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本文首先對吐魯番新發現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文書進行了細緻解讀,並由此出發,清理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與關文有關的文書,特别討論了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我們相信,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將有助於加深對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當代人的近代史——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考述

本文是對南宋史書《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進行的綜合考述。首先,對撰者劉時舉的生平進行了考索與推測。並對這部史書書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顯中興等特點,通過具體比較,揭示其史料價值。從史學史的角度觀察,此書敍事往往首尾回應,體類紀事本末,對編年體史書敍事缺陷頗有補足,可見對編年體史書體裁的創造性拓展。而以史評入書的方式,則反映出南宋史學著作對司馬光《資治通鑑》"臣光曰"以來傳統的普遍繼承。本文還考察了此書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庫全書》本所存在的嚴重缺陷與四庫館臣出於各種目的的改動,以期喚起使用者的注意。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徐謂禮文書簽押附注詞考

《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的整理出版爲研究宋代官文書提供了非常好的範例。簽押是官文書生效的必經程式,本文考釋了“免書”、“分書”、“都督”、“督視”、“奉使”、“未上”這六種較爲少見的簽押附注詞,它們與“假”、“闕”一樣,都是任責官員未能簽押的特殊情況說明。     

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孝經》兩種西夏文譯本的比較研究

出土西夏文獻中,發現三種《孝經》類文獻材料,分屬於吕惠卿《孝經傳》與唐玄宗《孝經注》兩種不同文獻。兩種材料中《孝經》經文差别很大,本文從多角度進行比較,明確其出自不同譯者之手,爲不同的兩種西夏譯本。本文並對此前未解讀的俄藏十二章經文與英藏本同存世、漢文本作對勘解讀。《孝經》多種書題的翻譯以及兩種不同譯本的存在,表明儒家經典《孝經》在西夏時期流傳甚廣。     

禮制與情欲：唐代婚禮的儀式書寫與文學表達

敦煌遺書中保存了大量唐代婚禮文獻,其中包括官方編修的禮書和用於婚禮的口誦詩文。通過對這些婚禮書寫進行分析,以及與存世婚禮文本比讀可以發現,唐人的現實生活中,婚禮程式並没有完全被儒家禮制束縛,而是表現出世俗化、功利化的傾向,以富貴與情欲爲主題的婚禮文學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産物。唐代婚儀禮書與文學表達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魏晉以來的貴族文化,從唐前期到唐後期,婚禮書儀與婚禮文學的書寫羣體從宫廷文臣轉移到官僚文人,婚禮書寫與文學創作表現出世俗化、儀式化的特點。唐代婚儀書寫與表達方式的演變軌迹,成爲中古時期從貴族社會到官僚社會、從貴族文學到官僚文學變革的一個縮影。     

走馬樓簡牘公文書中諸曹性質的判定——重論長沙吴簡所屬官府級别

走馬樓三國吴簡的發現帶動了漢晉史研究,但有關簡牘的性質、歸屬官府級别、埋藏原因等基礎問題,迄今未能得到完滿解答。這很大程度受制於吴簡整理進度,已刊資料多爲簿書;隨着竹木牘的清理,我們發現其中包含公文書,多由諸曹製作與運行,是釐定行政級别的關鍵資料。本文對涉及諸曹的公文簡牘進行分類,逐一討論"草刺"、"叩頭死罪白"、"君教"等文書中"曹"的性質與級别;以人名爲線索,對草刺文書中的諸曹掾史進行集成,對照同姓名者在簿書、公文中的身份記載,判定諸曹的級别爲縣級;在回應吴簡所屬官府級别的諸種爭議之後,得出其爲臨湘侯國檔案羣的判斷。本文的工作方法,期待爲長沙市中心出土其他批次簡牘性質的研究提供借鑑。     

吐魯番新出《冥訟文書》與中古前期的冥界觀念

吐魯番新出《北涼緣禾二年(433)高昌郡高寧縣趙貨母子冥訟文書》是一份珍貴的史料。它模仿陽世官文書的格式進行書寫,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爲我們認識閻羅信仰在中國中古時期的流衍提供了新材料,同時也使我們對於五涼時期高昌佛教的發展水平有了新的估計。與墓券材料强調"生死永隔"的冥界觀不同,《冥訟文書》透露出的祖靈觀念呈現了更爲複雜的情境,死去的先人與陽世的家庭仍然保持了緊密的聯繫,甚至可以對陽世的家庭糾紛進行裁決。因此,這是深入認識中古前期民衆冥界觀念發展的鮮活而生動的個案。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唐代的光署錢問題探略

<正>筆者二十餘年前曾撰有《唐代的光署錢與五代的光臺錢和光省錢》的讀書雜記,收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中1。當時主要討論了唐代三署(三省和御史臺)的光署錢和五代時期的光臺錢、光省錢之間的關係。近年來學界對唐中後期三署官這一群體研究的深入,爲我們重新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在舊文中提出《舊唐書·陸扆傳》出現的三署,指的是《舊五代史·職官志》中殷鵬所説的三署,即北省(中書、門下兩省)、南宫(尚書省)、憲臺(御史臺)。其後李錦綉、     

南宋的待補與待補太學生

本文討論在南宋施行近一個世紀的太學考試制度——待補。首先釐清宋人使用"舉人"一詞的語境,再將待補制度置於南宋士人不斷增加的時空環境,討論"混補"爲何無法施行,而必將被"待補"取代。其次,透過討論待補法制定前,朝臣對太學補試的歷次爭論,理解待補法制訂的邏輯。認爲待補法不但解決了混補制下應考士人過多的問題,並藉由與地方解試結合,一把機會開放給少數未能通過解試的舉子,同時試圖網羅各地人才。嘉定以後,南宋政府不斷對待補法進行改革,努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從大學考試制度切入,可知南宋已沒有獨立於科舉之外的官學教育體系。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明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所收詞考論——兼論東坡詞現代通行文本的來源與形成

明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源出南宋孝宗朝的初編本,所收四卷詞有着與傅幹《注坡詞》、曾慥編刻本《東坡詞》及元延祐刊本《東坡樂府》不同的宋代文獻來源,使得外集本東坡詞存在較多的獨有篇目及有價值的異文。儘管外集本題序注跋存在嚴重的不同時期編者的增補删改痕迹重疊,但依然能够察見東坡詞在流傳早期的文本形態。特别是源於蘇軾手迹的跋文,更是東坡詞題序的最初樣貌。在外集整體的繫年追求下,外集本所收詞也呈現出了繫年編次的形態,反映着南宋人對東坡詞繫年的認識,是現存最早的東坡詞編年本。明人焦竑曾從明宫秘閣抄出外集,據此爲秘閣舊藏《東坡先生詩餘》補1,經茅維、毛晉相繼重編校刻後,大部分獨見於外集本的詞作逐漸得到認同,成爲可靠的東坡詞。於是外集本不僅淵源甚早,還是東坡詞現代通行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當獲得更充分的關注。     

再論宋代公使庫的刻書

公使庫"正賜錢不多",在北宋中後期已出現了嚴重的缺口,即收支不抵的情況;但此時尚還不敢多挪用其他經費填補。南宋高宗、孝宗時期,在"著令許收遺利"的驅動下,公使庫通過賣酒、糟等獲得了巨額收入,甚至一度竟能高達"歲用率十數萬"貫。其間的奧妙與方法,台州知州唐仲友是一個典型。按南宋初期刻一字約4.23文足估算,鏤板一書對一州的公使庫來説,如能善於節省、籌集,甚至挪用一些其他經費,還是能做得到。而刻書的利潤至少應維持在40%以上的高位。因參與人數多、經費相對寬裕、核校認真等,公使庫刻書的品質較高。孝宗中後期,因加强了對濫用經費的核查、官員監管等,可以允許使用的範圍縮小,一些經費多溢出來刻書,進而饋贈他人,成了一時風尚。但之後,因開禧北伐導致的物價騰踴、經費緊張、監管鬆懈等,公使庫刻書幾乎是戛然而止、渾然絶迹了。     

俄藏No.6990a西夏書儀考

黑水城遺址出土的兩件西夏文書儀是宋遼夏金時期僅存的書儀原件,具有較爲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對保存比較完整的Инв.No.6990a號書儀文書做出翻譯,進行初步詮釋。這是一件既綜合,又簡明,屬於表狀箋啓類書儀,爲西涼府簽判梁德殊所備用,受書對象包括皇帝、宰相、經略等,書儀事項有表奏、恩乘、星變、尊生、時遇、慶詩等。從此西夏書儀的尊稱、謙稱等形式和内容來看,與中原地區的書儀一脈相承。本文還論證了此西涼府簽判書儀不是發現在西涼府,而是發現在黑水城的原因,探討了西夏西涼府簽判一職,對西夏職官作了補充。書儀中使用了多種占星術、星命學的詞語,可知西夏接受中原星占術浸染,流行星命占卜。書儀最後部分的七言八句贊詩,從"頷聯"與"頸聯"對仗,雙句押韻,平仄格律方面確定爲比較典型的傳統七言律詩。這是所見西夏文文獻中第一次發現律詩,顯示出西夏詩歌文學的一個重要側面,可以看到中原傳統文學對西夏的影響至深。總之,此西夏文書儀反映了西夏晚期政治、文化、社會的某些特點,也爲中國書儀增加了綜合性簡明書儀的類别。     

关于使用‘史前’这一名词的个人意见

最近‘文物參考資料’的讀者對‘史前’這名詞提出意見,因此有人就問:‘史前’這個名詞是否還可以用?使用‘史前’兩個字是否代表反動思想?‘文參’的編者囑我就這個問題,作一點解釋。我现在就我個人的意見,簡單地寫出來,提供讀者參考指正。 (1)我們首先應當肯定的一件事是:我們看到‘史前’兩個字,立刻就使我們意味着,资產階級的‘種族主義者’的誣衊人類的反動言論。在很早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了當時的德國歷史     

“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

本文認爲郭店簡《老子》與今本第13章"驚"字相當之字,當從白於藍說釋爲"",從文義看,此字應讀爲"榮"。"寵辱若榮"與"貴大患若身"的句式相同,"寵"字應從前人之說理解爲動詞。老子主張像常人寵榮那樣寵辱,像貴身那樣貴大患;"得之若榮,失之若榮"的意思是"得‘爲下’若得榮,失‘爲下’若失榮",這兩句是對"寵辱若榮"的解釋。大概由於較早流傳之本多用假借字表示"榮",就被後人誤讀成了音近的"驚",導致了對此章文義的嚴重誤解,老子的正面主張被很多人解釋成了對俗人的批判。     

地志博物馆自然之部的陈列内容与主要任务

地誌博物館自然之部的主要任務是科學地宣傳地方的自然知識,這種宣傳工作是基於科學研究、蒐集、陳列、羣衆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一系列的對於地方研究的工作來進行的。自然之部也負有培養蘇維埃爱國主義與對社會主義祖國熱爱的任務。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世界觀與蘇維埃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的宣傳,在地誌博物館的科學教育的事業中應佔主要的地位。自然之部在這個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因為自然知識是辯證唯物世界觀的基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