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物小札:明代耳环与耳坠

耳环,明代俗称环或环子。耳环虽不算在头面一副之内,却也是平常穿戴以至聘礼中几乎不能少却的一项。装饰纹样多从宋元之旧,样式与风格则不同。明代耳饰明确分作两类,一是耳环,一是耳坠。明王圻等编《三才图会》在"内外命妇冠服"一项画出"环"的式样(彩版一,1),明代通俗类书《增补易知杂字全书》"镮"字旁边的图示,都可以代表明代耳环之一般(彩版一,2)。耳环用作簪戴的细弯钩,     

瞿昙寺 西北乡野的皇家气度

正瞿昙寺,创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是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组规模宏大的明代建筑群。它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却有着明代官式建筑风格;它偏居青海,却在历史上盛极一方,深受皇家扶持。罗哲文先生曾经称它为"国宝中的国宝"。历经600多个春秋,这座寺院虽然昔日荣耀不再,却古风犹存,仿明故宫的汉式建筑、壮丽的明清壁画以及精美的石雕艺术,给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明代权宦沦为皇权牺牲品的历史原因探究——以冯保为例

明代宦官之祸最烈,无论权宦如何揽权干政、欺君蠹国,最终还是在皇帝的一纸诏令中败亡,权宦之荣辱皆出自皇帝之意,即"爱憎惟帝意"。明代权宦始终撼不动至高无上的皇权,反而却成为皇权的牺牲品。何以出现此种情况呢?笔者以权宦冯保为个案进行剖析后,认为权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明代权宦不能颠覆皇权反成为皇权牺牲品的真实原因。     

“明代赋役—财政变革与国家和社会之关系”笔谈

<正>【编者按】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命脉。每一次重大的赋役改革和调整,都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格局。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期的16世纪的晚明,曾围绕赋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既是自宣德以来赋役制度改革的延续,又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学界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少,然对于明代财政史却缺乏总体把握,以至于在20世纪末被学者称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世纪遗憾’"。目前仅     

说“妖”：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异动及其妖魔化

明代中晚期,是一个极具变化的时代,社会与文化呈现出诸多转向的迹象。面对如此巨大变动的挑战,势必引发生活在这一时代知识人的回应,甚至不乏惊诧之感,将诸如此类的变动视为家庭的不祥之相和社会的"大怪"。在正统人士看来,明代中晚期堪称"妖魔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妖人"辈出,"妖言"四起,"妖物"勃兴,"妖事"频出,却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基本风貌。     

康海《武功县志》与韩邦靖《朝邑县志》比较

明代康海纂《武功县志》与韩邦靖纂《朝邑县志》都是明代方志中的名作,两志同年问世,均得到了当时人及后代读者高度评价,故两部志书有很强的可比性。其相同处是:均以七篇文字成书,内容编排有一致之处;都被人们视作明代志书中的"尚简派"代表,却都是简中见详;都有对材料真实可靠性的严格要求,行文运笔都有叙议结合、记事生动且笔端含情的特点。不同处是:两部志书的编纂目的、编辑思想存在较大差异,体例上亦有较大区别,两部志书虽都被人们称为文笔省简,但是省简的情况并不一样。通过比较,可知明代地方志的编纂特点及其发展情况。     

《“倭寇”与明代的东亚秩序》评介

正明代的"倭寇"问题是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20世纪以来,众多学界前辈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相关探讨。既往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类主题展开:一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背景下,关于"倭寇"性质的讨论;二是明代"海禁政策"与"倭寇"产生的关联性问题;三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如嘉靖"大倭寇"爆发原因、明代"倭寇"与海防著述、明代朝贡体系等进行研究。     

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的贤能者方能给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有三种特殊现象:一是四品以下官员官品本不及谥而特恩赐谥;二是明中期以后,谥法渐弛,奸邪官员仍得美谥;三是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多为"文"字谥,且为士大夫所认同,以至于翰林出身的不谥"文"、非翰林出身的谥"文"均被视为异常情况。前两种现象明代以前已有先例,是明代对历史的继承。而翰林出身者多谥"文"却是明代的新规,与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常常是制度、人事和传统等单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瓶梅词话》男子服饰新探

丁艳芳《〈金瓶梅词话〉男子服饰新探》一文是以《金瓶梅词话》的服饰名称为线索,秉承着文献与实物相互对照、相互印证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明代男子服饰。《金瓶梅词话》是一本难得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虚构的情节,描写了明代后期各阶层的世情百态。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上层官宦士绅,贵妇婢妾,这个阶层所拥有的器具服饰,在书中有细节的叙述。该书器物内容和名称都是真实可靠的,反映了晚明时期的服饰文化,是弥足珍贵的史料。明代的服饰研究主要集中在女子服饰,尤其是金银器方面,男子服饰很少顾及。本文对《金瓶梅词话》的男子服饰作穷尽性的研究,虽说是铺开阐述,却不乏新意。如"幅巾"常见于文献,其形制却不甚明白,丁艳芳据文献记载的尺寸加以推算,肯定明张懋墓为幅巾实物,结论可信。以上两篇文章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男子服饰风貌,对于古代器物的学术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民间的“正统”:明清时期姜太公风物传说的时空结构

姜太公的传说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役神"类传说,另一种是风物传说,两种类型来自不同传统。明清时期姜太公传说发生了重要变化,"役神"传说伴随明初礼仪改革经过从"礼"到"俗"的转变,逐渐发展为"封神"传说。然而,对明代姜太公传说的历史地理统计却显示,风物传说中几乎没有"役神"情节。在普通百姓尤其是渔民的想象中,姜太公"渔夫"形象突出。免课一说依托姜太公的图像,在明代江南渔户中流传。清代,两种传说类型融合,并形成了新的传说结构和"家神"信仰。围绕文字、图像和家宅讲述的风物传说成为新的民间"正统"。     

“姚坊门”或许原本就是错名

正南京城东北的"尧化门",是明代城门"里十三,外十八"的外十八城门中唯一改了名的城门。关于"姚坊门"改作"尧化门"的来历,众多史料及民间传闻基本相同,均载为1903年修造"沪宁线"铁路时,因翻译错翻而导致改作为"尧化门"至今。不过,关于"姚坊门"的取名说法却各有不同,有说"因附近有姚坊     

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

明代年例银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一项军事供给制度。宣德十年(1435)首先出现京运银,历经景泰、天顺时期,京运银两中有一笔银两开始向"岁例"发生制度性转变的趋势;成化、弘治之际,"常数"、"岁运"、"岁例"、"年例"、"年例银"等名称的出现是这笔京运银两制度化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初步形成;嘉靖十六年(1537)年例银一年一发的规定以及年例银会计预算制的出现,意味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完全确立。年例银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改变了明代国家的军事供给体制,是明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分期研究--以明代墓葬出土瓷器为中心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是对明代北方地区生产和流行的白地黑花、白地黑花褐彩、孔雀蓝釉黑花、白釉、黑釉、酱釉等器物的概括。本文以明代纪年墓葬出土瓷器为主要对象,对"磁州窑类型"瓷器进行了分期研究。     

析明代两淮盐区未取晒盐法的体制因素

晒盐法的发明是制盐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它肇始于处于边缘地位的福建盐区.到明中后期,晒盐法因其经济、实用、高效的特点而被推广到诸多盐区.但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淮南盐区却抵制这一新技术,直到清初才开始零星地试用晒盐法.晒盐法于明代没能在淮南盐区推广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煎盐法是和利于国家严密控制盐业生产的"团煎法"、"火伏法"、"簿历法"等措施相配套的,国家自然不愿意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处于核心地位的两淮盐区因受国家政策的钳制,故其在管理及经营模式上体现出被动性和教条性;二是晒盐法对明代盐业体制起着分化作用,加剧了余盐、私盐问题.     

中国国花溯源

中国正式有国花,始于晚清。然而"国花"的名称却至迟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考察明清时期国花名称的出现、指属及演进,探寻其间所隐寓的民间心理,对我们理解民族心态、民族习俗均有重要意义。     

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

我国元代盛行的藏传佛教——喇嘛教"梵式"造像,是喇嘛教教义的形象化体现。喇嘛教是印度显、密佛教同西藏本土原始宗教本教混合的产物,虽属中国佛教的一支,但独具特色。它在元代因蒙古统治者崇信而盛行东土,汉人却少有信奉的。明代政府严禁汉人信奉喇嘛教,清统治者虽定其为国     

浅析陈献章心学思想

陈献章,人称白沙先生。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心学思想主要包括"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本体论和"反求诸心"的心学方法。他的心学思想开启了明代心学的先河,尤其是对湛若水和王阳明心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明代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地位。     

吐鲁番发现的明代成化瓷器款识字体结构研究

"大明成化年制"六个汉字是明代成化瓷器款识,该款识具有很高的汉字文化内涵,其组成款识的六个汉字笔法和字体结构特别,与现代汉字有所不同。笔者分析明代成化瓷器款识的笔画、笔顺、字体结构,并对比现代汉字"大明成化年制"六个汉字的特点,论述不同的差距,解析其中的奥秘。介绍明代成化瓷器款识笔法之迷,为研究明代成化瓷器,提供科学依据。     

“三言”、“二拍”中明代军事记述之研究

"三言"、"二拍"展示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关明代军事事件、军事人物、军事制度、军事生活等方面的描写,在"三言"、"二拍"中占有一定比重。通过研究"三言"、"二拍"中有关的明代军事记述,我们可以加深对明代卫所、军户、武官、军功、充军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