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台阁体看政治对书法的冲击

台阁体书法是明代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以字体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为特点。从明代台阁体看,政治对书法的冲击作用巨大,台阁体书法是明朝专制统治的产物,科举制度是台阁体书法形成的催化剂,统治者的好恶是台阁体书法形成的重要原因。     

“台阁体”和“馆阁体”书法

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明代和清代都出现了一种风格特殊的楷书书体。习惯上,明代的这种楷书被称作"台阁体",清代的则被称作"馆阁体"。 "台阁体"本是对那些御用文人专为皇帝服务的官样文章而称的,其后也用来称官样书派。它和"馆阁体"书法的形成,与我国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应进士试的考生必须用工整匀称的楷书答卷,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台阁体"和"馆阁体"书法便在热中功名的书     

明马绍荣《楷书归荣诗》册考略

《楷书归荣诗》册,书法精湛,台阁书体明显,是马氏书法传世的孤本,可称为明代台阁体书法的殿军之作。其书法之师承、艺术风格,对我们全面了解明代台阁体书法的兴衰发展,有着典型意义——其字体的偏旁笔划虽有明显的宋克或钱溥的影响,甚至习气,但结态却不同于宋氏的方扁,而更接近虞世南的颀长蕴藉。此外,作品的史料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东汉王朝行政中枢权力的分割

秦汉王朝的行政中枢主要由三公九卿等构成。汉武帝前,国家行政权力主要掌握在三公手中。汉武帝开始,出于集中皇权,削弱相权的目的,重用尚书,使之成为发号施令的工具。这是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变化。东汉初,光武帝为进一步集中皇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对此,《通典·职官四》说:“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历代职官表》也说:东汉“事无巨细,皆是尚书下三公,或不经三公径下九卿”。似乎,尚书成为行政首脑,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仙游三洲 神超八极——张弼的草书艺术

明代初期,随着文人书风的逐渐衰落,永乐年闯盛行起了台阁体书风。此后的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一直处于这种书风的笼罩之中。到了成化年间,因文学上的台阁体受到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的冲击,以及后来的“前七子”的拨正,文艺思潮才有一些明显改观。     

服色文化与君臣权斗——汉初服色“外黑内赤”新论

秦始皇统一六国,服色"上黑";汉王刘邦王巴蜀、汉中,色"上赤",最早至高祖五年袭秦德"色上黑"。文帝前元十四年改为"外黑内赤",这不仅是秦、楚集团调和的产物,更蕴含新兴皇权与秦、楚集团的博弈;至武帝定服色"上黄",汉代服色基本定谳,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主宰。汉初服色改易过程虽然隐含着秦、楚集团博弈与调和,但更多体现的则是新兴皇权与旧有权贵间的权力争夺;服色的变化与选择旨在建立强大皇权和维护皇权正统性,服色改易的过程同时也是臣权衰退、皇权强化的过程。     

试析汉晋之际士风学风的发展与演变

汉晋之际,士人知识分子的心态逐渐发生转变,特别是经过两次党锢之祸,士人之士风从原本的绝对效忠于皇权逐渐转向高自标置,从尊经术、贵德行、重功业逐渐向追求任性率真和崇尚个体之自由方面转化。学风也随之呈现出清简通达之风。然而无论是两汉士风的注重"兼济天下",还是魏晋士风更侧重"独善其身",实际均不出儒家所倡导的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情怀。     

文征明及其书法艺术

明代书法是继宋、元帖学书法的又一发展阶段。明代的书法,仿古之风很盛。明代历朝皇帝和外藩诸王,大都爱好书法,以书法自娱,导致全国帖学大盛。以沈度、沈粲为代表的、规整一律的“台阁体”书法,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和推崇,沈度竟被明成祖朱棣夸称为“我朝的王羲之”,一时竞相行效,学书者甚多,逐渐形成俗的风气,使书法日益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台阁体”的泛滥,     

谢铎与《桃溪集》

谢铎是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茶陵诗派"的重要成员.在"台阁体"诗风笼罩文坛的时候,谢铎提出了明道、纪事、重情、复古的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歌,为当时诗风的转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谢铎同时或稍后的李东阳、陈音、王廷相、顾璘等人,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明代权宦沦为皇权牺牲品的历史原因探究——以冯保为例

明代宦官之祸最烈,无论权宦如何揽权干政、欺君蠹国,最终还是在皇帝的一纸诏令中败亡,权宦之荣辱皆出自皇帝之意,即"爱憎惟帝意"。明代权宦始终撼不动至高无上的皇权,反而却成为皇权的牺牲品。何以出现此种情况呢?笔者以权宦冯保为个案进行剖析后,认为权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明代权宦不能颠覆皇权反成为皇权牺牲品的真实原因。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明初茶陵派联句体诗歌创作的继承与创新——以《联句录》为中心

明初茶陵派联句体诗歌创作集中体现了茶陵派诗学思想,尤其是在创作诗歌及理论叙说等方面对联句体诗学思想的阐释颇为深刻。茶陵派联句体诗歌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继承并修正了韩孟联句诗创作风格,又打上了同时代台阁体诗歌的烙印,并开启了后期七子派的复古潮流。他们努力追求自由随意的联句诗创作方式对后期诗歌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宋代理学和宋初三先生

宋朝建立后惩于前代之失,采取了两项重大政策:一是加强皇权,一是崇儒礼士。这两项政策都是为了防范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重演,但同时也带来了两种严重的后果:一是军事力量的削弱,无力对付外族的侵略;一是科举制度之滥,豢养了一大批官僚知识分子。     

皇权再论

通过以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宋代为基点,透过大量史料,分别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思想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阐述了王朝政治的参与者士大夫的皇权观与君主的自律意识。"君"或"君主",在先秦的指归为诸侯国君,自秦始皇开始则专指皇帝。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后的士大夫,则有意无视了这种不同,在儒学国教化以及理学的社会普遍化的强势背景下,大量发掘先秦政治言说中对君主限制的内容,作为限制君主制政体下绝对君权的理论武器。"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进行的为君之道的正常制度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士大夫的皇权观到君主的自律意识,成功地完成了理论位移。让多数君主在为君之道的框架内,难越雷池一步。在政治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君臣关系。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历代士大夫为了防止名义上绝对君权的暴走脱轨,苦心积虑,对皇权实施了种种规范,本文归纳形容为"天"、"道"、"法"三个紧箍咒和"不文律"、"公议"、"留名的青史"三堵墙。本文还通过具体的政治实态揭示出,谏官、御史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成天子法官的使命,却基本沦为政治集团的鹰犬。笔者视派系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具体的考察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化的过程。尽管皇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消长都有不同,但实质性皇权由于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备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愈来愈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却愈来愈大。     

清朝皇权研究的创新成果——读《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

<正>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研究清朝皇权,对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的发展、演变及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珍研究员的《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①是一部研究清朝皇权的创新成果,读后令人耳目一新。首先,从多个视角探讨清朝皇权。作者从清朝皇权发展历程、若干宫廷制度的建立与变革、皇权发展历程和宫廷制度建立、变革中皇室及宫廷人员的遭遇等方面考察清朝皇权,使皇权研究这一政治     

浅谈《唐律疏议》对皇权的维护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法典的范本。纵观整部法典,其中对皇权的维护占了很大篇幅。具体表现就是法律对皇权周全的保护以及对侵犯或可能侵犯皇权行为的残酷野蛮的镇压。《唐律疏议》的最高目标,就在于维护皇权。     

皇权下两汉窦氏家族研究

皇权对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点可以说是公认的。而皇权是否支配了社会则是不断探讨、商榷中的论题。本文试图以两汉时期为背景,以外戚阶层为切入点,对皇权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阐释。笔者希望透过对两汉窦氏外戚家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明晰皇权的支配力量。     

试论宋初政治体系建立中的“制衡”原则

宋代初期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突出的在各方面运用了"制衡"的原则与手段,一方面突显了宋代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皇权专制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古代皇权统治对于各方面政治、军事力量的防备。     

从“理论批判”到“武器批判”——论伊朗“8·19”政变和“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伊斯兰革命有两支主力军,一支是以霍梅尼为核心的宗教势力,另一支是伊朗左翼知识分子和它领导的左翼运动.如果说,1953年的"8·19"政变导致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愤怒主要限于国王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无耻依赖,出卖国家尊严的卖国行径,从而使知识分子开始放弃对巴列维王朝的忠诚的话,那么,1963年的"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是使大批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疏离感进一步加深,特别是青年学生进一步向"左"转,进一步激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巴列维王朝敌对情绪,加速他们走上武装反抗巴列维王朝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