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周易略例》的略例——王弼思想再探討

魏晉玄學家王弼的《周易略例》一直被學界作二類理解。一類將《周易略例》作爲王弼對《周易》的若干體例的理解,可謂就易學而易學(如朱伯崑先生)。另一類將《周易略例》理解爲王弼掃除漢易象數學而提出的魏晉新易學,可謂對《周易略例》作哲學的分疏(如余敦康先生)。本文則對王弼的《周易略例》作別樣的理解,將《周易略例》置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考察,用魏晉時期的事例印證其觀點,指出理論學說——王弼《周易略例》中的若干觀點與時代背景是可以互相批注的。本文對《周易略例》的解釋,有別於作過實(就易學而易學)的疏理,也有別於作過虚(哲學上的疏理)的解釋。     

論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

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條件是作爲公衆集會的儀式和作爲典範知識之載體的教育。分佈在黄河、長江兩大流域,結構要素相近的彩陶圖案,提示了某種範本的存在,也提示了經典的起源。現有資料表明,《易》、《書》、《詩》都經歷了由儀式文本(巫師文本)到意義文本(政事文本)再到德教文本(經典)的過渡,由“贊治”、“造士”兩大需要推動而逐步形成。這一過程也表現爲對檔案文書、普通典籍加以選擇的過程,貫穿於其中的選擇標準正是對“德”和通識的重視。與之相對,是由“史”所代表的依靠世俗知識和工藝技術建構的價值系統。所謂“文勝質則史”、“數而不達於德爲史”,以及後來的“道”與“器”之分、“六藝”與“諸子”之分,其實是上古經典觀念的表現。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魏書》“穢史”問題新證

本文首先論述兩個問題:一,《魏書》有"穢史"之惡名,原以其"好抵陰私"之故,與敍事是否屬實並無關係。"穢史"與"曲筆"發生聯繫,是一個歷史層累的結果。二,《魏書》中出於政治目的,對北魏孝莊帝及其支持者進行了系統的醜化,只有認識到這一點,纔能真正理解"彭韋伊霍"此類措辭背後的政治意圖。重新審視全書,就會發現雖然劉知幾等人對魏收的指責有過苛之處,然而書中出於個人原因歪曲事實的情況確實存在,《北齊書》對魏收"意存實錄"的評價絕非公論。     

從“韓、李”並稱看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古文發展的趨勢——兼論王通在儒學道統中地位提升的原因

晚唐至北宋中期的古文評論開始將韓愈、李翱並稱,這代表了"道統"觀念成爲古文發展鏈條中不可忽視的一股思潮。其中"道"的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即從强調總體社會政治的人文教化而日益轉向於個人道德的修養成聖。到了北宋中期,這一轉變促使歐陽修在《讀李翱文》中提出了嶄新的士人精神,確立了心憂天下的道德理想,發展了士人個體人格中的道德性理價值,呼籲優秀士人積極入世,並以此延伸到政治時局中的具體問題,使得自晚唐五代以來"韓、李"並稱所蘊含的人文教化之道落實於士人的主體人格之上,實現了古文儒道思想的螺旋式上升。與此同時,王通能夠上升爲儒學道統譜系中的重要人物,是與"韓、李"並稱代表的古文道統成爲當時儒學思想的重要背景密不可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説,"韓、李"並稱無疑是當時古文發展乃至儒學文化趨向的重要標誌。     

過渡時期的革命性質問題——學習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筆記

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着我們一切工作的燈塔,只有掌握了總路綫的精神實質,才能在執行具體工作和具體政策時不犯錯誤,才能自覺的、勝利的完成每一件工作J真地學習總路綫,體會其精神實質,並把這種精神實質貫徹到我們的思想和實際工作中去,這是在一个很長的時期內任何工作幹部的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在對總路綫的學習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必須徹底解决,這就是渦渡時期的革命性質问題,就是毛主席怎樣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关於革命轉變的學說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將中国革命提到更高一个階段的問題。     

五代時期的君主天命與星象改造——以梁太祖、唐莊宗即位的政治宣傳爲例

唐懿宗時期發生四星會聚於畢、昴的天象，分野爲趙、魏，懿宗令成德節度使王景崇披衮冕以厭勝之，《舊五代史·唐莊宗紀》認爲這是李存勗魏州即位之兆。僖宗時期，發生“木星入斗”的天象。《新唐書·天文志》將之繫於乾符六年(879),《北夢3)言》、《册府元龜》等則曰“乾符中”,並將之與王鐸問占、朱温天命建立起聯繫。根據計算，唐代後期確實發生了這兩個天象，但與史書記載時間並不吻合。實際發生過的天象，經過五代史官的改造，便成爲證明君主天命的有利徵兆。從這兩件史事中，可以一窺歷史記載的實相與變相、史官誤載的有意與無意之間的關係。     

祥瑞與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通過與宋真宗朝的比較,本文探討了北宋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及其所體現的政治文化背景。徽宗朝祥瑞體系與傳統的區別在於:首先,徽宗朝的祥瑞是日常存在的,而非突發的事物。其次,徽宗朝瑞物的核心部分,是當下的製作,主要是新製禮器。再者,君主本人是祥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建設,並非爲了合法性,而是展現了徽宗時代"自我作古"的歷史定位;其内容與手段,則體現了"儒學復興運動"之於現實政治的雙刃劍意義。     

宋代敕榜研究

作爲"命令之體"之一,宋代敕榜乃戒勵百官、曉諭軍民而榜示之皇帝詔令文書("王言"文書),乃向官員、民衆傳達政令資訊之重要載體。宋代敕榜主要用於招安變亂、安撫災患、引導朝論等處,較其他朝代使用頻繁,並與詔書、黄榜等文書有一定關聯。敕榜之撰寫、頒佈自有一套制度規範。不過,在實際的頒行過程中,朝令夕改、官員執行等因素,時常對敕榜的真實效用産生影響;而士庶、軍民對於敕榜之態度及應對,又體現着王朝統治在現實中所遭遇的互動與挑戰。     

姓甚名誰:後唐“同姓集團”考論

唐末五代時期,收養義兒是統治者招攬人才、鞏固統治的常見方式。不少將領即以義兒的身份成爲各集團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後唐政局中,有一個羣體與李克用諸義兒有所類似,他們大多出身降將,因種種原因被唐莊宗賜予姓名,其待遇、權力、影響亦與李克用諸義兒相仿佛,是後唐政局中的重要力量,可謂之"同姓集團"。唐莊宗在團結拉攏這批將領的同時,又通過整頓、閒置、"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等方式限制舊部的權力,力圖超越過去部落、藩鎮的模式,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但這些努力隨着唐明宗李嗣源的成功政變而宣告失敗。唐明宗面對這些"同姓集團",采取了改還姓名的措施;而對於尚有半獨立性質的李從曮等人,則將其姓名中的代表莊宗的"繼"改爲象徵自己的"從"字。名字的變動體現了對正統性的爭奪。李從珂更進一步,在其篡奪義兄李從厚的皇位之後,下詔去除諸王大臣名字中的"從"字,試圖獨占象徵明宗嫡支的行(5,表明惟有自己纔能繼承明宗的法統。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爲士之道——柳宗元士人論的考察

柳宗元主張天人之分論,注重以生民爲本的世間事務,生民之意成爲其政治社會論的起點。子厚認爲道體現爲從天子至庶人的秩序,法制禮樂是維持此經分秩序的憑藉。在四民社會架構下,所有成員履行符合其分工位置的行爲,始能達成秩序的和諧運作。生民之意有待士人、君主等理物者實踐其公共職能,而士人惟有入仕始能承理物之職。世間秩序既本諸生民,士人入仕自須以生民爲念,從而爲士人入仕提供合理性的理,以提升士人的積極性。子厚進而提出"明與志"之説,强調通過認識與明辨,始能認識道與現實處境,進而采取合理行動,拯濟生民。     

中古中國賓禮的構造及其演進——從《政和五禮新儀》的賓禮制定談起

從《周禮》的記載到帝制時代的禮制實踐,賓禮的構成伸縮不定,致使其內涵難以清楚界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和五禮新儀》賓禮調整的依據,提示了從"不臣"和"不純臣"的權力角度來探析賓禮實質的可能性。鑑於"不純臣"的諸侯、"不臣"的二王後和夷狄與賓禮演變關係密切,本文分別從郡國、二王三恪和周邊政權的角度來探討賓禮的外延、內涵,並指出中國古代賓禮的內涵大致穩定,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賓禮的具體對象不同而已。     

晚唐儒士林慎思補論——以《伸蒙子》爲中心

<正>林慎思,福州長樂人,唐懿宗咸通十年進士,官至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死于唐末戰亂,著作流傳後世者有《伸蒙子》、《續孟子》。林慎思是晚唐時期一位重要的儒學思想家,王雲五先生《晉唐政治思想》共論晉唐間十六位人物的政治思想,即辟專章從爲政、用賢、明人性、維持秩序等幾方面對林慎思的政治思想加以詳細介紹1。蕭公權先生則對林慎思思想有極高的評價。蕭先生名作《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能列於目録者整個唐五代時期不過儒家韓愈、柳宗元、林慎思及道家元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當代人的近代史——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考述

本文是對南宋史書《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進行的綜合考述。首先,對撰者劉時舉的生平進行了考索與推測。並對這部史書書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顯中興等特點,通過具體比較,揭示其史料價值。從史學史的角度觀察,此書敍事往往首尾回應,體類紀事本末,對編年體史書敍事缺陷頗有補足,可見對編年體史書體裁的創造性拓展。而以史評入書的方式,則反映出南宋史學著作對司馬光《資治通鑑》"臣光曰"以來傳統的普遍繼承。本文還考察了此書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庫全書》本所存在的嚴重缺陷與四庫館臣出於各種目的的改動,以期喚起使用者的注意。     

太宗昭陵與貞觀時代的君權形塑

本文將昭陵這座建築作爲一部"文本"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解讀,主要循三個角度展開:其一,將昭陵置於特定時空語境中進行個案考察;其二,將昭陵作爲一個視覺的、物質的、整體的景觀進行解讀;其三,回到初唐的政治環境和時代脈絡,體察當時的政治訴求與意識形態及其與昭陵營造之間的關係。本文通過具體分析揭示出,昭陵的空間規劃與建築布局展現爲清晰的時間性敍事,以視覺語言完成了墓主由秦王到太宗、由天子到皇帝·天可汗,唐朝由李唐一家到大唐帝國、由關隴集團到天下大統的一系列轉變。可以説,昭陵以具體的物質形式强化了當時的權力觀念,也見證了貞觀王朝的政治秩序以及七世紀初唐朝的歷史視野和總體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