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养生诗看宋代士人的养生

宋代士人对养生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重视节食、养心、小劳、睡眠等养生之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养生思想和方法,他们倡导科学理性养生,养生日常生活化、简约实用化,动静结合等原则.     

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

“弓手”一词 ,在宋代之前多指职业军人的一个军种类别 ,赵匡胤建国以后 ,正式将弓手当作维护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这一转变 ,使得弓手与国家权力及地方社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它不仅是宋王朝的政治设计和作为的重要环节 ,也是中国王朝维护治安、巩固帝业的基本武力 ,在王朝统治力深入民间的历史上 ,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 ,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型态 ,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以往学界囿于断代研究之限 ,将唐宋的历史问题明显区隔 ,分别讨论 ,以致将历史现象孤立化 ,缺乏联系 ;对基层社会的发展与转变 ,缺乏长时段的观察与联系 ,以致出现断裂的现象 ,影响对中国社会前后相继的历史延续性的完整了解。     

宋代长泰县学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初步繁荣

长泰于周显德二年（955）建县,入宋后,长泰地方社会文化得到了初步发展,根据宋代长泰县令黄颖事迹,推测长泰庙学（文庙）始建时间当在元祐中（1089—1090）之前。庙学（文庙）建立之后,在黄颖、朱熹、方壬、陈淳、叶惟寅等理学家的教化推动下,长泰地方社会文化初步繁荣。     

感戴报德与循吏象征:宋代生祠的盛行与地方社会

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朝廷不再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或政绩奖励的手段,对生祠放松了管制。这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为其盛行创造了条件。生祠因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从而成为民众偏爱的报答方式。作为循吏传统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官员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故受到推崇。同时,地方士民借此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宋代生祠的盛行。     

心怀天下 进退皆忧——从科举制度的变化看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

宋代以科举作为选官的主要途径,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经济地位的升降沉浮,入仕方式的演化,士人阶层统治地位的巩固,互为表里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入仕后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与王朝利益即国家社稷的利益,在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表现出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     

吐蕃控制下敦煌社会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研究

7—9世纪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了西藏历史第一个政权—吐蕃政权。"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由盛转衰,促使吐蕃不断进攻河西走廊,前后攻陷了肃州、甘州、凉州等地。沙州百姓和将士经过11年的艰苦抵抗终于以城降蕃,从此吐蕃统治敦煌。本文主要研究敦煌在吐蕃控制时期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

鉴于北京政府时期混乱的国地财政体制导致地方公债的滥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致力于国地收支标准的划分,相应的地方公债制度也逐渐由粗疏趋于完善。1927—1941年期间各省发行的约80874万元公债,有部分投入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大多数则用于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由于本期内战乱不断、财源有限,中央与地方同处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困境,表面上日趋完备的国地收支划分章制实际上未能完全施行,财权的实际划分皆依中央与地方的实力而定,这种博弈在地方公债的发行、中央对省债的整理与接收等方面都清晰可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取消省级财政和地方发债权,标志着高度集权财政体制的确立,双方的斗争暂告结束。     

从张家坡墓地看西周社会基层地域组织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年发掘区的北区墓地中既有周人贵族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遗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所以该墓地的性质不是单纯的井叔家族墓地。本文参考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中有关"里"的记载,认为"里"是西周的地域性基层组织,在晚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里"中居民的身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西周时的都城丰邑中聚居着周人和其联合的他族部众,以及从东面迁来的殷遗民,人群构成可谓复杂。面对这种形势,周王朝的统治者在利用血缘家族的纽带作用来维系其统治的同时,还使用了高于血缘关系的基层地域组织—"里",以对居住于丰邑的诸族人群进行统一管辖。所以本文推测张家坡北区墓地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丰邑中某个"里"的聚葬地,属于地域性墓地。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这些墓地中所埋葬人群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是地缘性的。     

从宋代诗文看幽思与胜览思想对宋代地图学发展的影响

幽思与胜览是两宋时代地图学中的两个重要思想脉络。在思想感情与意识形态之外,它们对当时地图学发展的影响大致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促进了政府测绘边疆地图的同时,激发了私人对边地的探险旅行和地图测绘活动;各类"天下"舆图的绘制,在文化和空间上塑造了王朝整体地域形象;推动了历史地图和州郡类区域地理图的不断发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在强烈的思想感情驱使下,石碑作为一种特殊的材质成为宋代地图绘制的重要载体,推动了地图绘制形式的发展。与幽思相比,胜览更多地体现了宋代地图学发展中的乐观因素,推动了八景图意象的兴起和山岳地图的流行,在中国地图学中开出一朵灿烂夺目的以审美为核心的地图分支。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高聪明北宋结束了中唐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辖区内行政、军政、财政的统一。就其中的财政方面而言,三司作为中央一级的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大大加强,改变了唐后期以来地方节度使擅财的弊端,因而也就有了这样的...     

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从清代中央行政官职机构词语看满汉文化关系

本文运用文化语言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主要从清代中央行政机构官制词语入手,通过对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中央行政机构官制词语的对比、转变,展现出清朝官制既有承袭明制的一面,又有民族特色的一面,从而进一步说明满汉文化是相互影响、融合的关系,而并非同化关系。     

宋代富民融入士人社会的途径

宋代新崛起的富民阶层业已认识到:送子读书能够改换门庭,融入士人社会,提高自身及家庭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从而维系家族长富不衰.因此,宋代富民想方设法与士人建立联系,其主要方式有藏书、办学、助士助学、游学等.随着以学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功构建,许多富民家庭实现了由富而贵的转变.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在创建全省涉藏社会治理示范区建设以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进"三治"融合,打造大数据、互联网+社会治理平台,因地制宜创新治理模式。同时,以抓乡促村实现村集体经济破零为目标,实现农村牧区的绿色发展,形成了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独具特色、可借鉴、可复制的涉藏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从洪迈《夷坚志》看宋代的医疗活动与民间行医群体

《夷坚志》是南宋文学家、史学家洪迈所编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它虽以＂鸠异崇怪＂为主旨,却全面展现了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以前宋代社会的世俗百态。其间保存了大量的医药史料和医疗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当时民众独特、复杂的医疗观念,体现了宋代医学的发展、医职群体的壮大以及民间行医队伍的庞杂,也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民众的卫生习惯与保健意识。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思考与研究

随着"十九大"精神的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工作方向逐渐向着基层延伸.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主导,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幸福指数和安全指数.笔者以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为出发点,阐述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以及有效策略,希望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浅论汉唐州、道性质变迁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渐渐固定两种类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者斗争一直贯穿封建国家历史,但总的趋势是中央集权的加强。汉代州、唐代道最初设置都为监察性质,最终却成为行政区划,在此过程中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消长制衡,本文拟从此探讨。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演变与互动机制

遗产化与旅游化已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动，历时性地理解两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发生的时空背景基本相同，但关键施动主体与客体不同，形成二者关系演变的基础；地方先后经历了“旅游化启蒙遗产化、遗产化与旅游化相互促进、旅游化阻碍遗产化、遗产化加快旅游化”四个阶段；其中，“摄影师”、“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大众传媒”、“社区居民与旅游企业及外来商人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地方贫困”、“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关键行动者分别依次发挥了主要作用，影响着二者关系的格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