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與創新

本文通過梳理存世西夏韻書和字典的編排體例以及對漢語音韻學術語的翻譯與運用,論述了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同時指出西夏人對漢語音韻術語的理解和韻書編排的某些"疏失",實際是基於西夏語特點的一種創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十二世紀河西方音的語音特點。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學術走向與創作選擇——姚鼐棄詞不作與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

清代著名學者姚鼐號稱不寫詞,在清代乾隆以後,已經成爲一個話題,受到學界的關注。考察其原因,是由於乾嘉年間的詞體創作非常繁榮,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更加成熟,從清初發展而來的詞學復興之勢進一步得到加强,詞作爲專門之學的意識更加深入人心。同時,乾嘉學人大多强調學有專精,不提倡面面俱到,而姚鼐受桐城家法的影響,在文學創作上也懂得有所不爲。從學術淵源看,姚鼐受王士禛等的影響,對詩詞辨體之説也有自己的認識。所以,他之不寫詞,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鄙視詞,而是由於對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從這種認識中,某種程度也能看出清代詞學的發展。     

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     

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     

書寫“南嶽”——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獻與景觀

<正>魏晉以降,由於佛教、道教等文化力量向山嶽地區的開拓,使山嶽從原先較爲單純的山神祭祀之所,成爲彙聚寺院、道館及神仙遺跡、學館、祠廟等多元文化景觀的地理空間(1)。這種新形態的山嶽景觀,成爲理解漢唐之間歷史變動的重要線索。與山嶽景觀的變化相伴隨,有關山嶽地理、歷史的記述也在這一時期興起。僅據《水經注》、《齊民要術》、《藝文類聚》等書徵引,就有《廬山記》、《南嶽記》、《衡山記》、《嵩高山記》、《華山記》、《泰山記》、《羅浮山記》等十餘種山嶽記。這些山嶽記詳細記述山嶽的文化和自然景觀,成爲後世山嶽志編纂的濫觴(2)。此外,隨着山中寺院、道館     

書寫“南嶽”——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獻與景觀

<正>魏晉以降,由於佛教、道教等文化力量向山嶽地區的開拓,使山嶽從原先較爲單純的山神祭祀之所,成爲彙聚寺院、道館及神仙遺跡、學館、祠廟等多元文化景觀的地理空間(1)。這種新形態的山嶽景觀,成爲理解漢唐之間歷史變動的重要線索。與山嶽景觀的變化相伴隨,有關山嶽地理、歷史的記述也在這一時期興起。僅據《水經注》、《齊民要術》、《藝文類聚》等書徵引,就有《廬山記》、《南嶽記》、《衡山記》、《嵩高山記》、《華山記》、《泰山記》、《羅浮山記》等十餘種山嶽記。這些山嶽記詳細記述山嶽的文化和自然景觀,成爲後世山嶽志編纂的濫觴(2)。此外,隨着山中寺院、道館     

解經與著文：清代學術史上的“疏證”體

清代學術史上大量出現的"疏證"類著作以條分縷析、廣徵博引爲特色,具有古文乃至傳統注疏不易具備的文獻容量和分析潛能,考證之學術旨趣藉以呈現。清代前中期,疏證體的焦點經歷了從以"疏通"爲旨到以"證明"爲重的變化。嘉慶以後,"疏證"的寫作方式成爲闡釋經典的流行乃至典範體式,尤其在小學、輯佚領域蔚然成風,亦影響到單篇文章之寫作。古文家批評考訂疏證之文"傷氣",不能成文;而考據家則主張注疏考證之文自有其特殊文氣。至章太炎《文學論略》將"疏證"專列爲文章之一體,對有清一代"疏證"體之演進作了理論上的總結。     

“錯誤的開端”：技術、環境與近代海河工程

本文從技術與環境的視角,重新審視近代海河工程的動因與效果。海河工程開展於新技術應用以及特定時期對技術和環境認知的背景下,也是近代中國通商口岸特殊政治生態的産物。海河在1853年到1860年間經歷了功能、地位的劇變,天津開埠後接待大量輪船,海河原有的自然條件成爲了發展航運的障礙。1900年後,西方人把持海河工程局,以建成深水輪船航道爲目標不斷改造海河,激化了航運與防洪的矛盾。最終海河被證明無法承擔航運和防洪的雙重功能,海河工程及其重要成果即距離入海口四十多公里的港口都没能長期存續。     

“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正一"嘉道的主體性"對二十多年來的清中葉及以後時段的歷史研究,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恐怕是引用頻率最高的幾句話之一。(1)這句看似明確但其實含義頗不清楚的話,與該領域的元問題之一"現代中國從何時開始"緊緊纏繞在一起,刺激着每一位在這一領域內探索的學人的思考。張瑞龍的新著《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下簡稱"張著")就做出了明     

“科學”的限度:辛亥时期革命語境下的學術與道德

1904年後,隨着革命形勢的高漲,中國學人不約而同地在學術之外尋求道德力量以圖救亡。改良者限制"科學"概念於形下,同時改造傳統的道德之圍,以迎合進化;革命者出於精神動員的需要,完成了"科學"話語的形而上轉换;游移於革命與改良之間者,徑取西方反思現代科學的唯心主義思潮,試圖超越生存競爭中的道德困境。此一時期,中國"科學"概念正抽離出學術本身,演變成一個進化/退化的二元話語基礎,在"物質主義"和"科學主義"兩個相反向度被批判,或是被宣揚,作爲學術的"科學"反而隱而不彰。     

從“胡亂”小說看古代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李氏朝鮮王朝與明王朝維持着密切友好的宗藩關係,尊行共同的儒家華夷觀念,並在華夷框架下對周邊國家及民族進行了相應定位。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際乃至清朝建立很長時間之後,儒家華夷觀都深深影響着朝鮮對待明朝、清朝的立場,並在相關的"胡亂"小說中有大量體現。本文梳理不同時期"胡亂"小說的創作特點,由此探尋古代朝鮮社會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過程。     

北宋的“城市革命”

中国古代的工、商、贾是三者分开,互不相属的。工即手工业,也就是生产环节;商指长途贩运,即流通环节;贾则是坐守待售,可称市场环节。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市场的控制和管理,历来是非常严厉的。所谓“抑商”政策,主要体现在抑制商业活动的最后阶段,即商品的交易过程。所以,他们牢牢把握住市场不放。在汉、唐以来的城市规划中,把一切交易行为集中到“市”里去进行,由官府委派的胥吏来进行严格管理和限制。     

中國古代的信用與“信”

本文考察了"信用"一詞内涵在古代與現代的區别,指出在古代典籍中反映重約守諾品質的"信"字産生於充斥着爾虞我詐的春秋戰國時期,此字的出現與廣泛使用,並不能説明當時此類品質的大量存在,而是折射出社會上的極度缺乏。在對儒家代表人物關於"信"的論述進行分析後,提出宋代理學家利用注釋經典的方式,對於儒家創始人孔子與孟子的一些論述進行了適合自己學説的解釋,但與原意有着不小的差異。     

關於“天一閣”藏書的數字統計

相傳天一阁藏書原有七萬餘卷(不是『部』),經過明末之亂,頗有散佚。到了阮元在嘉慶十三年(公元一八○八年)代为編目時,實存四千零九十四部,五萬三千餘卷。這是最早的一個可靠的數字。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薛福成又代編了一部『现存書目』,計存二千一百五十三部,較     

揭穿“皇帝新衣”的北宋“官二代”马知节

宋真宗君臣弄虚作假、粉饰太平,“官二代”马知节将军却经常揭穿他们的“伪装”,让朝廷上下尴尬不已。     

學術、政治與元明理學史的重建——朱鴻林教授“孔廟從祀”系列研究讀後

<正>一孔廟從祀在傳統中國的重要地位似乎毋庸贅言。被傳統儒者稱爲"乾坤第一大事"的孔廟從祀,(1)不僅是"道統"制度化和政治化的體現,也是"治統"緣飾自身統治,利用、干預甚至力圖馴化"道統"的重要管道。治統與道統的複雜糾葛和內在張力,便集中     

北宋的三个“球迷”皇帝

正北宋时期,踢球运动在京城汴梁(今河南省的开封市)城里非常流行,当时,不仅老百姓喜欢踢球,连平时威风八面、正襟危坐的皇帝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球迷"。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宋徽宗赵佶就是北宋历史上的著名"球迷"皇帝,要说起他们踢球的故事来,也是非常有趣的。     

略论“高煦之叛”——明代第二次争夺皇位的斗争

“高煦之叛”是指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朱高煦于1425年发动的企图争夺皇位的武装叛乱,这是明代继“靖难之役”后出现的第二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这次叛乱为宣宗朱瞻基所平定。洪武时期就有人看出了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而凭借藩王军事力量夺得皇位的朱棣,自然深知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因此,他在即位后实际上是继承了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政策,不过要了个“欲取先予”的手腕:登基后首先恢复了被建文帝削夺的诸藩,表明自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人。其实这不过是朱棣笼络宗藩的权宜之计,不久,     

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

北宋元丰改制变二府体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如何构建新制行政体制是改制的重要内容。推进改制过程中,宋神宗逐渐提升尚书省地位,行政体系中不同层级部门的行政职能先后得以"重振":继熙宁时期部分寺监职能已得到振举后,元丰初把不少六部职事纳入尚书省。元丰五年对尚书省结构、职能及运行机制有了更全面的规范,其中都省覈治省事,由于长官的特殊性,成为决策与执行的枢纽。新制以尚书都省为首脑,由下到上"重塑"了国家行政体制。这一过程,呈现了二府体制到三省-枢密院体制职能转换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