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促办南侨机工复员的信函

抗战胜利后,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为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遣送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人员返回南洋事,曾多次交涉,并做了巨大的努力。现在刊载的陈嘉庚致蔡伯祥征求意见函,及致当时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函(《致伍总领事由稿》),便是当时交涉的函件,信件由蔡氏后裔所提供。(标点符号,为本刊编者所加)     

新加坡学者访问原滇缅公路南侨机工

以陈共存先生为团长的新加坡学者访问团一行四人(其他成者是魏维贤、崔贵强和林孝胜三位学者)在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郑民等陪同下,从11月4日起,在云南原滇缅公路沿线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访问团在楚雄、下关、保山、芒市、宛町、瑞丽和昆明等地与原南侨机工进行了座谈。     

《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

秦钦峙、汤家麟撰写的《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一书,1989 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和调查访问资料,翔实地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侨选派3200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回国参加运输抗日战争物资的历史。此书对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背景、动员组织过程、在滇缅公路运输战斗中的英雄事迹,他们为祖国抗     

南侨机工——抗战史上最悲壮的群体

说起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能不提到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事。可是对于“南侨机工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如何投身抗日战争的”这类问题,知道清楚的人就很少了,特别是在北方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有必要把那鲜为人知的一页呈现在国人面前。     

蔡若水先生对“南侨机工”的调查研究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当年组织的一支抗日队伍。1939年,为支援祖国抗战,保证抗战时期中国大西南对外交通的唯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3000多名热血沸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汽车驾驶员、修理工）毅然回国,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他们冒着敌机的空袭,在地势险峻、气候多变、瘴满袭人的崎呕山路上夜以继日地抢运军用物资和兵员,抢修车辆,培训抗日急需的驾驶员、修理工,用自己的汗水、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章。战争中,有10…     

战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复员与接收评述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中国银行复业,对伪中行、德华银行和正金银行的接收,是日伪在上海乃至华东地区金融统制彻底失败并得到清算、国民政府在上海重新确立金融秩序的重要标志之一。本依据上海档案馆馆藏有关案卷及其他史料,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战后复员和接收情形作梳理叙述,具体考察了战后上海中行重新复业、接收敌伪银行的基本过程和所接收敌伪银行的资产、负债、库存等项目的情况,以冀丰富和深化。战后金融接收问题的探究。     

战斗在滇缅公路上的海外赤子——我所知道的南侨机工往事

抗战时期,为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滇缅公路上急需大量汽车司机和修理工。这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向祖国伸出了救援之手。1939年2月至9月,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号召,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的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毅然回国,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他们辗转于滇、黔、桂、湘以及缅甸、印度等地,为抗战提供后勤保障,滇缅公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血肉长城”。年轻的华侨机工们用自己的技术、汗水和鲜血,打通了抗日物资运输的生命线,将青春和生命无私地奉献给祖国,以1000多名青年机工长眠在祖国西南红土地为代价,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南侨总会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以招募机工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期间,军事物资的补给是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外国援华军事物资的运输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中国缺少技术优良的汽车驾驶、修理等技术人才,国民政府请求"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协助在南洋华侨青年中招募这些人才。1939年3月至10月,以陈嘉庚领导的该会动员和组织南洋华侨社会资源,为中国遴选3192名汽车司机、修机等技术人才,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后日本侨俘遣返中的卫生防疫——以1946年广东遣送船霍乱疫情为中心

1946年4月,由广东出发的多艘日本侨俘遣送船在遣返途中发生霍乱疫情。日本当局将霍乱船只集中于浦贺港,并建立了以“浦贺归国援助局”为核心的防疫指挥机构,开展了全面的卫生防疫工作。防疫措施主要包括检疫消毒、隔离诊疗以及向遣送船供给物资等。虽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防疫措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但最终成功防止疫情向日本国内蔓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霍乱疫情依然对浦贺、东京乃至关东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政治任务:长江上的战俘遣送

正1949年年底,解放成都的战役胜利结束后,几十万国民党军战俘的处置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本文作者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简称"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一中队(连)学员,参与了遣送两批战俘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的行动。     

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

抗战胜利之后,在国共和谈进行过程中,军队问题始终是双方争执的重点之一。国民党企图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将中共军队化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队的独立性。为此,双方进行了反复交涉。１９４６年２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协定,规定了双方军队整编的原则和进行步骤。虽然这个协定由于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未能实行,但国共双方仍据此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整军工作,本文即略述此一整军的过程。一、国民党的军事整编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     

复员绅士与太平天国后常州的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后,一批为官一方的常州绅士先后复员回乡。面对人民流亡,农田荒芜,百废待兴的残破局面,虽然当政者一再强调选任得力官员担当复兴重任,但是复员绅士的政治资历与地缘优势,成为各级政府不得不倚重的地方势力。常州的复员绅士不仅纷纷致力于战后善后,在稍事休养生息后,进而全面主持或参与武进阳湖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文教设施重建;他们还新建了保婴保节局和长年医局,前者以城统乡,借助基层行政系统,实现其慈善事业对武进阳湖所有乡区的覆盖;后者精心设计管理制度,延请名医、定期施诊给药,对于扶助当地弱势群体,维系地域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机构的设置与制度安排,显示出常州复员绅士对于家乡慈善事业的一腔热忱与深谋远虑。复员绅士在太平天国后常州重建中的突出作为与建树,深刻地展示了传统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与活力。     

"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难民的社会救济与遣送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无数难民流离失所。上海各慈善团体、各旅沪同乡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纷纷设立机构开展难民工作。它们开办收容所收容难民,并克服重重困难,多方筹措资金,将难民分批遣送回原籍,力图给予妥善安置。这对于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战后的法国外交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地缘政治、民族利益、人民情绪、经济条件、文化遗产等多种原因,其对外政策往往有某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因素。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的变动以及不同执政者的不同思想、气质、风格、政治色彩等原因,对外政策又必定会有调整和发展变化。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外交,有时连续性占上风,有时调整变化占主导地位。因此,观察一国外交,不能割断历史、忽视传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战后日本社会党的变迁

战后日本社会党的变迁李阁楠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党曾作为政界第一大党领班组成了联合政权,但不到一年即宣告垮台;在以后的４０多年间一直在野,其连续在野时间之长为世界宪政史上所罕见。１９９３年社会党再次参加联合政权,１９９４年社会党委员长被自民党推举为首相,...     

柳州，刘三姐的江湖

没完没了的山歌、唱山歌的各式各样的人、老巷里的有点江湖气的小贩、千奇百怪的石头、酒吧里的青年男女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吃,是柳州这个因交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的魅力。     

柳州寻师运动的前前后后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挥戈南下,国民党桂系为守住老巢,派重兵进驻柳州,并委派第56军军长马拔萃兼任柳州警备司令,一时间柳州军警林立,岗哨密布,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鼓舞人民的斗志,决定在全市散发传单。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的应对

抗战胜利后从军知识青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纷纷要求复员。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经过一番布置后,国民政府允许他们陆续复员。按照计划,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安置主要有留营、就学、就业和回籍四种方式。由于他们大多为学生,因此学业安置成为复员安置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时,蒋氏父子想继续利用这些学生作为维持统治的力量,于是想尽办法对他们复员后进行管控。但是,内战爆发后大部分复员就学的学生并未像当局期待那样站在自己阵营,反倒是他们因为压迫而不断反抗甚至投入到人民阵营。     

战后日本政府的华侨政策

一出入境政策和外侨管理政策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人民来往频繁,二战前,彼此出入两国十分自由。战后初年,1945年到1949年,根据日本盟军总部的命令,日本政府大批遣送二战期间从中国大陆和台湾强制征发到日本做苦工的中国人回国。据统计,当时被遣送的台湾人为24000人,大陆人为30737人。①同时,日本政府以局势混乱为理由,限制中国人赴日,1947至1949年年均获准入境的仅100多人。直到1952年,日本政府对赴日外侨的限制才略为放松。当时颁布的《日本出入国管理今》以及同时颁布的实施细则规定：除了有传染病、精神病、贫困残废、贩毒卖淫…     

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战后,由美国占领军总部在日本强制推行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于1952年基本结束。随着“五五年体制”的确立,日本的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全面腾飞、高速增长的阶段。这就是说,战后日本的现代化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带动和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正时序效应”。这种“正时序效应”不仅表现出时间上的向度,而且也极为深刻地体现了空间上的广度。正如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离开战后的民主改革,就谈不上日本的‘战后体制’,也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