实,像陝西咸陽國营西北第一棉織廠,在建廠時就曾破坏了古墓,廠中的五十六根柱脚下面都探出有墓穴。如果依陈容同志的‘正確的理解’,咸陽國营第一棉織廠的做法,豈不是非常正確嗎?陈容同志的所謂‘首先把这一条应該確定下來’的‘正確的理解’重點發掘方針,正是为考古而考古观點的体現,而没有認識到目前考古工作,同样要为基建服务的。因此,我們必須指出:如果依照陈容同志的思想体系去認識‘重點發掘’的方針進行發掘工作,把‘遺留在地下或掩盖在建築工程基礎下而不致損坏者,都暫可不做’的話,这不僅損失了考古資料,而且直接对基建工程埋下了破坏的禍根。为了社会主义基本建設工程的基地加固,‘遺留在地下或掩盖在建築工程基礎下’的古墓,不但不能‘暫可不做’,而且应侭先去做。分出緩急次序,有計劃的去做。这是在‘重點發掘’的方針指導下,首先应該確定下來的。这样做是为工程服务的,否則,古墓掩盖於工程基礎之下,就是永远埋没了古代劳動人民的創造,減縮了歷史的証据。我很同意陈容同志提出的‘一切工作的方針任务的確定,首先应該是从我們國家的總任务出發,再結合我們本身工作情况經过考慮而提出’。我也同意‘我們的任务是配合基建清理發掘,因此,發掘的重點就該是从基建工程上考慮,是否必須清理發掘’。但我要補充一項:就是要配合工程重視重點地區的發掘工作。所謂重點地區,就是以那一地區的歷史条件为前提,結合已知的那一地區的地下埋藏的歷史文物情况而確定下來。重點地區如洛陽、鄭州、西安、長沙、寿縣……等地如有工程進行,就该多調人員去配合。配合目标:第一,清理古墓应服从工程進行速度为原則。第二,清理古墓以加固工程基地为原則。第三,以掌握重點材料为原則。貫澈‘重點發掘’的方針,必須按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結合墓之結構、大小,分出不同類型。地區和時代不同的相異類型的墓,一定要細做;地區或時代相同,類型不同者,也要細做;地區、時代、類型皆同的墓,即当粗則粗,当細則細了。因此,我除同意从發掘对象的適当約束來解决我們人力經費不足与任务繁重的矛盾外,还有一个重要問題,是如何挖掘潛在力量的問題。按目前考古人員的人數是配合不上繁重的工作的。但这里面是否有人力的浪費呢?截至目前为止,人力仍然是很分散,浪費人力現象在所难免。所謂‘人力浪費’,不僅是人員轉移工作对象,或有空暇为阻,就是每人工作对象都是田野考古,但不是真正的去配合基建工程,而去進行工程地區以外的發掘,都是一种嚴重浪費現象。为了貫澈‘重點保護、重點發掘’的方針,合理的統一使用人員,消滅人力浪費现象,也是很重要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