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羽詩學著作的生成及其早期傳播

本文在張健考證"《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之結論基礎上,繼續追究所傳該著文本的來歷,藉以重建嚴羽詩學著作生成及早期傳播的歷史。一是通過具體解析其並不均質的文本結構以及《詩人玉屑》分門類編的商業化製作,推證嚴著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詩證的構成方式,或即來自最早以如此構架收録嚴作的魏慶之是書。一是觀照嚴羽所處的時代,作爲傳播中介的書坊編刊者與以更爲廣大的中下層創作者爲主體的讀者構成的龐大詩歌消費市場已經形成,故考述嚴氏詩學著述正是在宋元間這樣一種文學生態環境中,主要以"詩法"的面目被傳播。     

由杜詩“焚銀魚”看明人杜詩接受中的誤讀與誤用

<正>"焚銀魚"之疑"焚銀魚"一詞出自杜甫夔州時期的七律《柏學士茅屋》。全詩云:"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卻走身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户團傾蓋,秋水浮階溜决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這首詩不是杜甫的名篇佳作,無論是思想内容還是藝術技法,都算平平。明代之前,在普遍尊     

清代誠齋詩學與唐宋詩之爭

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甚豐而風格別樹一幟,他受到同代人賞識,卻不見重於元明兩代,到清代更是屢受惡評。在當時詩學的唐宋詩之爭中,誠齋詩往往不容於雙方。直至清末,纔受到同光詩人的推尊。本文通過梳理清代誠齋詩在唐宋詩之爭中的各期發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詩人的誠齋詩觀,指出夏敬觀是清代第一個全面肯定誠齋詩的學者,楊萬里的詩史地位最終因同光派而得以確立。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元代的僧詩:中峯明本的僧風與詩作

中峯明本,元代禪宗楊岐派宗師。生當宋元易代之際,面對蒙元統治者的威壓利誘,數十年屏迹自放,晦迹避世,拒斥權勢與榮寵,度過雲水漂泊生涯。因聲譽隆盛,景仰、隨從者衆,宰相大臣屢以"五山"主席交聘,俱力辭;朝廷召見,亦終不一至。他發揚中國古代士大夫隱逸山林的傳統、易代之際不仕新朝的遺民傳統和禪宗熄滅妄念、止歇馳求、解黏去縛、少欲知足的傳統,將生活經歷和思想感情形於詩篇,描寫倘佯山水的瀟灑自如心境,抒發解脫羈絆的閑雲野鶴情懷,所作滲透對於人生事象的深沉思索,對於世間榮華富貴、名利紛爭的鄙棄,清新自然,禪意盎然,是古代僧詩中難得的優秀之作,在詩歌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     

“有懷無與語,聊和古人詩”——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爲不僅僅在同時代的文人之間進行,而且亦可由後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來完成,這就稱作"追和",也是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的特殊方式。韓國古代文人透過追和中國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種時空相異而情感交流的詩友關係,對韓國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學交流。本文擬以韓國古代文人對唐人的追和詩爲對象,來探討這些詩的概況、類型及意義。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南宋末年的公田法與道學家

賈似道行公田法是南宋末年最重要的史事之一,過去研究者皆未分析公田法倡議者、實施者的背景,尤其是思想背景。通過對相關人物的考察可知,公田法可謂賈似道利用道學門徒推行的一項事業。這説明,道學及道學家對南宋政治的影響,絶不僅僅發生在臨安朝廷,更是籠罩地方施政。在地方施政中,宋末的道學家絶非萎靡、迂緩、空虚之人,其作爲亦遠不止於教化等,更是深入到兵刑錢穀這些王朝生存的基礎,也深刻改變了南宋末年軍事財政的展開方式。     

從詩選和詩評看陸游詩在宋元明的接受

<正>乾隆《御選唐宋詩醇》選陸游(1125-1210)詩有一特色,大致將其詩分爲愛國與閑適兩類,錢鍾書的陸詩研究也指出其悲憤激昂和閑適内容。~①此看法已爲學界重視。陸游生前曾刊行詩稿,其子也致力編纂陸詩,然而,祝尚書指出:"宋末至明季,未見别有《劍南詩稿》全帙覆刊本著録。"~②晚明毛晉(1599-1659)於天啓四年(1624)覓得《劍南詩稿》並刊行八十五卷~③,清     

詩人鄭珍與中國現代性的崛起

正打造学术精品服务教育事业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内容简介:在该著作中,施吉瑞将郑珍视为与陶渊明、李白、杜甫及苏轼齐名的诗人,通过对郑珍(1806—1864年)的深入剖析,探讨了郑珍及其为代表的宋诗派对晚清文学、思想、政治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借此,该著作发掘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部源头,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論宋代杜詩注釋的特點與成就

一宋人對杜甫詩表現出極其濃厚的興趣,除了杜詩的注家外,一般的學人也經常熱烈地討論杜詩,試看二例:“吴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為户部尚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於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吴至,則强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遷坐於門外簷次。     

南宋的太學舍選與兩優狀元

南宋時期,在科舉入仕之外,尚有太學舍選一途,可以成爲士人的進身之階。南宋太學舍選,延續了北宋太學取士的制度,遵循相當嚴格的程序,在外舍、內舍、上舍各等級之間,太學生須通過私試、公試、上舍試等一系列考試,並結合平日在學的行藝考察之成績,方能次第升等。上舍一般分爲上、中、下三等,各有相應的待遇。其中,又以內舍優校人,再中上舍試優等,最受世人欽羨,稱爲"兩優狀元",可以直接釋褐授官。但因太學舍選之途極其艱難,故而南宋士人藉其入仕者人數較少,僅在十分之一左右。在制度梳理之外,本文還通過若干具體的事例,呈現了南宋太學舍選的各個重要環節。     

“述毛”與“難鄭”——王肅《詩經》學的語境還原及歷史建構

王肅《詩經》注,全書已佚而集中存留於《毛詩正義》中。《正義》的解經系統對王注的取捨有內在的體例。通過還原佚文的引用語境,可以發現"述毛"是孔疏引用王注的預設前提。王肅對毛傳的墨守遠過鄭玄,其對未明言的傳意的補足和推測遵循一定的義例。"鄭王之異"是"王述毛"與"鄭異毛"衍生的間接結果。但王肅《詩經》學在後世的影像卻是圍繞着"鄭王之爭"的先在焦點拼接而成的,"難鄭"成爲核心。"述毛"的殘片與"難鄭"的影像都滲透了經學史發展的印迹。     

追尋消逝的唐詩選本——顧陶《唐詩類選》的復原與研究

<正>在唐人選唐詩的諸選本中,晚唐顧陶的《唐詩類選》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唐詩選本。顧陶(783—856?),大中時官太子校書郎,晚家錢塘(儲嗣宗《送顧陶校書歸錢塘》,《全唐詩》卷五九四)。《文苑英華》卷七一四録顧陶二序,其前序作於大中十年(856),曰:始自有唐,迄於近殁,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爲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     

學術走向與創作選擇——姚鼐棄詞不作與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

清代著名學者姚鼐號稱不寫詞,在清代乾隆以後,已經成爲一個話題,受到學界的關注。考察其原因,是由於乾嘉年間的詞體創作非常繁榮,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更加成熟,從清初發展而來的詞學復興之勢進一步得到加强,詞作爲專門之學的意識更加深入人心。同時,乾嘉學人大多强調學有專精,不提倡面面俱到,而姚鼐受桐城家法的影響,在文學創作上也懂得有所不爲。從學術淵源看,姚鼐受王士禛等的影響,對詩詞辨體之説也有自己的認識。所以,他之不寫詞,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鄙視詞,而是由於對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從這種認識中,某種程度也能看出清代詞學的發展。     

南宋的待補與待補太學生

本文討論在南宋施行近一個世紀的太學考試制度——待補。首先釐清宋人使用"舉人"一詞的語境,再將待補制度置於南宋士人不斷增加的時空環境,討論"混補"爲何無法施行,而必將被"待補"取代。其次,透過討論待補法制定前,朝臣對太學補試的歷次爭論,理解待補法制訂的邏輯。認爲待補法不但解決了混補制下應考士人過多的問題,並藉由與地方解試結合,一把機會開放給少數未能通過解試的舉子,同時試圖網羅各地人才。嘉定以後,南宋政府不斷對待補法進行改革,努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從大學考試制度切入,可知南宋已沒有獨立於科舉之外的官學教育體系。     

禮制與情欲：唐代婚禮的儀式書寫與文學表達

敦煌遺書中保存了大量唐代婚禮文獻,其中包括官方編修的禮書和用於婚禮的口誦詩文。通過對這些婚禮書寫進行分析,以及與存世婚禮文本比讀可以發現,唐人的現實生活中,婚禮程式並没有完全被儒家禮制束縛,而是表現出世俗化、功利化的傾向,以富貴與情欲爲主題的婚禮文學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産物。唐代婚儀禮書與文學表達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魏晉以來的貴族文化,從唐前期到唐後期,婚禮書儀與婚禮文學的書寫羣體從宫廷文臣轉移到官僚文人,婚禮書寫與文學創作表現出世俗化、儀式化的特點。唐代婚儀書寫與表達方式的演變軌迹,成爲中古時期從貴族社會到官僚社會、從貴族文學到官僚文學變革的一個縮影。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     

为學與为人的楷模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本杰明·史華慈教授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知識淵博,智能超凡,和我這一輩的許多東西方學者一樣,我從他那裏受益匪淺。對我來說,尤其幸運的是幾年前我又回到了母校任教,發現自己又成了他的同事了,興奮之余,也有些不安。不言而喻,在我多年的任教生涯中,甚至在多少年前我由歷史改行到文學的轉變中,我都得益于他的學識和才華。對我而言,多年流落蠻荒之后又重新在哈佛與他再度相逢,     

宏觀把握大局,忠實還原細節——評守屋美都雄著《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

在日本當代漢學發展史上,守屋美都雄被研究者譽爲"東京文獻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是反映日本戰國秦漢史研究成果的一部著名论文集。由於全書存在主題和體例斟酌不夠充分、結構設置也有欠周到的缺陷,因此,讀通守屋氏這部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循其學術脈絡,淡化結構框架。守屋氏學術追求的最主要特徵,是在宏觀把握大局基礎上的忠實還原細節,特别是有助於今人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具體過程如何産生、如何變化的那些細節。全書的核心是《南人與北人》、《社的研究》、《父老》等九篇文章,代表了守屋氏關於中國民俗、家族宗族、國家結構的基本觀點;其他文章也非常典型地表現出文獻學派傳人的深厚功底,在對資料的處理和對中日學界研究成果的評述上,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