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族的杰出女性孝庄文皇后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建州女真贵族与科尔沁等蒙古诸部封建王公之间,因政治、军事方面的利益,便开始了联姻结盟。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正如恩格斯所论：对封建王公来说“结论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志。”     

《辩惠禅师墓志》与唐代士族出家女问题

<正>《辩惠禅师墓志》详细记载了禅师辩惠的家世与生平,为我们展现出一位士族之女因家庭变故出家,相继辗转三座佛寺最终修成正果的历程。另外,尽管辩惠皈依佛门,但墓志也流露出其世俗的一面,为探究士族出家女问题提供了新的信息。     

南朝女性墓志的考释与比较研究

南朝女性墓志是珍贵的献资料。其内容不仅反映了南朝时期的世族门阀制度、联姻制度、丧葬制度、侨郡制度和里坊制度,亦可补史之阙和正史之误,同时也填补了六朝学的空白。     

杨吴政权代北家族的本土化——以《李娀墓志》所见雁门李氏为例

近年出土于扬州的《李娀墓志》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地区杨吴政权的墓志,通过对墓志本身和其他相关传世墓志的分析,可还原出墓主人李娀为出自代北集团,后南下出仕杨吴政权的李承嗣之女。通过对墓志的婚姻关系之分析,则可看到作为代北地区汉人后裔的李承嗣家族,从在代北集团因战争状态下不得已之事而南下,至在杨吴政权内与杨吴政权核心家族的三代联姻,终于得以实现本土化。也可理解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些延续性问题,比如世家大族如何通过婚姻网络建构,形成各个地方、各个时间段内的各种联姻体系。     

西安出土北魏《韦辉和墓志》和《韦乾墓志》研读

《韦辉和墓志》与《韦乾墓志》出土于长安韦曲镇塔坡村东,是两方中古韦氏东眷家族成员墓志,本文在研读墓志的基础上,对两兄弟的生平、家世、郡望、葬地以及所体现出的士族特质做了粗浅考略。     

论金代进士的婚恋观——科举制度下金代文人的社会心态(三)

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文人的前途和命运的最大因素是仕宦与婚姻。魏晋以前,"婚姻重门第",世族和庶族之间极少通婚;自唐末五代以后,实行了科举取士制度,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婚姻重进士"的观念。金朝灭北宋后,亦实行科举制度,进士受到社会的普遍尊崇,在婚姻观念上,也延续了唐宋时期"婚姻重进士"的风习。进士与官宦联姻,会给男女双方都带来实际的利益。一方面,举子攀龙附凤,借助于权贵的力量,能在仕途上得到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官宦之家"榜下择婿",有利于巩固家族的利益。金代文人也有一些风流韵事,但为数较少,且受到时人的疵议,这与唐代文人对此类艳情故事津津乐道、大肆宣扬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可见,与唐代社会相比,金代的世俗风气已不那么开放和宽容了。     

从政治联姻看西周王朝统治——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见诸国为中心

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十四国西周时期婚姻材料可见,姬姓国分封后,基本上保持了与周王室较为一致的联姻传统。这既表明姬姓国联姻传统的延续,也体现出姬姓诸国对周王室的尊重与遵从,是周王朝政治统治策略的地域扩展。异姓诸侯多与姬姓国联姻,既与周王朝的笼络政策有关,也反映了异姓诸侯的生存之道,以婚姻图存。此外,材料中亦多见诸国与王朝卿士和世族联姻。除了双方利益所需,这实与周王朝统治策略有关:或为实现其笼络意图,或为达成其政治军事上的目的。与周边异姓国族联姻也是西周时期诸国政治联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联姻一方面是各国忠实履行蕃卫王室之责,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周王朝怀柔政策的扩展和延伸,即周王朝通过诸侯来实现对地方的控制。在这些诸侯中,秦和楚联姻材料较少,似游离于中原之外,虽与材料不均衡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王朝的统治策略与重心所在。     

琅琊王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从墓志和文献记载来看,高门士族固守南北不婚的传统原则,固守自己的郡望,而远离南方土著社会,又由于居住地和葬地都没有固定在侨郡县中,因此,不但不能对侨居地产生情感的认同,而且也不能与侨郡县中的乡族势力结合,使之成为支持力量,是造成其在东晋后期以后逐渐失去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长安新出唐武德八年《裴眺墓志铭》疏证

新近出土于西安南郊的唐武德八年《裴眺墓志》史料价值颇高,志主卒于隋而葬于唐,是长安地区十分少见的初唐时期裴姓墓志铭,所记史实对于研讨隋唐时期关中郡姓的裴姓世族特别是裴氏五房中的南来吴裴一系极为重要,诸如其在中原及长安地区的发展播迁及其社会政治地位演变,以及其与关中郡姓中的杨、柳世族的联姻和其族茔所在等,皆值得关注。     

两晋南朝新旧门户探析

士族是以汉魏的世家大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汉魏时期所有的世家大族都能成为土族。他们区分于世家大族又有些共同点,随着两晋门阀政治的发展,士族的势力也达到顶峰,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这是由当时的特定因素决定的。本文主要以士族形成后,在“士庶之间,实自天隔”的基础上,对士族内部新旧门户升降和不融展开讨论。     

南宋吕祖谦家族考补——以新出土墓志为中心

浙江金华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出土了17方墓志。这些墓志记载了吕氏家族的世系、婚姻、仕宦、成员生卒年等重要信息。就世系来说,墓志记载到"克"字辈,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对于婚姻、仕宦、死亡率而言,墓志记载了吕祖谦家族荫补入仕、生卒年、家族联姻、历任官职、死亡人数等情况,这些信息正史缺载,可补史之缺。因而墓志的出土对于研究吕氏家族相关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     

新出土唐刘宪墓志疏证

新出土的唐初史官刘宪及其妻卢氏墓志较为详细记载了这位唐初文人的家世、科举、仕宦、婚姻等情况,尤其是在武后、中宗时期的政治沉浮,刻画了一位品德醇厚、文采横溢,有正义感的官僚士大夫形象。墓志铭内容可以补充两《唐书》刘宪传记载的许多疏漏,也能够纠正传统文献记载的讹误,史料价值颇高。《刘宪墓志》撰文者岑羲也是武后、中宗时期著名官员和文士。     

清皇室与三藩"额驸"

清朝入关初,满洲皇帝为笼络三藩,与之子弟建立起多重婚姻,娶皇室女封额附,本简要说明额附的人选,品级以及在清廷中的地位,所尚公主的家世,“破格册封”的含义,清皇室与三藩联姻,用意深远,却未能消弭矛盾的爆发,所以“三藩之乱”平定后,汉人不再封王,汉人“额附”遂成历史陈迹。     

《元飏妻王夫人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元飏妻王夫人墓志》志主王夫人籍贯为琅琊,身份为汉族士族,其与北魏宗室元飏的婚姻映证了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对于民族婚姻的内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王夫人的个人经历也从侧面反映了琅琊王氏在北朝的式微之势。     

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见北魏起家制度举证

初仕意义的起家作为衡量出身等第的标尺,是北魏门阀士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续出土的墓志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齐运通先生编纂《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收录的北魏志石适合充当独立的调查单元,帮助了解起家制度之梗概,并与已有成果相印证。样本涵盖当时主要的士族起家职位,显示清官范围的扩展。起家品级则以乡品为媒介与家世背景紧密挂钩,对应层位清晰明确。入仕年龄基本符合六朝士族弱冠起家的惯例。抽样研究证明,北魏起家制度是对魏晋传统的系统化和条理化,顺利搭建起流品秩序框架,以适应风起云涌的胡汉士族化运动,极大推进了拓跋国家的文明转型。     

以姻亲视角看归义军张氏政权的兴衰

归义军张氏统治时期,因各位统治者联姻对象身份的不同,造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结局。从张谦逸时联姻粟特人安氏,经张淮深、张淮鼎时娶妻嫁女与敦煌各大世族建立密切姻亲关系,渐以形成了以张氏家族为中心、各氏家大族互相依托的政治局面;张承奉时期断世族之姻亲,转而联姻于阗公主,破坏了与敦煌世族的密切关系,加之政治上割裂与唐王朝的从属关系,双重因素最终导致持续了66年的归义军张氏政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前期张氏家族与敦煌各大世族建立的姻亲关系值得肯定,后期张承奉舍近求远的联姻政策加剧了其政权衰亡的速度,故以姻亲视角分析其政权从建立、发展到衰亡具有重要意义。     

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

婚姻关系是社会发生及组织之渊源,每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最容易在其婚姻现象中表现出来。不同民族间 的通婚,既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也是民族融合的标志。唐代出现的大量入华粟特人同汉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鲜明 地反映出入华粟特人汉化的渐进趋势。本文以墓志材料为据,论证了唐代出现的这种现象及其特性。     

敦煌翟氏与敦煌士族间的通婚

浔阳翟氏是北朝时期才移居敦煌的.作为敦煌当地的新门,翟氏家族经历了兴起和发展阶段,而促进翟氏族势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翟氏与敦煌士族间的相互通婚.至归义军时期,翟氏通过与张氏、曹氏、慕容氏、阴氏、马氏等豪宗大姓的联姻,最终确立了世家大族之地位.     

从韩通墓志看陈桥兵变

韩通是后周王朝重要的军事将领,历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地位十分显赫,在陈桥兵变时被杀。韩通墓志详细记载了韩通的家世和生平,补充了史书的缺漏。据韩通墓志对韩通之死的描述,可推测韩通被杀是有预谋的,这就为研究陈桥兵变提供了新的方向。     

隋《韦惎墓志》所见关中郡姓链接的婚姻关系

隋开皇六年(586)的《韦惎墓志》是记录入唐前京兆韦氏南皮公房的重要资料。通过韦惎及其三子的婚姻关系,可见北朝至隋以京兆韦氏为代表的关中本地士族与地域临近的河东士族构结的婚姻圈,是唐代最终酝酿出看似与地理区划相违的"关中郡姓"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