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元度：从生死相依到分道扬镳

正曾国藩一生信守"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唯对一人,心存歉疚,认为"余平生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这个次青,便是平阳才子李元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李元度,字次青,道光元年(1821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沙椴村,4岁丧父,家境贫寒,靠寡母纺纱织布为生。但他天资聪慧,过目能诵,且慷慨任侠,勤奋向学,18岁即考上秀才,23岁成为举人,做过黔阳县教儒。但之后6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中第。     

汪精卫和胡汉民:从亲逾骨肉到分道扬镳

在中华民国史和国民党史上,汪精卫 与胡汉民是两位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的交往以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为界,分成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汪胡二人共同追随孙中山先生出生入死,结下了亲逾骨肉的兄弟情谊;后一阶段,为着权力与地位的争夺以及派系的斗争,渐次走上了分道扬镳敌对道路,最终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政治与人生归宿。 同经历汪、胡亲逾骨肉 孙中山先生自同盟会时代至逝世前后,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最得力的助手,首推胡汉民,次则汪精卫,时人有谓：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汪胡不盛。这里的先生即指孙中山,学…     

从忘年之交到分道扬镳——董康与杨无恙交游钩沉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藏书家、法律学者董康应邀赴日本演讲,常熟诗人杨无恙担任董康的私人记室,随同赴日.董康在其日记体著作《书舶庸谭》卷五至卷七中,记录了此次日本之行.上海图书馆藏有杨无恙《日本腐谈》稿本,为杨无恙此行所著的游记.将《书舶庸谭》和《日本腐谈》相互参看,对于有关董康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本文根据董康、杨无恙的生平与著作,结合时代背景,考证两人的交游.     

南京何以“文学之都”：从都邑文学到怀古文学

<正>2017年5月15日,“文学多样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南京正式宣布将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之“文学之都”;历经两年多的努力,2019年10月31日,南京成功入选“文学之都”,成为中国首座获此殊荣的城市;紧随其后,2019年11月11日,第二届“文学多样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在六朝博物馆举行,中外学者与作家纵论南京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文学之都”的影响力。     

帝国之殇:从霸权到覆灭

正20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当天,法国举行了盛大阅兵式以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事件,德国并非当事国,却率先向俄国和法国宣战。俄国尽管支持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但没有参与谋杀事件,而法国与萨拉热窝事件更是全无关系。一战的起因非常复杂,不能不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说起。     

从战争到战后:史学与中国抗日战争遗产之评价

正在西方有关二战的分析中,中国的作用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尽管相对而言,中国仍旧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战区,但是,在更广范围的全球性冲突的历史研究中,中国的重要性正变得日益清晰起来。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迈向一个新阶段,亦即要进一步推动抗战研究向前发展的阶段,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关键任务似乎在于将战后时期也纳入重新评价的范围中来。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国民(国民党)政府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被迅速击垮。然而,对于国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比较:从社会交往的视角

西方社会学家们将社会一分为二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前者是落后的、封闭的、静止的;而后者是先进的、开放的、流动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是显见而且多层次的,本文着重从社会交往的视角展现二者的不同。传统社会的社会交往是封闭式、依赖性、单一化的;而现代社会的社会交往则是开放式、自主性、多样化的。同时,社会交往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辨证的关系。     

冤案何以产生:清代的司法档案与审转制度

雍正年间,涂如松在妻子失踪后被诬杀妻,经过数年审理,在死刑就要执行之际,涂妻重现人间。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可以看出各级官员的拟判中对于涂如松杀妻案的构建、修饰和完善的过程。究其原因,司法责任制度的存在使得基层官员倾向于维护自己的错误,上层官员为了规避责任也很少亲提亲审而是不断地指令再审。审转制度实际上存在各级官员的共谋,通过各种信息沟通机制,基层官员在做出拟判前就会征询上司意见,逐层审转难免流于形式。此外,由于缺乏过程史料,省级官员汇报给中央的题本长久以来作为法史研究的基础材料广为使用。而省以下各级官员对于拟判的加工修饰,提醒人们反思档案材料的性质。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北大学人之四:从务虚到务实的蒋梦麟

１９世纪中叶,有着古 老文明的中华帝国 的大门,在西方列强的 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 割地赔银、丧权辱国之 事接连发生,中国一步 步沦为半殖民地,人民 苦难日益深重。苦难是 清醒剂,亡国之患促使 国中有识之士开始寻求 出路,于是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游学兴学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民主革命运动、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等等努力接续不断,多少志士仁人为中国的富强而奔走,多少有志青年负笈西行。２０世纪初,出国留学者行列中有个浙江余姚人蒋梦麟,在他脑子里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盘旋不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拯救祖国．免受列…     

从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自由与秩序之思的跨洋交流

19世纪下半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令偏向个人主义的斯宾塞社会学说遭到质疑,并引发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下,欧美学界的思考以学术译介的方式传入日本和中国,并因文化传统、话语体系、时政背景以及学者个人因素的差异而发生流变。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基础上,以"非社会性"对译人类反抗社会秩序的"反社会性"特征,在缓解斯宾塞个人自由观念给日本社会带来紧张感的同时,借此对抗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章太炎通过翻译岸本《社会学》,将个人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逃群"、"隐"、"废"等理念勾连,以"出世"方式抵抗清末新政,为革命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     

化学之始:炼丹与炼金

<正>东亚与欧洲,天各一方,发展迥异。然而,在两地区文明进程的平行发展里,却无数次地显现出了相似的轨迹。比如Alchemy,分别有炼金术、炼丹术两种含义。二者一个兴盛于欧洲中世纪,一个流传在高原大漠外的亚洲古国,而这,就是它们的默契之一。     

晚清社会经济制度之改变:从内在角度的考察

由于西力东渐,引发了晚清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由民间力量推动,加上外来压力迫使官方进行变革,官民两方的合力,成为从内部推动晚清中国社会经济转变的重要力量。     

楚文字中的龟与从龟之字

楚文字旧释为黾及从黾的字应是龟及从龟之字。这些从龟的字多用在卜具和人名中。     

事实胜于雄辩:宴飨与驯化之起源

正我认为,驯化的宴飨解释属于人类行为生态学的范畴。但是,宴飨说在人类行为生态学领域中占据着相当特殊的生态位(niche),有点像伯德和史密斯提出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而我偏好将这种生态位称为"古政治生态(paleopolitical ecology)",因为它关注通过政治手段利用剩余产品来降     

忘年之恋:李宗仁与胡友松

1966年,当70多岁的李宗仁向胡友松求婚时,胡友松犹豫不决。她想:自己一个尚未婚配的27岁的姑娘怎么能嫁给一个比自己大49岁的老人呢?可这老人却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大人物、一位了不起的神秘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