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專門學問應下基礎工夫(下)

正問:先生所言偏重中小學教育,關於大學本身影響於大學生讀書求學之處,可得聞否?答:我的意思當然不是將罪全放在中小學上。第一對於大學入學考試制度的良否,也是有關係的。現在大學考取的人才,十之八九是中學的中下等學生,而有特出的學生結果反而不得取録。第二大學必修科的性質與必修科的多寡,也是有關係的。結果現在大學生讀書求學多流於浮淺與自欺。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略論鍾惺與南宗畫

明萬曆間,鍾惺與之所立竟陵派雖自初創即毁譽參半,然其入清後影響不降反升;竟陵餘響於清初詩壇,亦曾有震蕩。竟陵派的詩文主張、行年考訂,如今學界已有頗深入的研究,惟竟陵派與東南畫壇的聯繫,關注得還不夠。鍾氏於畫史留名,其文學主張亦多參東南文人畫之奧義;而明、清两代同情竟陵派者,多東南詩畫藝術界之士。本文擬從竟陵派與東南畫壇的關係,略論晚明詩畫審美趨近的一些表現。     

五代馮暉墓出土文物考釋

陝西彬縣發掘的五代馮暉墓出土文物,對研究五代歷史、考古、文化及民族關係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在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出土《馮暉墓誌》及墓甬道壁畫、彩繪磚樂舞圖像作進一步研究。從馮暉及馮氏家族事迹,探討馮氏家族的歷史、傳承及與在朔方一帶党項諸部的關係;考釋墓甬道東、西壁畫、彩繪磚樂舞圖像的樂器、樂舞伎,認爲表現的是各有"竹竿子"、"花心"及樂舞伎的兩個宋代"隊舞"的雛形。     

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

"詞史"作爲詞人對"詞""史"關係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其創作傳統在清初基本形成,但其潛流卻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關時事批評的傳統,自南宋以來分爲直敍式紀實、微言式隱喻兩種模式。然較之稼軒詞在元明兩代的長盛不衰,以《樂府補題》爲代表的宋遺民詞及其隱微寫作,經歷了較長的"失聲"狀態,直至晚明清初詞籍出版的復蘇,方被重視並重新抬頭。梳理這兩種模式在元明時期的發展狀況,發掘其中的典型文本,有助於我們更連貫地認識宋詞經典與清"詞史"代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而"詞史"在清代的情況,與其執著於在陳維崧、周濟、謝章鋌諸家中尋求一個"成立"的坐標,不若考察清人如何通過對唐宋詞正典的闡釋回歸,完成"詞史"從詞學範疇到詞審美範式的建構。只有立足於詞體發展的獨有特徵,及對唐宋詞經典的闡釋力度,方能發展出有别於"詩史"的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學説。     

蔡國舊事——關於春秋蔡國興亡的三種文本解讀

學界對春秋戰國之際"絕祀"國家蔡國的了解主要依據《左傳》及《史記·管蔡世家》等傳世文本。1955年發現的蔡侯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銘文記載蔡昭侯申遷都州來前後的史實及與楚、吴兩國之關係,成爲蔡國史學的青銅文本。近年出土的上博簡、清華簡中多記有蔡國史事,揭開了蔡國三次遷都的秘密,成爲重要的竹簡文本。這三種文本保存了春秋蔡國的歷史記憶,凸顯了春秋蔡國歷史文學的復仇主題。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李白與羌族文化

李白是奇人。若與他的朋友杜甫、高適、王昌齡、孟浩然等人相比,其思想、作風與人生道路均有很大的差異。他爲什麽這樣特殊?學術界進行過多方面的探索,試圖解開李白之謎。我則試圖從文化背景的不同上說明李白的特點。爲此我除了從中國固有的儒、道、法、縱横等不同學派的影響上進行剖析外,還從李白先世居住地區的地域文化着眼,說明李白與突厥文化的關係;從蜀地區域     

陳訓慈友朋書札二通跋

本文刊佈已故陳訓慈先生保存的友朋書札二通,一爲顧頡剛先生所作,一爲傅斯年先生所作。前者反映了1943年重慶中國史學會成立之後與四川成都地區學術界的關係,後者可見1930年代中研院史語所與浙江省博物館在文化上的協作。文中引證相關資料,對書札的確切寫作年代、具體背景及内容作了分析說明。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薛應旂罷黜王畿以取媚夏言説再辨

嘉靖二十四年京察,薛應旂罷黜陽明高弟王畿,此舉是否爲了取媚首輔夏言,乃是明代理學史上一大公案。顧憲成和黄宗羲對此抱持懷疑,然未見詳細論證。清乾隆學者湯修業則未能區分"致仕"與"罷黜",以致推論失誤。民國唐鼎元指出該説乃徐階對薛應旂的"報復之辭",但將薛、徐二人關係轉惡的時間誤定於隆慶元年。其實,他們二人的關係在嘉靖二十九年就已出現裂痕。是年,薛應旂在徐階與嚴嵩的政治鬥爭中選擇了傾向嚴嵩。嚴嵩失勢後,薛應旂刻意掩蓋他與嚴氏之間的親密關係。隆慶初,趁平反嘉靖受難諸臣之機,薛應旂僞造遭受嚴嵩陷害的經歷,上疏朝廷請求改正考察結果,然因首輔徐階阻撓而未獲成功。直到徐階卸任後,薛應旂的考察結果纔由"罷黜"改爲"致仕"。     

太宗昭陵與貞觀時代的君權形塑

本文將昭陵這座建築作爲一部"文本"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解讀,主要循三個角度展開:其一,將昭陵置於特定時空語境中進行個案考察;其二,將昭陵作爲一個視覺的、物質的、整體的景觀進行解讀;其三,回到初唐的政治環境和時代脈絡,體察當時的政治訴求與意識形態及其與昭陵營造之間的關係。本文通過具體分析揭示出,昭陵的空間規劃與建築布局展現爲清晰的時間性敍事,以視覺語言完成了墓主由秦王到太宗、由天子到皇帝·天可汗,唐朝由李唐一家到大唐帝國、由關隴集團到天下大統的一系列轉變。可以説,昭陵以具體的物質形式强化了當時的權力觀念,也見證了貞觀王朝的政治秩序以及七世紀初唐朝的歷史視野和總體格局。     

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來發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襲取日本人疑古餘緒之言論,但其連番譏諷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討論。本文即以此爲起點和觀察視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並在上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探討胡適、顧頡剛接觸日本相關學術的可能性,觀察他們在時代變局下的治學心態。最後,本文將比較"古史辨"與"東洋學"興起的原因與目的,以及它們與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然,藉着相關探討,我們能同時看到世變之下史家在建立學術事業過程中顯露的人生宗旨、學養情操,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迷霧中的變遷——省思宋代醫學知識的歷史圖景

宋代向來被視爲中國醫學變遷的時代,在十五年前,席文呼籲對宋代醫學的諸種變化作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在近年宋代醫學史的研究中,疾疫的影響、皇帝的知識興趣、士大夫與醫學的關係、寫本到印本的轉化以及醫學與宗教性醫療的互動都被納入了宋代醫學變遷的敍事當中。但如果仔細審視這些敍事,會發現關於變遷的"綜合性"敍事依然在迷霧之中,而討論這個時代知識論及其可能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如何與社會文化的變化相關聯,應該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新疆拜城赫色爾石窟

一、史地情况拜城在我國汉唐時代,本為龜茲國(今庫車)的一部分,自西漢張騫通使「西域」,龜茲始與中國有交通關係,漢宣帝時(公元前一世紀中),龜茲王絳賓娶烏孫王夫人解憂公主之女,自喜得尚汉外孫,此後王與公主女曾數入朝長安,慕漢衣冠制度,歸國治漢宫室,學「汉家威儀」。唐初龜茲曾一度入中國版圖,並於其地設置安西都護府,管割葱嶺內外各地,所以它與中原的關係更為密切。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