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术图》题材的再考订

(一) 本文讨论的《马术图》,原名《郎世宁画乾隆宴筵图》,描绘乾隆帝弘历于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准噶尔部官员观看马伎的情景(图一、二)。画幅高223.4、宽426.2厘米,绢地托裱高丽纸,四周镶裱蓝绫边,是一幅巨型"贴落"。左下角题"乾隆二十年七月臣郎世宁奉敕恭绘",钤"臣世宁"篆体白文印、"恭画"篆体朱文印各一方。     

唐“坐部伎”和“立部伎”考略

“坐部伎”和“立部伎”在唐代乐舞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何谓“坐部伎”和“立部伎”?《新唐书·礼乐志》云:玄宗时“分乐为二部:堂上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旧唐书·音乐志》亦云;“安乐等八舞(立部伎的八部乐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他们以演奏方式和场合的不同而区别,类似唐“十部乐”,但又不同于“十部乐”中“龟兹”等以地名定名,也不同于“十部乐”中的“燕乐”以演奏场合定名,而是以演奏方式命名,并包含有演奏场合、内容、乐器、技艺等多种因素。根据《旧唐书·音乐志》和杜佑《通典》所记载,立部伎有八部乐舞:《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     

关于唐代燕乐"坐、立部伎"的几个问题

“坐、立部伎”是盛唐文化的产物,在唐代燕乐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它不仅代表着唐代燕乐发展的高水平,更是中外音乐文化融合的结晶。史料中有关“坐、立部伎”的记载不是很多,但是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整理与研究,其面目基本上已经呈于众人面前。本文对一些既成史实不再论说,但是以往学者对“坐、立部伎”诸多问题的相关讨论中也往往表现出不同观点和看法,或有可补充之处,笔者尝试做一分析。关于“坐、立部伎”的起始时间《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载:“高祖登基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刘煦(后晋)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新唐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礼乐十二载:“(玄宗)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 谓之‘坐部伎’……”(欧阳修(宋)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     

首都图书馆藏明末长城地图《九边图》考述

首都图书馆藏彩绘《九边图》,绘于崇祯后期,民国年间由汪申伯收藏。全图采用形象绘法,是现存《九边图》中形象绘法最为突出的地图,是一幅军事示意图,而非作战地图,反映出以直观、实用为目的的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人文传统,直到明末仍发挥着主要作用。首图《九边图》机构、方位错讹较多。不过,由于这幅地图很可能是明代最后一幅长城地图,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与文物价值。     

齐梁时期独特的江南民俗文化

民俗是有传承的,由于地方、人文等因素,被传承的民俗文化也会慢慢地发生变化。在传承过去民俗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民俗文化。《南齐书·志第三·乐角抵》说的游戏就属于这样的类型：“像形、杂伎,历代相承有也。其增损源起,事不可详,大略汉世张衡《西京赋》是其始也。魏世则事见陈思王乐府《宴乐篇》,晋世则见傅玄《元正篇》、《朝会赋》。”而在“江左成康中,罢紫鹿、跛行、鳖食、笮鼠、齐王卷衣、绝倒、五案等伎,中朝所无,见《起居注》,并莫知所南也。”虽然“罢紫鹿、跋行、鳖食、笮鼠、齐王卷衣、绝倒、五案等伎”,如今很难知晓其具体的形态与方法,但是作为流行在江南一带的游戏活动,却是“中朝”所没有的。     

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下)

再看《乐舞图》。石椁东壁这一幅刻出站着演奏的乐伎12人,自上而下排成三列。上列左起第1人所用乐器为笙,以下依次为排箫、大筚篥、铜钹、横笛、小筚篥、云和(2件)、琵琶(2件)、五弦、竖箜篌(图二五)。北壁那幅刻出坐着演奏的乐伎12人,所用乐器依次为竖箜篌、五弦、琵琶、筝、笙、横笛、排箫、筚篥、铜钹、槃鞞、腰鼓和贝(图二六)。转到西壁上。则刻出舞伎6人,也排成三列,双双相向而舞(图二七)。其装束为中夏传统式样,皆着     

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

世界上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是明代许论在嘉靖十三年绘制的,该图描绘了包括镇城、关楼、卫所、营堡、驿站在内的多层次、立体性的长城防御体系。《九边图说》残卷东起镇北关,西至偏头关西,现存三门峡市博物馆,是许论上呈世宗的副本。《九边图说》采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形象绘法,对当时流传的,目前研究评价甚高的"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并未采用,而是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反映出明代仍然继承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人文传统。单纯以科学、定量方法衡量、构建中国古代地图史,是一种基于西方现代制图学的观念。这种方法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内在传统。作为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文物价值。存世多个版本的《九边图论》、《九边图》,只有谢少南刻本基本反映了《九边图论》原貌,其他皆有所改绘。     

倪瓒《水竹居图》题跋考

本文结合实物和文献,对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倪瓒《水竹居图》上的文征明、董其昌二题及倪瓒自钤印加以鉴考,认为:该图上诗塘现有的文征明诗题是伪书、后配;董其昌边跋是被移配来的、与《水竹居图》无关的题跋;图上倪瓒的“倪元镇氏”一印,也是后加钤的伪印。     

殷商玉璧名实考

<正>一关于璧的定义璧，是一种什么样的器物？《尔雅·释器》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疏》曰：“肉，边也好，孔也。边大倍于孔者名璧；孔大而边小者名瑗；边孔适等若一者，名环。”怎样理解《尔雅》的定义呢？自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录和“礼图”中，均采用《尔雅》概念来定义玉璧。如宋吕大临《考古图》卷八著录有洛阳玉璧，谓其“边大而空小，璧也”(图一)^[1]。     

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2014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横山县高镇罗圪台村清理了一座元代壁画墓。这座元墓在建造材料、形制特征、壁画内容以及随葬品等方面均与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元代墓葬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壁画题材主要是墓主夫妇坐像、二十四孝图、备酒图、备茶图、伎乐图等。该墓形制完整,壁画精美,为研究元代社会生活及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资料。     

虚拟长城展：50件长城文物

随着长城工事在规模上的发展和组织形式上的改进,林赛将要研究两幅相关却不相同的地图：一幅是明代中原北部边境九个重镇的分布图《九边图》,另一幅是描绘重镇之首的《蓟镇图》。     

从伎乐供养人图像看希腊化对佛教美术的影响

文章关注了早期佛教艺术中的世俗伎乐供养人("伎乐人")图像,认为其形象源自于印度现实生活中乐伎、舞女等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供养者,后受到希腊化艺术影响,表现为载歌载舞的伎乐人队列。由此,作者推断,中亚、西域等地流行的行像等佛教仪式,其形成可能受到了希腊宗教举行节日庆典习俗的影响,这与佛教逐渐通俗化的过程相一致。     

试析方志中的音乐元素及其艺术美

地方志,又称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的综合性资料性史书。大多数人主张方志起源于《禹贡》,有两千余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较早的地方志书,一般称为“图经”。宋代是方志盛行的时期。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说：“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     

乾隆皇帝的汉装画像图

乾隆时期,宫廷绘画创作与收藏活动是空前的,不仅数量大,题材丰富,流派也多。其中一个重要的题材是乾隆汉装画像。已发表的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汉装图计有18幅。其中属年节时令的3幅:郎士宁等绘《雪景行乐图》(共2幅)、佚名绘《岁朝行乐图》;宗教类2幅:丁观鹏等绘《洗象图》、《维摩演教图》;日常生活类13幅:董邦达绘《松荫消夏图》、张宗苍绘《松荫消夏图》、佚名绘《观孔雀开屏图》、金廷标绘《观妃渡桥图》、郎世宁绘《采芝图》、《平安春信图》、《阅骏图轴》、《观童子举     

时空转换中的行宫图像——对几件《盘山图》的研究

本文以清代乾隆帝《盘山图》轴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画面空间处理方式,并着重解读画上的题诗,从题诗的时间顺序、位置布局、主题内容、诗体形式、诗后钤印等方面,结合历史背景,剖析乾隆帝在漫长岁月中的心理变化,指出《盘山图》轴通过大量有纪年的题诗,将时间的流逝留驻于空间的布置之中,使画与历法联系起来,从而使这幅普通的山水画具有了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价值。此外,作者也研究了董邦达创作的《田盘胜概图》册和《盘山十六景图》卷,与《盘山图》轴和《盘山志》版画插图等材料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画法精细的《田盘胜概图》册在写实的表象之下具有高度风格化的倾向;《盘山十六景图》卷同样对空间作了风格化的处理,通过压缩、位移等技术手法,加上观看必需的时间过程,使画面空间与时间维度联系起来,这是长卷构图固有的特性,与《盘山图》立轴式的时空交融方式形成了对比。乾隆帝不选择适于书写题跋的《盘山十六景图》卷拖尾题诗,而选择在《盘山图》轴上局促的空白处题诗,更证明了他对《盘山图》轴有特殊的意匠经营。     

敦煌伎术院考略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繁荣,大批科技人才的涌现,主要得益于伎术教育的发展。然而作为唐代地方伎术教育的重要机构——伎术院,则不见于文献记载。在此主要通过对敦煌出土文献的梳理,就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伎术院的设立进行考述。研究表明,张氏、曹氏归义军时期皆设有伎术院,既是职能部门,也是培养伎术类人才的教学机构,以天文历法、阴阳卜筮等伎术类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实行"宦学事师"的官师合一教育体制。     

试谈河南安阳置度村M8的时代、性质与青瓷伎乐俑的价值

安阳置度村隋墓M8是近年来安阳地区的隋代墓葬中最重要的发现。因未发现墓志,所以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随葬器物特点的分析,对其时代、墓主身份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对M8的时代、墓主人身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该墓葬应属于隋代前期晚段即开皇十五年至仁寿年间,墓主人应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地主富商。该墓出土的隋代伎乐俑,在人物造型上和雕塑手法上体现了隋代俑的艺术特色,在乐器的种类和组合形式上与隋代《七部乐》中《安国伎》较接近,对于研究隋代文化和中国古代音乐具有重要的价值。     

叙事与嘲调：宋元说话伎艺的两脉

考察历代相关文献关於“说话”伎艺的宗旨、形态的记述,宋元说话伎艺并不必然地只包括故事讲说,它实由俳优的语言表演伎艺发展而来,应有叙事、嘲调两条发展脉．络,并由此变化出说话伎艺的不同形态,分属於叙事类说话伎艺和嘲调类说话伎艺。叙事、嘲调分别体现了宋元说话伎艺两脤表演的宗旨、形态和方式。这一理析既有利於认识宋元说话伎艺作为语言表演伎艺的渊源和全貌,也有利於认识宋元小说、戏曲和说唱伎艺的形态及其关联。     

敍事與嘲調:宋元説話伎藝的兩脈

考察歷代相關文獻關於"説話"伎藝的宗旨、形態的記述,宋元説話伎藝並不必然地只包括故事講説,它實由俳優的語言表演伎藝發展而來,應有敍事、嘲調兩條發展脈絡,並由此變化出説話伎藝的不同形態,分屬於敍事類説話伎藝和嘲調類説話伎藝。敍事、嘲調分别體現了宋元説話伎藝兩脈表演的宗旨、形態和方式。這一理析既有利於認識宋元説話伎藝作爲語言表演伎藝的淵源和全貌,也有利於認識宋元小説、戲曲和説唱伎藝的形態及其關聯。     

《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

《长安志图》是元代西北地区比较重要的一部方志,所载史料价值很高。论文对《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长安志图》的成书、版本及其与《长安志》的区别,《长安志图》所载元代泾渠的水利建设和管理,以及该志反映出的元末泾渠水利建设的历史教训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