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溪三笑圖》題畫詩考論

"虎溪三笑"是傳統中國畫的重要題材之一,並由此產生了《虎溪三笑圖》的題詠。宋人已考證"虎溪三笑"本事爲虛構,其源流當是佛門僧衆對《高僧傳·慧遠》的踵事增華,至遲在晚唐五代之際已形成,宋代時廣爲人知,成爲《虎溪三笑圖》題詠的發端期,出現了贊頌三教同一、思慕高賢的主題。元代是《虎溪三笑圖》題詠的繁盛期,主題呈多樣化,其中遺民情懷主題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與個人情感。明代《虎溪三笑圖》題詠漸呈式微,在佛教衰落、學術風氣漸趨謹嚴的背景下,質疑畫題失真的詩作漸多。入清後,題詠詩作主題漸呈單一,但在藝術上仍有獨到之處。     

敦煌石窟勘察報告

一、自然環境對洞窟的影響概況莫高窟在敦煌縣城東南四十五里鳴沙山下。窟前的平地較敦煌城高出二百公尺,所以從敦煌南門直向東南是一個平緩的坡地,坡地的東南端東與三危山、西與鳴沙山相銜接,自兩山間流出的大泉把這坡地劃成了一道深而寬的河床,河床西側是距地平約四十公尺高的直立崖面。自四世紀初至十三世紀,在這崖面上創造了數百個洞窟,它們佔據了全長約一千六百公尺的崖面,這崖面可分為南北兩區,南區總長約一千公尺,共有四百六十餘洞窟,便是我們熟知的敦煌藝術寶     

記美帝所攫取的中国名画

我國的文物自鴉片戰爭以來,便為美國人所注目,他們對於中國繪画的正式搜集,大約從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开始。一八九○年美人弼格洛(W. S. Bigelow)捐給了波斯頓美術舘一大批中日兩國的古物,其中便包括着幾幅早期的中國佛教畫。一八九四年該舘开了一個中國繪畫展覽,有些畫件是從日     

大乘佛教思想下的菩萨戒坛窟研究——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考察

菩萨戒是汉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戒律,为汉传佛教的僧人与《四分律》一同受持的大乘戒律。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定数量的菩萨戒经典、大乘布萨文、菩萨戒牒等菩萨戒文书,说明菩萨戒在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也有流行。论文认为莫高窟第196窟前室壁画中高僧传授戒律画,主室窟顶赴会佛及千佛图像、南北壁下部的菩萨屏风画与东壁门两侧独特的文殊变与普贤变等图像内容是对敦煌大乘佛教菩萨戒自誓得戒、忏悔等思想的生动反映,而第196窟即为敦煌莫高窟菩萨戒坛窟的一个代表性洞窟。     

五代馮暉墓出土文物考釋

陝西彬縣發掘的五代馮暉墓出土文物,對研究五代歷史、考古、文化及民族關係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在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出土《馮暉墓誌》及墓甬道壁畫、彩繪磚樂舞圖像作進一步研究。從馮暉及馮氏家族事迹,探討馮氏家族的歷史、傳承及與在朔方一帶党項諸部的關係;考釋墓甬道東、西壁畫、彩繪磚樂舞圖像的樂器、樂舞伎,認爲表現的是各有"竹竿子"、"花心"及樂舞伎的兩個宋代"隊舞"的雛形。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新考——以莫高窟第61窟为中心

归义军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史无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     

摩尼教《佛性經》之“七苦惱懊悔”與“五處分配”考

本文認爲敦煌寫本《佛性經》屬漢語摩尼教文獻,對摩尼教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該文獻第八品殘餘部分所呈現的關於摩尼教聽者靈魂淨化、解脱的"七—五"數字結構在漢語及其他各種語言的摩尼教文獻及圖像資料中廣泛存在,這一數字結構貫穿摩尼教教義和儀式,體現了摩尼教的傳教策略。     

南宋的待補與待補太學生

本文討論在南宋施行近一個世紀的太學考試制度——待補。首先釐清宋人使用"舉人"一詞的語境,再將待補制度置於南宋士人不斷增加的時空環境,討論"混補"爲何無法施行,而必將被"待補"取代。其次,透過討論待補法制定前,朝臣對太學補試的歷次爭論,理解待補法制訂的邏輯。認爲待補法不但解決了混補制下應考士人過多的問題,並藉由與地方解試結合,一把機會開放給少數未能通過解試的舉子,同時試圖網羅各地人才。嘉定以後,南宋政府不斷對待補法進行改革,努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從大學考試制度切入,可知南宋已沒有獨立於科舉之外的官學教育體系。     

從上古圖文獻看孔子詩學

孔子的知識和思想不僅來源於上古文書、典籍,也來源於上古圖文獻。上古圖文獻數量衆多,曾作爲儀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關係、溝通神靈、象徵天賦權利。從《山海經》、《齊諧》等物怪之書和現存上古圖文獻看,當時人對鳥獸草木的記録和描繪,其實是對儀式事項的記録和描繪。因此,從本來意義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詩學命題,談的不是文學的審美功能,不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不是所謂"足以資多識"的博物之學,而是禮儀政教的技能,是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個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張結合上古文化史上從儀式中心到倫理中心的思想轉變,結合孔子學禮的過程,認識孔子的知識結構和詩學思想,也了解經典世界和前經典世界的深刻聯繫。     

圖書舘

北京圖書館舉辦蘇憲法圖片展覽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二十八週年紀念日。國立北京圖書舘為了慶祝這一富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偉大節日,特自三十日起舉辦蘇聯憲法圖片展覽兩星期。至一月十五日參觀人數達四、三四九人。又該舘所舉辦的太平天國革命史料展覽,已於一月七日閉幕,共展覽二十二天,參觀人數六、九七九人。天津東站候車室開闢閱覽室天津東車站新修建的新型候車室,爲了滿足旅客需要,闢了一間書報閱覽室,從上月二十八日已開始陳列大批書報。瀋陽市圖書館開闢時事资料展覽室瀋市人民圖書舘,為帮助讀者學習時事,特在新聞雜誌閱覽室內開闢一個時事資料展覽室,內有時事書籍一百二十餘冊,時事漫畫七十幅,以及舘內所藏舊書中的美國侵華史料三十餘種,對讀者的時事學習上,帮助很大,每日來館閱覽者已超過二百餘人。黑龍江省人民圖書館舉辦時事展覽會省人民圖書舘主辦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時事展覽會,在一月六日開幕。陳列有連環畫、漫畫、照片、歷史資料、地圖和各種模型等。內容有美帝侵華史、美帝是個紙老虎、援朝就是衛國、和平民主陣營力量大、和平堡壘蘇聯、中國人民力量大、咱們的行動等部份。地點在齊市人民公園該舘內,展覽期間一個月,觀衆極爲踴躍。     

百期感言致讀者

<正>到本期(2010年第4期),《中華文史論叢》出版已滿一百期了。從1962年創刊起,歷經四十九年——近半個世紀數代作者與編輯的辛勤耕耘,《論叢》終於在國内以至國際學術界有了一定的     

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

清代乾隆到嘉慶年間,對於外面的世界,上上下下的中國人大多還沉湎在兩千年來以自我爲中心的想象裹。那時的朝廷曾以清帝國爲中心繪製過幾次有關周邊世界的《職貢圖》,還有宫廷畫家也畫了《萬國來朝圖》,記錄各國人等到北京賀歲的盛況。人們始終沿襲着古老傳統,一厢情願地描述着想象的天下圖像。在這種對“蠻夷”、“藩屬”的無端傲慢中,看起來清廷唯獨對朝鮮還存三     

劍川八窟

雲南剑川,在唐代為六詔之一的"劍浪詔",後被"蒙舍詔"所吞併,總稱"南詔",歷唐宋二代均獨立稱王,至元始歸入中國版圖。城南十餘里有石鐘山,山有石窟數處,雕刻石像甚多,有一窟有石雕像九座,卽南詔王閣羅鳳,及其弟閣皮和尚,以及衞士侍從等共九人。閣羅鳳石像頭已打掉,其餘八     

日本杏雨書屋藏羽663R號敦煌文書的定名

<正>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文書以《敦煌秘笈影片册》(下簡稱《秘笈》)爲名,相繼出版了9册(1),全面刊布了所藏775件敦煌文書(2)的高清彩色圖版。針對《秘笈》所刊敦煌文書的缺名與定名不確等問題,學界陸續有不同訂正發表,本文主要對定名不確的羽663R號進行重新定名,並就《雜抄》的底本與别本問題發表一點淺見。     

向達與張大千——關於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學術史考察

作爲著名歷史學家和敦煌學家的向達與著名畫家的張大千,由於敦煌而結緣並結怨。1942年,向達因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到達敦煌,此前張大千已率親友在敦煌臨摹壁畫。由於對敦煌石窟藝術保護、研究、臨摹的不同看法和態度,雙方發生了矛盾。向達在1942年12月的《大公報》上發表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對張大千在敦煌的行爲作了批評和指責。向與張的矛盾或衝突,首先是是非之爭,即張大千在臨摹壁畫時對敦煌藝術的破壞,作爲學者的向達要保護敦煌,反對、制止這種破壞。其次,也有考察期間經濟、生活等特殊情況的因素,同時還應該是學術觀念之爭。他們之間的學術之爭,涉及了當時的學術理念、生活狀態、學術團體與個人、學界與政界的關係。     

日本杏雨書屋藏羽663R號敦煌文書的定名

<正>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文書以《敦煌秘笈影片册》(下簡稱《秘笈》)爲名,相繼出版了9册(1),全面刊布了所藏775件敦煌文書(2)的高清彩色圖版。針對《秘笈》所刊敦煌文書的缺名與定名不確等問題,學界陸續有不同訂正發表,本文主要對定名不確的羽663R號進行重新定名,並就《雜抄》的底本與别本問題發表一點淺見。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也谈敦煌文献中的《付法藏因缘传》

《付法藏因缘传》旨在阐述印度佛教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传入中国后,为隋唐间形成的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祖统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献中保存有21件付法藏传文献,可分为《付法藏因缘传》和《付嘱法藏传略抄》二类,后者是前者的略本。这些文献对于认识敦煌地区的禅宗祖师信仰及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敦煌莫高窟第196窟中的佛教高僧像反映的是律宗内容,与《付法藏因缘传》及禅宗祖师信仰毫无关联。     

符瑞與地方政權的合法性構建:歸義軍時期敦煌瑞應考

本文對歸義軍史上的符瑞進行了考辨,揭示了敦煌這樣一個深受佛教影響的蕃漢雜糅的社會,在利用符瑞塑造權力正統、强化内部政治結構、凝聚族羣認同的過程中,原屬漢文化政治話語系統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與符瑞觀念如何融合,符瑞的製造策略、儀節和傳播如何操作,主帥、官僚、文士、教團、民衆如何達成共謀與合作,文武、僧俗、胡漢集團如何結成穩定的統治機制,試圖拓展地方政權政治格局與權力運作機制的研究,增進對於晚唐五代基本性格的理解。     

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

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王惠民早在西魏大统年间,敦煌莫高窟第２８５窟的壁画上就出现了宾头卢化跋提长者姊的故事画;五代至元朝间的敦煌壁画上,有三幅作为十六罗汉之一宾头卢像;晚唐至宋初的敦煌遗书中,保存着的六件《请宾头卢疏》;中国佛教史料中也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