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文集》宋明諸本源流考辨

《渭南文集》最早的刊本爲宋嘉定十三年(1220)陸子遹溧陽學宮刊本。明代流傳的弘治本、正德本、萬曆本和汲古閣本的源頭,均出於嘉定本。弘治本用活字版重新排印,對文本有所校改,也造成舛誤,但對文集的傳承貢獻至偉。正德本則做了不適當的增删,且脱誤嚴重,但對文集的傳承仍不可或缺。萬曆本沿襲舛誤,乏善可陳。汲古閣本用弘治、正德二本互校,取長補短,基本還原了嘉定本原貌,並使之更臻完善,成爲《渭南文集》傳承的最大功臣。     

明末奉教天文學家鄔明著事迹鈎沉

鄔明著是徐光啓所組建之曆局中的骨幹成員,對修成《崇禎曆書》發揮了重要作用。領洗入教後,信仰虔誠,並將天主教傳入其家鄉武昌,促成湖廣開教。然因相關文獻甚少,致其事迹不顯。本文通過現存中文及葡萄牙文文獻,勾勒鄔明著修曆與奉教事迹,進而凸顯曆局成員所構成的天主教人脈網絡及其對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作用。     

《春秋傳》“母以子貴”辨正

"母以子貴"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其所含義旨與同傳"子以母貴"截然異趣,故而歷代經學家對其意藴、真僞,聚訟不已。檢視儒經,可知其説並非向壁虚造;若以《春秋》三傳、三《禮》等經傳注參酌互證,以梳理其内在邏輯,則可發現,諸家所執一端,皆與其所謹守儒經原則息息相關,尤其與親親、尊尊、賢賢各有側重頗有關聯。《公羊傳》的處理方式將其置於一個動態的禮儀框架中,在經權之變的原則下,對妾母與嫡母都作了妥帖的安置,從而兼顧了親親、尊尊、賢賢的並存格局,具有因革損益的意藴。     

杜甫夔州詩作中的“山河”與“山水”

本文提出杜甫對夔州風物的書寫,已超越傳達個人美感的"山水"或"風景"等話語,須以漢語和杜詩中另一詞語"山河"來發顯其中"抒情史詩"之意味。然而,"山河"並非完全獨立於"山水"之外,而是與"山水"概念相互交織。詩人或自此地當下之"山水"而拓向千年萬里之"山河",或自廣袤的山河圖景起筆,而置峽中山水景物於其中。而被詩人賦予特殊性格的夔州秋峽,則更深地透顯"山水""山河"的相互交織。作爲中國詩歌一個肇始於東晉的傳統的傳承者,杜甫的夔州詩中亦不乏以輕靈柔潤之筆書寫的山水。本文以羈棲夔州的杜甫面臨其生命末期的一次危機和"啓蒙或創始事件"爲基點,探討詩人筆下具陰柔之美的山水如何在其危機中引導啓悟和超越。這一探討同時展示出中國文學中一個隱秘的譜系。     

明季朋黨話語與派系格局再考——以東林、三黨爲線索

東林及其反對者均由萬曆三十年代中期反閣臣傳衣鉢與反浙黨的官僚衍生而來,辛亥京察、荆熊分袒等皆促成派系格局的分化與組合,確立起東林與反東林對立的話語模式。包括東林與三黨在内的晚明諸黨,並非政治立場協調一致的士大夫集團,而是變動的話語與身份標籤。這種流動的朋黨名目與亦虚亦實的派系結構,一方面使晚明士大夫較易變化身份以因應時局,另一方面亦促使朝廷别白派系身份、固化朋黨名目,加劇了時局的二元分化。萬曆末年有關“無黨”的討論,至崇禎年間演變爲主張崇尚實行與事功,以淡化派系界域、止息身份之爭。     

霞浦抄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釋

近幾年福建霞浦發現的民間抄本,包含了近千言稀見的對音文字,殆源自摩尼教的中古波斯語和帕提亞語之夷偈。個中有號稱"弗里真言"者二首,並見於三個不同抄本。本文將之參校並試行解讀,論證其爲來華摩尼僧之口頭傳授,歷經多代口傳耳受後,始爲不諳夷語之明教徒作爲咒語使用,復被用近音漢字形諸書面,輯入霞浦清初靈源法師所用之科儀本。     

關於柔然自號“皇芮”並宣稱“光復中華”——兼論十六國時期北方各族豪酋“俱僭大號,各建正朔”的潮流

柔然在漠北草原建正朔,稱"皇芮",基本可視之爲是中原傳統模式的封建王朝。柔然並聲稱將"恢復中華",這在古代立國於蒙古高原漠北的遊牧政權中,絕無僅有。這是十六國時期中國傳統封建文化和政治理念,逐步爲黃河流域諸少數民族廣泛接受的潮流中出現的特例。中國歷史上的南北朝,似乎應目之爲皇宋、皇魏和皇芮,三個以漢文化爲靈魂的封建王朝南北一字形並列的局面。     

歷史中的小說和小說中的歷史——說宗教和文學兩種不同語境中的“秘密大喜樂禪定”

藏傳佛教曾在元朝宮廷廣爲流傳,《元史》等官修史書中的有關記載,源出自元末明初的一部野史《庚申外史》,明代的作家將這段已被小說化了的歷史進一步戲劇化和小說化,遂使藏傳佛教淪爲"淫戲"和"房中術"的代名詞。本文從文獻學的角度釐清漢文化傳統中有關元代宮廷所傳藏傳密法的記載從小說到歷史,再從歷史到小說的複雜演變過程,並利用西夏、元代所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元代藏傳佛教傳播史,從藏傳密教的語境中還原西番僧人於元廷所傳所謂"秘密大喜樂禪定"的真實面目和本來意義,顛覆其於漢文文學作品中被色情化了的負面形象,重建歷史的真實。     

清末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

清末修律中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頗爲激烈,引起朝廷、督撫、資政院以及報刊傳媒的廣泛關注。論辯雙方甚至人身攻擊,並各引外援,組織政黨,可謂清末思想變遷史上的難得案例。不過既存研究往往囿於傳統"禮法之爭"的論述框架,過於强調西方法理和中國禮教競爭的一面,忽視中與西、新與舊等因素其實可以並存於同人同事。論辯雙方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資源。時人積極參與討論,其旨趣也往往不在法律本身,而是關注時政和國家的未來。其中的收回法權問題始終制約着論辯雙方的思路,禮教的地位因爲可能影響到國權而受到質疑,對於五四時期的思想道德革命不無引發之功。     

傳録體書目發展新論

<正>傳録體是我國古代解題目録的三大類型之一,學界一般認爲傳録體例勃興于魏晋南北朝時期,之後幾無采用。其實不然。傳録體書目在隋唐及元明清各代均有一定應用和發展。傳録體之"傳"字即指撰人"傳記",有的認爲當是"傳注、解釋"。不同的解釋導致對傳録體判斷出現差異。取後一解釋者,乃視其爲書目及作者的注釋或解釋,是叙録體的簡略形式;而取前一解釋者,則認爲傳録體是區别於叙録體的特殊解題書目,其特點在於述作者小傳,而非書之内容和作者創作之意。     

“絕地天通”天學解

《國語·楚語》、《尚書·呂刑》等典籍所記載的"絕地天通",是一個富於政治意義的天學史事件。其實質是在南正重、火正黎之間實行分工:前者管理天文之事,即觀察鶉火三宿之昏見於南中天,制訂新曆;後者管理地上之事,即觀察大火星的天球位置,綜合新舊兩種曆法傳統以"出內火"。所謂"南正",即指對標準星上南中天的時刻加以觀測;所謂"火正",則指根據"大火"曆法和"鶉火"曆法授理農事。之所以要作此分工,是因爲在歲差的作用下,原來的曆法標準星漸漸偏離農時,致使九黎産生了"亂德"的借口。分工的結果,則是建立了新的曆法標準星,在制度上"始復舊常"。前人關於"絕地天通"的諸種解釋,因離開原始記錄,隨意加以引申,故往往難以成立,這一點宜引爲教訓。     

高宗、武則天並稱“二聖”問題申論

唐高宗時代,高宗與武則天並稱"二聖",傳世史書都如是記載。筆者曾經撰文認爲,"二聖"之稱是宮內之稱,屬於家禮範圍,所謂上奏公文皆如是的記載沒有直接證據,而石刻史料提供的皆是皇帝、皇后或者天皇、天后之稱。但依然有人不同意。所以本文再次申論,解釋新的資料,並提供武則天上表高宗的事證,以明並稱之說與所行制度的矛盾,是不能成立的。     

“先其算命”：早期中國知識系統中的“數”及其性質和意義

早期中國和古希臘一樣,都具有“數爲萬物之原”的觀念。此一觀念所基於的“數”及其具體内容早已不是原始文化的數字崇拜,也不屬於密契式的領悟,而是對度量衡及具體計算、樂律學、占卜和天文曆法中發展出來的“數”及數學知識,進一步加以總結而得到的抽象認識。“數”作爲知識系統的核心,是早期中國關聯式宇宙論、自然宇宙論及各種形而上學思想的重要基礎。思想史研究如果忽略對知識史的探討,不僅易流於空疏,而且會發生謬誤。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以鏡照鏡”與“夢中說夢”

錢鍾書斥道光時金谿李元復所撰《常談叢録》爲"村學究猥陋之書",出語不稍假借,然獨賞其"以鏡照鏡"之說,並取以談藝。錢氏推究此語出於釋典,後道家襲之,其引《化書·道化》第一云:"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談藝録》頁371並與西方神秘家言排比論列。陳寅恪賞俗語"夢中說夢",並踵香山之後以之入詩。其語源頭在《莊子》,其云:"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     

撒馬爾干的中國曆法：耶律楚材的“西征庚午元曆”及其“里差”法考辨

耶律楚材在隨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作成"西征庚午元曆",設立名爲"里差"的地方時改正。"里差"並非來源於西方地理經度,而是由耶律楚材通過觀測月食,估計時間、空間差異,獨立構擬的一個簡單模型,體現了一種在天文學測算中自覺關注地理差異的新意識。耶律楚材在金大明曆的基礎上改作成庚午元曆,意在回應西征進程中的地理形勢變化和中亞伊斯蘭天文學的挑戰,維護漢地天文學在蒙古政權下的地位。庚午元曆及大明曆的浮沈,展現了在蒙古擴張的特殊歷史背景中知識的變動以及知識人的處境和抉擇。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嘉靖)袁州府志》與《永樂大典》所存南宋《宜春志》考辨

宋代《(寶慶)續修宜春志》的部分内容保留於明清袁州方志中。其流傳線索有二,一是嚴嵩編《(嘉靖)袁州府志》時對文淵閣“嘉定志”的利用,二是嘉慶、道光年間,袁錫光從《永樂大典》抄出“嘉定間《袁州志》”,成爲編修《(道光)宜春縣志》、《(道光)萍鄉縣志》、《(道光)萬載縣志》的材料。這兩種“嘉定志”實際上都是《(寶慶)續修宜春志》。李榮陛《厚岡文集》對《大典》中的《宜春志》也有所引用,但與袁抄本並不存在傳抄關係。明清袁志中源出宋志的唐宋詩文,可補《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之闕,並有助於進一步推考《全唐文》篇目來源。     

略論鍾惺與南宗畫

明萬曆間,鍾惺與之所立竟陵派雖自初創即毁譽參半,然其入清後影響不降反升;竟陵餘響於清初詩壇,亦曾有震蕩。竟陵派的詩文主張、行年考訂,如今學界已有頗深入的研究,惟竟陵派與東南畫壇的聯繫,關注得還不夠。鍾氏於畫史留名,其文學主張亦多參東南文人畫之奧義;而明、清两代同情竟陵派者,多東南詩畫藝術界之士。本文擬從竟陵派與東南畫壇的關係,略論晚明詩畫審美趨近的一些表現。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