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的思想背景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性,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佛教在传入之初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派从而被中国人接受的,然而由于道教与儒家的传统历史,所以佛教与政治的联姻是处于政治之外的。佛教发展的迅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     

从对峙到会通——由景德镇御窑瓷器看明代中后期宫廷宗教信仰

<正>明代,我国宗教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随着宋明理学显学地位的确立,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都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式微。明代以儒为主、佛道相翼的宗教政策,使佛道二教在相互角逐的同时都渐向儒家靠拢,并竞相依附于皇权,最终在皇帝个人     

浅谈李翱“复性说”对宋代理学形成的影响

魏晋以降,佛教、道教崛起,与儒家鼎立为三,儒家丧失了两汉时期的独尊地位。佛教以其精致的思辨哲学替代玄学以后,佛教哲学的重点逐渐由本性转向心性。各宗派的心性论以真如本体为依托,把认识论与修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探讨人的本质及其与人的认识能力、情感意志活动规律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认识自我和完善自我的理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哲学思想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道教向佛教学习,不断改进自己的讲义,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试论罗泽南对佛、老思想的批判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秉承儒家辨学卫道的传统。他对佛教、道教和道家作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佛、老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淆乱圣学、背弃人伦、破坏生活与生产等三个方面。此外,他还提出了禁绝佛、老之教的措施。     

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从三教合流到批佛辟道:论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

三教合流后,佛教和道教的地位日益上升,儒学地位日渐衰微。为了复兴儒学,北宋时期的理学家张载以气为本体,批判佛教和道教中对于轮回、鬼神的解释。通过太虚与气之间体用不二的关系,建构了儒家天道本体。与传统儒家宗教观不同,张载以气化实体论建构的儒家宗教观摆脱了鬼神、天命对于人性的束缚,从礼制的角度证明了祭祀的合理性。总之,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促进了儒学在北宋时期的复兴,推动了理学体系的建立。     

浅析荥阳北周村东魏造像碑

北周村东魏造像碑是河南现存较为完整的佛道造像碑,碑体高大,雕刻内容丰富。该碑始造时应为佛教造像,后来因需要又将主尊释迦佛改刻成道教祖师形象,成为佛道造像碑,反映了当时道教利用佛教造像来宣传道教教义。本文从其雕刻内容和时代风格以及道教造像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来看北朝晚期嵩洛地区道教对佛教造像的改造和依附。     

憨山德清的三教融合论

憨山德清从融合儒佛道的思想立场出发，以禅宗的“明心见性”说来解释儒家的学问之道，以佛教本体论和八识说来发明老庄道学之旨，又以儒家伦理思想去解释佛教教义与戒律，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三教互释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同源于一心，故“三教本来一理”、“三圣本来一体”，三圣三教之间“所同心，所异迹”，从根本上说，“孔老即佛之化身”，万流朝宗，百川一味。     

汉代徐州地区的宗教传播

徐州汉化不仅以汉墓、汉俑、汉画称于世,而且由于地处南北交汇的特殊区位,儒佛道多种化在此碰撞融通,使之成为道教和佛教的传播基地。汉高祖以道治国,张良晚年退隐,刘向编撰《列仙传》,张陵创建五斗米道,楚王刘英祭浮屠,笮融下邳弘法,他们既促成了道教的产生,又为佛教在东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郭子章《豫章诗话》中的佛道意识

郭子章《豫章诗话》以地域性著称,一直以来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鲜明的佛道意识。《豫章诗话》中的佛教意识主要体现在:记录了很多与佛教相关的诗作和诗人故实,诗僧轶事和有关诗作,以及渗透了佛教思想或借用佛语的评述和诗文;其道教意识主要体现在:记录了很多与道教相关的诗文和掌故,神仙、道人的轶事和有关诗作,以及渗透了道教思想的诗文。《豫章诗话》有如此鲜明的佛道色彩,主要缘于明中叶佛教、道教的复兴,江西佛道文化的深厚根植,以及郭子章个人的相关经历。     

佛教史籍在历史编撰上的贡献

自魏晋至宋元,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曾因玄学与佛学的冲击而中衰动摇,学者们兼摄或转参佛道者为数不少。正如梁释慧皎所说:“自汉之梁,纪历弥远。世涉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起,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任继愈先生说:“隋唐之时,好高者沈潜于佛宗,骛名者混迹于利禄。儒门从此淡泊,收拾不住,是以终唐之世下及五代,但有名僧而无大儒。”因而魏晋隋唐佛教史籍实不乏可观者。宋元时代,儒道佛争胜,士大夫多宗儒而杂参佛道,反映在佛教史籍方面,也有如《宋高僧传》、《五灯会元》等名著。至明清,由于儒家理学摄融释道,重新巩固了其一度动摇的统治地位。佛教与道教在知识界的影响逐     

汉魏南北朝佛道关系研究

道教对于佛教的中国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佛教也对道教的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佛教与道教两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佛教与道教之间相互斗争,另一方面是佛教与道教两者相互借鉴融合。佛道两教就是在这两种关系的基础上完成了各自的演变与发展。     

汉魏南北朝佛道关系研究

道教对于佛教的中国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佛教也对道教的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佛教与道教两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佛教与道教之间相互斗争,另一方面是佛教与道教两者相互借鉴融合。佛道两教就是在这两种关系的基础上完成了各自的演变与发展。     

論“亡高者黑衣”

東魏西魏時期,道士因道教在東西發展境遇之不同,而以東魏尚黄、西魏尚黑之差異造作黄黑之讖,附會東西兵爭勝負,多以黑勝黄爲言。及北齊天保六年文宣滅道,道教與佛教、道教與高氏之矛盾驟然升級,黄黑之讖也由此演變成黑衣之讖。"亡高者黑衣"之讖興起,矛頭直指高氏與佛徒,並波及北齊政治,北齊衰亡與之不無關係;黑衣之讖爲北周所利用,以爲己瑞,北周由弱而强與之有關。北周本重道教,又因黑衣之讖而猜忌僧徒,建德三年武帝滅佛,黑衣之讖排佛之目的實現,建德六年周武平齊,黑衣之讖亡高之目的實現。     

20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正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李庆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考察得出,历史上的儒教、道教、佛教都被称为教的说法大致开始于北魏寇谦之与刘宋顾欢的时代,这是其《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王皓月译,齐鲁书社,2014年)新范式道教史下的道教定义所决定的。三教关系所说的三教是广义儒佛道三教交涉而形成的包含儒家、道家、道教、玄学、佛教五方面及其交叉形成的复杂关系。魏晋南北朝佛教已传入中国,道教、玄学盛行,这一时期是三教关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对展开三教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皇侃经学思想的主体与本质

皇侃《论语义疏》加入了很多玄学和佛道思想。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在《论语义疏》中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主体表现出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趋势,玄学和佛道思想被主动引进,而又没有改变儒家体系,这是儒家主体成熟和自信的表现。关照现实是儒家思想区别于玄学佛道的鲜明特性。《论语义疏》中关于“忠”“孝”“礼”等问题的阐释,既植根于六合之内的孔子之论,又针对当时振兴儒家道德和完成礼制建设的社会现实进行议论发挥。它既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无源之水,也不是没有任何指向的抽象空谈,而是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皇侃《论语义疏》具有鲜明的儒家特性。《论语义疏》大力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使经学在思想理论形态上有了显著的提升。     

论“亡高者黑衣”

东魏西魏时期,道士因道教在东西发展境遇之不同,而以东魏尚黄、西魏尚黑之差异造作黄黑之谶,附会东西兵争胜负,多以黑胜黄为言。及北齐天保六年文宣灭道,道教与佛教、道教与高氏之矛盾骤然升级,黄黑之谶也由此演变成黑衣之谶。“亡高者黑衣”之谶兴起,矛头直指高氏与佛徒,并波及北齐政治,北齐衰亡与之不无关系;黑衣之谶为北周所利用,以为已瑞,北周由弱而强与之有关。北周本重道教,又因黑衣之谶而猜忌僧徒,建德三年武帝灭佛,黑衣之谶排佛之目的实现,建德六年周武平齐,黑衣之谶亡高之目的实现。     

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

本文从宗教社会史的角度阐释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革。唐代是佛教和道教的全盛时期 ,而自唐末五代以后 ,佛、道二教均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佛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唐代义学宗派的衰落和新禅宗的崛起 ,以及佛教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道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神仙信仰的动摇、内丹术取代外丹术 ,以及南宋金元时期新道教的兴盛 ,道教从上层社会走向民间社会 ,民众道教成为主流。     

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

由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意见而引发的关于新儒学渊源的论争,关系理学的属性,却始终悬而未决。其主要分歧在于: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能否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改造为义理之学。皇权的认定和新儒家的自许,让理学占据了宋以后经学的正统地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衍至关重要。而儒佛属性的模糊及其衍生的问题,使得理学是否属于经学的范畴变得难以捉摸,以至于出现二者的盛衰适相反对的认识。尽管内心排斥,清代的经学与理学以及汉宋之争,只能在经学的领域内与理学争正统,无法根本反理学。必须深入经学的堂奥,又跳出经学的局限,才能把握经学与理学的关联及分别。而要彻底破解这一世纪悬案,还须留待有心之人。至于理学的旧途径之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则有待于来者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