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梦琐言》与五代实录

《北梦琐言》是五代学者孙光宪撰写的一部史料性笔记小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北梦琐言》与五代实录的关系问题上,有关学者存在着分歧。把《北梦琐言》与《旧五代史》等加以比较,以及查核《北梦琐言》的行文后,可知该书曾摘抄过五代实录。从荆南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及孙光宪的创作实际来看,孙光宪有可能看到并抄录五代实录。     

五代史馆与史书纂修

五代沿唐制,继续设置史馆,征集、整理、保留本朝及前朝史料,撰修本朝实录及前朝史。史馆隶属门下省,通常由门下省长官监修国史,选史馆修撰才学较优者一人判馆事。史馆修撰有专职、兼职之分。修撰之下又有直史馆,辅助修撰。监修国史、史馆修撰与直史馆构成史馆三级史官。史馆修史大多先修本朝实录。本朝实录牵涉前朝,于是继修唐史,至后晋,终于完成《旧唐书》之编纂。五代各朝实录成为《旧五代史》本纪、列传之主要材料。     

宋代《宝训》纂修考

宋代《宝训》纂修考孔学宋代修史制度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更趋完善,有记帝王言行的《起居注》,记宰臣商议军国大事的《时政记》,有据前两者及诸司供报修成的《日历》,和据《日历》及其它材料修成的《实录》,在《实录》基础上修成的《国史》,专记典章制度的《会要》...     

南京地名与金陵文化

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金陵文化的中心。据《建康实录》记载,＂楚威王因山立号,置金陵邑＂。南京历史上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南唐、明和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等在此建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陵文化。南京地名作为历史见证,从山川、河流、街巷、里弄,到桥梁、寺庙、衙府、书院,都饱蘸浓郁的金陵文化气息,独具魅力。     

《满洲实录》成书考

《满洲实录》是记载满族先世源流及清太祖努尔哈赤事迹的官书。本文考证了《满洲实录》的前身《太祖实录战图》的来历以及与太祖实录的关系,澄清了《太祖实录战图》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还考证了《满洲实录》成书的时间,并从文献记载和历史事实两方面,指出《满洲实录》83幅插图当中,前6图是乾隆时期所补绘。另外,本文还论证了《满洲实录》中清高宗题诗注文所言"实录八册"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而非后世学者以为的《满洲实录》八卷。在以上考据的基础上,本文首次在史学界揭发《满洲实录》是一部清高宗亲自参与作伪的伪书,并分析了清朝统治者作伪的动机。最后,鉴于《满洲实录》是一部伪书,本文还重新评定了《满洲实录》史料价值。     

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导言(续)

《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是辑补《旧五代史》本纪部分的重点,它的辑补完成标志着《旧五代史》本纪部分的辑补完成。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要以已知条文作为起跑线,以现存五代梁实录作为参照系,明确本纪的内容分类,充分利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料,进行科学有效地辑补,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的面貌。     

传统史学“实录”思想在汉唐间的发展

两汉时期,“实录”一词藉由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而提出,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实录”思想的内涵做了最早的理论阐述,标志着“实录”思想的正式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围绕《史记》究竟是“实录”抑或“谤书”的争论屡次出现,由此引出“实录”与“任情”,“实录”与“避讳”两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而裴松之、刘勰等学者围绕两者的探讨则推动了“实录”思想的丰富。至唐代的刘知幾,在继承前人“实录”思想的基础上,既从理论上回答了“实录”与“任情”及“避讳”的关系问题,又在实践上按照历史书写的逻辑顺序,就史料、文体、撰述等历史书写问题提出具体方法,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动了“实录”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

实录的直接源头是起居注 ,实录仅是名称借用 ;实录体的编年性 ,是由起居注的编年性所规定的。编年体与实录虽问为编年史 ,但记录单位不同 ;前者是多帝多朝史 ,后者是一帝一朝史 ,单位更小 ,内容更详。最初出现的实录为“今上实录” ,唐代始逐步向“前上实录”过渡 ;五代、宋、元、明、清的实录编纂 ,完全规范化 ,是清一色的老皇帝实录。实录体有两种模式 ,一有大臣附传 ,如唐、宋、明 ;一是大臣传单独成书 ,如元朝与清朝。实录是最基本的皇家历程史长编 ,实录的传播与否 ,直接决定民间当代史撰修活动的兴衰。     

《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

<清实录>修纂先据档案等原始史料编成稿本(底本),然后缮成正本(小黄绫本)呈审,再据呈审本缮成各定本(皇史宬尊藏本、盛京崇谟阁尊藏本、乾清宫御览小红绫本、内阁实录库副本以及国史馆缮写副本).在满、汉、蒙古文诸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是先据满文档案纂成满文本实录,然后再译成汉文本实录,最后再据汉文本译成蒙古文本实录,但康熙以后的史料大都来自汉档和汉籍,史臣亦日渐丧失精通满文和蒙古文的能力,因此从雍正所修<清圣祖实录>始,满、汉文本之间的纂修顺序颠倒了过来,即先据汉文档案纂成汉文本实录,然后再分别译成满文本实录和蒙古文实录.这一改变,反映了汉文作为清帝国共同语言地位的确立以及清朝汉化进程的加深.     

清实录馆人事管理机制研究

清代实录馆属例开的临时性修史机构。在长期的纂修实践中,实录馆的人员任用与分工、福利待遇、考勤考绩及奖惩等渐趋制度化、规范化。但在清王朝日渐式微、沉疴泛起的时代背景下,实录馆的人事管理机制也暴露出诸多疏漏与不足,不仅影响了实录的纂修质量与纂修效率,同时也败坏了实录馆的修书风气。     

唐代至后梁时期卢真启墓志考

2007年,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发现了我国唐至五代时期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一支的家族墓地.墓地共出土墓志两方,一方为卢真启墓志,一方为其子卢价墓志.其中卢价墓志已发表,而卢真启墓志史料价值也颇高,为了解和研究唐至五代时期卢氏家族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五代叙封制度初探

五代叙封制度是在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与唐制相比,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限制了官员之母叙封邑号的条件,对申请叙封的官员的条件强调本品与职事官并重的原则,由于官员所任职务性质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申请叙封的时间,严格和细化了申请叙封的程序,改变了叙封的范围等。五代叙封制度对宋代尤其是宋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统观与宋以后的五代史编纂北大核心CSSCI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依照何种正统观念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成为史家争论的焦点。在宋至清长达900余年的时段内,大致有五种不同看法:其一,以五代相续为正统,代表史书有范质《五代通录》、王溥《五代会要》、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及欧阳修《五代史记》;其二,以梁为伪,五代史应作四代史,虽未有代表性史书问世,然有相关议论如李昉《历代年号》、张燧“朱温不宜入正统”论、宋实颖《黜朱梁纪年论》、华湛恩《〈五代春秋志疑〉自序》;其三,以五代为闰统或无统,代表作有王皞《唐余录》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五代部分;其四,以南唐承唐为正统,代表作为陆游《南唐书》、陈霆《唐余纪传》;其五,以南唐继后唐为正统,代表作为吴非《三唐传国编年》、陈鳣《续唐书》与华长卿《唐宋阳秋》。五种撰史理念,各有依据,传授、疆域、姓氏、道义等诸种因素相杂其间,既展现了传统史学精神的延续不绝和古代学者对于正义矢志不渝的追求,也凸显出正统观之多样化在推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永安遗址两座砖雕墓的考古发掘

2006年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在永安遗址发掘两座彩绘圆形砖雕墓葬。从墓葬结构和出土文物判断其年代大致为晚唐五代时期。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唐宋时期砖雕墓葬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论凌迟之刑的起源及在宋代的发展

五代以前的东晋已有类似凌迟的脔割存在,但仅偶尔为之,到五代时期才成为一种法外之刑。最先有凌迟之刑的是契丹,起源于其本民族的习惯法,且契丹最先使用凌迟作为死刑的名称。宋代凌迟之刑在宋太宗晚期开始使用,仁宗时开始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其适用范围,神宗时凌迟之刑的适用范围扩大,南宋相沿无改。凌迟之刑在宋代仅以敕令的形式存在,所以俗称法外之刑。但宋代大量使用凌迟是以奏断进行的,反映了凌迟之刑的适用范围仍在形成过程中。盗贼及兵变的频繁是凌迟之刑在宋代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宋代凌迟之刑的使用对元明清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夏榷禁制度渊源考

西夏榷禁制度与唐、五代、北宋的榷禁制度关系密切,西夏"巡检"、"三司"、"栏头"、"群牧司"之名移植自五代、北宋。西夏榷盐价格基本与第五琦榷盐改革后税率相仿,榷盐根据不同产地、不同品种定价沿袭自五代定规;西夏榷曲告赏法借鉴自宋,收税职吏"栏头"与北宋后期的栏头更为接近;西夏畜牧榷禁中注籍、号印、禁杀牲畜规定的渊源可溯自唐代。总体而言,北宋榷禁是西夏榷禁制度的主要渊源。     

士风重建与人物书写:以陶榖形象的塑造为例

陶榖曾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任官,是五代宋初文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性格偏激急躁,追求名利,行事作风为当时人和后世所诟病。然而,陶榖的形象通过史料和文学作品的加工处理而典型化、脸谱化,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其真实面目。通过对陶榖家庭背景和行为的具体分析,可以对陶榖其人有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五代宋初所面临的士风重建问题。     

磨炼：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以诗格为中心

“磨炼”是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这不仅体现为晚唐五代诗格中的具体理论阐述,而且可以从诗格著作群体以及诗格所举的诗例方面得到证明。晚唐五代诗格中的“磨炼”理论是对诗歌创作中字、句、意、格进行锤炼的全方位理论总结,是诗歌创作多方面要求的理论体现。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五代十国刻款瓷器研究

广州是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都城兴王府所在地,自1995年以来,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出南汉国时期的宫殿和池苑等遗迹,出土大量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陶瓷器,部分瓷器还刻写有"掌要局""要""女""卢""昌""官"等款识,内容涉及南汉宫殿、内廷官署、职官和皇帝宠臣等。这些瓷器既有五代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也有定窑和景德镇窑白瓷,还有南汉本地生产的青瓷等。这些瓷器为研究南汉宫廷用瓷来源,南汉与中原及吴越、南唐、闽等周边政权关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唐五代墓葬中的腰坑略论

与汉代以前用于放置殉葬和随葬品的腰坑不同,唐代墓葬中出现的腰坑,属于道教丧葬仪式的遗存。唐、五代墓葬腰坑中放置的安魂石盒、神怪俑具有安魂镇墓的作用。五代时期,使用腰坑的习俗主要在南方地区,多发现于高等级的墓葬中。腰坑和用于通地气的金井是两种不同的墓葬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