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一、胡适所说的科学 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两句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当时对这两个口号提倡最力的是《新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当时青年提出了六项建议,其中第六项就是“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并为“科学”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科学者何?吾人对於事务之概、     

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九一八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趋向

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兴起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认为那种为了"捉妖""打鬼"的"整理国故",不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树立,于是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阐释和弘扬,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建设民族新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九·一八"后,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热潮。如果说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的话,那么,研究历史的目的则是为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服从或服务于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需要。当时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除了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外,另一个重要趋向是对边疆史地研究。     

“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改造

“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改造李子文现代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传统文化的改造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改造传统文化的方式。＂整理国故＂就是五四时期人们企图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时代需求的一种努力,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经验。...     

从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浅析胡适的社会改革思想

辛亥革命短暂的胜利,并没有动摇封建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儒家思想阴霾依旧束缚着广大国民的思想。为了打破旧传统、旧观念对广大国民的思想禁锢,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了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深入,有志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如何改造社会的思考。本文试对胡适的社会改造观做一简要的分析。     

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

五四前后中国新旧思潮交锋,北大学术论争是其表征,主要表现在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学术冲突;部分章门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皖人联手,将白话文运动的矛头指向桐城文法;桐城派大体上被赶出北大后,北大教授因新旧思想的不同及地缘身份的差异而重组学术阵营,遂导致陈独秀、胡适等皖人与江浙学人也有纷争。而政治压力下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既有学理本身发展的逻辑,更与五四以后的北大派系重组过程中思想策略运作密不可分。     

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当他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由中学教师步入大学讲堂,并逐次出版其学术著作而为学界所知之时,其作品内涵非但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亦且与专业史学毫无牵连。身为黄侃在北京大学的授业弟子,又是顾颉刚之同窗挚友,范氏是受到胡适和梁启超所提出之典范引导,以致逐渐向整理国故运动靠拢,而其早期著述也在当世被视为整理国故之一环。此一隐没不彰的案例可以体现盛极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内涵之复杂性。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

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 ,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 ,这具体反映在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缺失 ,恰恰说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终究只是一场“半新半旧”的学术变革。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从胡适家书看胡适夫妇

关于胡适夫妇的情况,最常见的资料是康德刚《胡适杂忆》中的一章“较好的一半”,以及石原皋《闲话胡适》中的一章“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据唐德刚说,江冬秀晚年写了一份自传,那是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虽然不善述文,别字连篇,却是一篇纯真朴素、最宝贵的史料。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去台北胡适纪念馆寻访这份自传的下落,当时的馆长王志维说已经毁掉了,使寻访者怅然若失。令人欣慰的是,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收有胡适致江冬秀信129通（包括信函、电报和明信片）,胡适档案中又存有江冬秀致胡适信135通（包括明信片）,双方往返信函共264通。这是研究他们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最具权威性,惜未被研究者充分挖掘。现主要根据这批信函,对胡适夫妇的关系作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整理国故”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具体实践。郭绍虞"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研究范式遵循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和"求真"精神;他对中国诗学范畴的辨析、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和诗话研究,与"整理国故"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积极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一致的。但郭绍虞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整理国故",注意恢复和发现古人的言外之意,因而显现为一种创造性还原。     

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起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1846年英国民俗学家威廉·汤姆斯在<雅典娜的圣殿>杂志上首先使用"民俗(Folk-lore)"一词,提出用"Folk-lore"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的名称,其研究的范围以庶民古俗和庶民文学为主,具体包括旧时风俗、庆典仪式、迷信、歌谣、谚语等,"民俗学研究传承下来的,主要是有一定演进及轨迹及地域分布的下层文化",①由此拉开民俗学研究的序幕.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则肇始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这一影响广泛的学术运动中.     

从“胡适禅学案”看胡适与铃木大拙的禅学研究之分歧

本文从方法论和思想史的角度对胡适与铃木大拙的禅宗研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通过对"胡适禅学案"这一段禅宗思想史上有名的公案的分析探讨,揭示了这一段公案背后真正的分歧所在以及对这段公案的反思和评价。在将胡适的禅宗研究方法和铃木大拙的禅宗研究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之后,得出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立场,并尝试性的对信仰与学术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1935年1月10日,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这就是所谓的“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它引起了一场“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激烈论战,长达半年之久。这场论争,是近代文化史上颇引人注目的事件,本文拟作初步探讨。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开头便耸人听闻地指出:“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因此     

胡适与香港大学——从《陈君葆日记全集》看胡适与香港因缘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文化革新派,他提倡白话文,以便于推广普及教育,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曾到香港,并获香港大学颁授博士学位,港大亦有意聘他前来任教。胡适在香港及广州所受到的待遇     

“全盘西化”论文化思潮述评

"全盘西化"论,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演进过程中的一种以彻底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全盘肯定西方价值取向为特征的文化思潮,它反映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推崇与选择。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胡适、陈序经,二者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主要目的是为打击封建复古倒退文化思潮,这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因其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论最终演变为一种激进的文化观。     

从几件小事看胡适的标新立异

书法加标点 1998年北京大学百岁华诞庆祝活动多姿多采,有一项是“北大人书画展览”。在显示北大师生文化素养的百余幅书法作品中,有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校长)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的墨宝,有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诸校长的珍贵手迹,还有一些著名教授、学者及书法家如沈尹默的书法作品,字字珠玑,琳琅满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胡适校长的一幅字了。这幅字     

胡适看榜

1910年7月,胡适到北京考留美的官费生。发榜后,胡适去看榜。胡适觉得自己考得很不好,就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看完了一张“备取”榜,见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很失望。胡适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自己的名字了!可仔细一看,却是“胡达”。胡适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自己的姓名了。胡适心想：“那个胡达不知是谁,     

胡适与黄侃“斗法”

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由于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论”与“派”:文化论战中的全盘西化思潮

思想流派不宜笼统指认。就全盘西化思潮中的流派而言,在历史上既存在学理相同、关系密切、相互呼应的有实际发生过程的“自在的派”(以岭南大学部分师生为代表),也存在由他人根据论点而加以类分的“外在的派”(一般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两种“派”具有不同特征,在实际中不能协调一致,这影响着各自主张的表达和文化论战的走向,制约全盘西化思潮的历史命运。在研究全盘西化思潮时,两种“派”的区分有助于克服以后来概念化认识切割前人主张的倾向,并能凸显“论”、“派”及思潮本身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