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期的乡村干群关系——以淮河流域商水县为例(1949—1954)

建国初期,党—国家通过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乡村社会革命运动为载体,实现了政权下乡与党团下乡;通过培训及在历次群众运动或完成上级任务的过程中、从大量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选拔以贫雇农为主的乡村干部的方式,解决干部的来源问题;进而,通过乡村干部对群众运动进行领导与推动——但在此过程中不免产生干群矛盾。对于乡村干群矛盾的化解,党—国家往往在推动乡村革命的进程中,通过发动群众、整顿组织,进而整顿干部,甚至以群众意愿决定干部去留的方式解决。这种方式显示了建国初期乡村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时代特点:干群关系受革命伦理及动员—运动机制的制约。当然,这一时期乡村干群关系的特点正是国家建构目标与乡村现实矛盾的折射。     

考古遗址的公众参与:一项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沟通、信任、专业性的公共事务参与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运转。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因其牵涉各方利益,应成为政府、专业人士、普通公众建立信任,形成有机意见表达和协调的平台。墨西哥阿尔班山考古遗址的保护工作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诉求,建立起政府、学者、民众互相信任、沟通的机制,解决了曾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在公众参与上做了一定探索,但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大遗址类文化遗产因牵涉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众多,可成为我国建立良性社会沟通机制一个重要切入点。     

试论毛泽东晚年的干群平等观

权力平等是毛泽东一生中追求的最高价值,尤其在晚年时期,他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平等世界。而在平等中,他最关注的就是干群关系,为此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本文就从他对干群矛盾的认识、实现平等的途径以及其局限性来作一阐述。研究毛泽东晚年的干群平等观,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关于构建和完善社会矛盾协调体系的研究

构建和完善社会矛盾协调体系,使社会矛盾能及时化解,社会冲突能有效控制,社会利益能总体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实践证明,现有的社会矛盾协调体系已不能满足我国在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迫切要求从民意反映机制、公共决策机制、矛盾调解机制、公共安全机制、危机防控机制、社会流动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七个方面构建和完善社会矛盾协调体系。     

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机制的构建

矛盾纠纷频发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出现的一种客观现象。必须着眼于源头防范,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矛盾纠纷排查、社情民意研判、群众权益维护和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机制。     

省际毗邻地区旅游经济的空间矛盾及调控机制探讨

区域经济合作以其非凡的绩效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省际毗邻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往往成为旅游产业的密集地带。文章在分析我国省际毗邻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空间矛盾的现实特征以及对区域空间矛盾进行调控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提出了旅游经济空间矛盾调控的相应切入点,其中主要包括整合旅游资源、形成优势产品,共铸品牌形象、联手开拓市场,协调旅游规划、优化空间结构以及健全协调机制、调节利益冲突等。     

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结构要素分析

研究党群沟通的问题实质在于了解它能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种影响是党群沟通发挥整体功能的一种体现。党群沟通功能的发挥,最终要依赖于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在探讨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时,既要从结构要素本身的定位出发来考察相互联动中功能的发挥,又不能拘泥于此,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增益。这样,才能完整、正确地理解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     

青年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进一步推进,许多尚未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将进一步凸现,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维护青年权益的责任加重,维护青年权益的渠道须进一步畅通、机制亟待建立健全,预防和减少青年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建立青年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     

“枫桥经验”与青海藏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以黄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青海藏区由于发展相对滞后、草场退化、环境污染和经济补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利益冲突显性化和纠纷复杂化。基层矛盾的复杂化决定了基层矛盾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从建构基层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视角,"枫桥经验"的启示是: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发展地方经济;重视文化的影响;突出法律的主导性作用;对本土经验制度化。     

大跃进时期基层干群冲突及司法介入研究--以肥西县“方世新案”为中心

"方世新案"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时期安徽省肥西县发生的比较典型的因干群矛盾与冲突升级而导致的"凶杀"案。该案最终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案件。官方处理此类案件,审判程序极为简化,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作出判决。就审判过程而言,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与管控、贯彻群众路线及考虑案犯罪恶的历史与现行关系,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共最为重要的司法实践逻辑。这种逻辑也对应体现了这个时期司法发展历程的3个面向,即:司法政党化、司法群众化及司法革命化。但这3个方面的实践,最终将难免矮化司法的独立性、专属性及程序化,即会产生"秩序",也会导致"失序"。该项研究为探访大跃进时期基层干群冲突及司法介入问题提供一个基层个案与视角。     

大学生沟通能力培养及实施途径研究

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己经成为现代社会衡量人才质量的重要参数之一,培养当代大学生沟通能力刻不容缓。影响大学生沟通能力的因素包括心理障碍等主观因素和家庭、社会、学校环境等客观因素。文章从高校教育中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评机制及培育途径等方面来探讨了大学生沟通能力培养的实施途径。     

青海省民族地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路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多元多样多发,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特别是青海的县级政府,由于地处我国西北,经济发展欠发达,少数民族较多,社会矛盾更加凸显,一般的利益矛盾会与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结合在一起,以民族矛盾或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上固有的民族问题也会在利益分化后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中被激活,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地方政府在政策制订及执行过程中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本文就青海省县级政府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思路。     

中国国家公园的土地权属与人地关系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我国启动了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设工作,表明中国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已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实践阶段。土地权属不明晰是我国保护地建立的历史遗留问题,引发保护地与周边社区的矛盾,导致保护地生态破坏和多头管理等问题。人多地少的国情使我国国家公园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人地矛盾更为突出。国家公园试点区内目前存在着的原住民和集体土地,有着极为复杂的产权问题,需要通过调整土地权属和明晰土地用途,进一步落实自然资源的归属管理和用途管制,最终实现资源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本文介绍了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土地权属和流转问题的由来,剖析了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土地确权流转案例,并借鉴英美在国家公园的土地权属与管理方面的国际经验,提出了解决我国国家公园土地权属问题的设想,包括:因地制宜、分步开展土地确权和流转,建立长效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试点区与社区共建共享机制等。     

年鉴组稿难的原因及对策

年鉴组稿难的原因基于三方面的矛盾：年鉴内容的广泛性与组稿渠道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供稿单位与编纂单位认识上的矛盾;年鉴工作的长期性与年鉴工作制度缺失的矛盾。解决年鉴组稿难问题要深入挖掘现有渠道价值并努力开辟新的供稿渠道：加强沟通协调,充分调动供稿单位和撰稿人积性;加强《地方志工作条例》宣传,建立制度保障。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我国政治沟通的完善

科学发展离不开高效的政治沟通,政治沟通维系着政治系统的运转。在当代我国的政治发展中,政治沟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政治沟通还存在着些许不足。今后,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我国政治沟通制度,丰富政治沟通的方式,拓宽政治沟通的渠道,提高政治沟通主体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政治沟通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干群和谐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核心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干群关系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环节。企业、城镇、政府机关、农村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干群关系。如果能够很好的处理各个行业的干群关系,就能够促进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的积极性。本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干群和谐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系统研究

旅游动力系统是由旅游者活动矛盾、旅游产业活动矛盾、旅游目的地居民活动矛盾、旅游目的地政府活动矛盾、客源发生地政府活动矛盾五大要素构成的系统。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矛盾层次理论,以及相应的旅游发展驱动机制。     

我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决策机制建设初探

近十年来,我国遗产事业取得较大发展。与此同时,矛盾和问题也愈加凸显,原因之一是决策失误。为避免我国的世界遗产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破坏,应尽快建立起规范、科学、完备的遗产决策机制,从决策主体、组成、决策程序、依据等方面确保其正确性和有效性,真正实现遗产的"保护为主、永续利用"。     

青海藏区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要求

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并不是消灭了矛盾纠纷的社会,而是拥有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社会转型期的青海藏区,社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出纠纷类型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主体多元化等特点,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建立一套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律师参与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实效分析

为更好地实现律师在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中的积极作用,本文从现实情况出发,对于律师参与社会矛盾调节机制进行实效性的分析,提出现行机制中的不足及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