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回忆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组的策划操纵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     

文革中“盗窃中央核心机密案”内幕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级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炒火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副主任是严佑民和甘重斗。曾山是日本特务吗“一月风暴”之后,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董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     

“文革”荒唐事：答对题才能购物

“史无前例”的“文革”,发生了不少史无前例、荒唐可笑的事。“湘江风雷”与湘乡烘糕“湘江风雷”（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文革”中湖南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是庞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湘乡烘糕是湖南湘乡县城著名的糕点。1967年,湘潭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红造联”“革造联”一哄而起,从印发传单、互相争斗到夺取枪支进行武斗,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社会一片混乱。各造反派为了争取支持者,采取了各种卑劣、恶毒的手段,逼迫群众表态。     

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连载之一)

1967年7月20日,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在武汉地区爆发了。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把我和钟汉华     

武汉“7·20”事件始末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已成为了历史。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地区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场事件,叫做“七·二○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反革命暴乱”,武汉地区的广大军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经历了悲和痛、血和泪的磨难。若写出一部《武汉地区“文革”十年史》,“七·二○事件”应是其中重要的一页。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了“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１９７８年 １１月,中共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武汉广大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 １１年之久的…     

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吁的“中归联”

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是自1956年6月起陆续被释放回国的106 2名日本战犯自发成立的、以促进日中友好为目的的进步群众组织。该会成立于1957年9月23日。1965年9月,该会首任会长、原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中将师团长藤田茂首次率“中归联”友好访华团来北京访问,为推动中日两国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奔走呼吁。     

揭开中国文明的“老底儿”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说,很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是“揭老底战斗队”。其实,在“揭老底”这方面,考古的能量比文献记载还大,因为考古有时还可以“揭”文献记载的老底儿。     

12—13世纪法国南部市民异端产生的社会条件

基督教的异端运动,在基督教神权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几乎一切有害于封建教会和不利于封建国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运动,都被加上“异端”的罪名而受到教会封建势力的镇压和迫害。在中世纪早期,被斥为异端者,往往是教会中致力于改革的神职人员。随着基督教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成为正统和秩序的象征,所谓“异端”也日益跳出教义争端的“学术”范围,成为民间广泛流行的群众组织形式,或成为封建主用以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反教会、反僧侣色彩也日益鲜明。与此同时,教会对“异端”的排斥和迫害也变本加厉,以至于那些在从事科学研究中触及了神学“禁区”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也往往被打成“异端”而遭受灭顶之灾。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红卫兵组织将他们搜集到的曾在过去报刊发表过的毛泽东论著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文稿、批示、批语等,编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论著集(以下简称“万岁本”),许多篇目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没有的。     

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1966年8月25日至9月2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国防部南门外围困长达28个昼夜之久,要求国防科委交出曾任该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澄清问题,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发生的一件大事。尽管当时的国防科委党委竭尽全力做工作,     

我所知道的日本反战同盟支部

抗战时期,延安建有日本反战同盟总部,鄂豫边区也有这个组织——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鄂中根据地也设有反战同盟支部。当时,新四军第五师和各根据地的武装,在主动向敌伪发起进攻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同时,还设有敌工部,从事瓦解敌军的工作。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对日军士兵宣传“早日回家”“停止战争”,揭露日本军阀的残暴,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必败等,在日本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产生了影响。边区军民又正确执行俘虏政策,对日本战俘不杀不辱,生活上还给予优待,使他们深受感动,投诚者不断增加。这些被俘、投诚的日军,有的被送往…     

侗族“款词”与侗族“白话”之比较

一在侗乡这块古朴而秀丽的土地上,不仅有优美动听、沁人肺腑的侗族民歌,还有形式独特、幽默风趣、琅琅上口的朗诵词。它与侗族民歌交相辉映,给侗胞们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增添了宝贵的一页。侗族朗诵词首元要推古老的“款词”。它是伴随着侗乡特有的民众自治组织——“款”而产生的。在古代,侗族人民为了团结群众,维护社会治安,抵御外来侵略,自动地组织起来,这种自发的群众组织,称为“款”。有以一村一寨为单位的小款,也有联村联寨之大款。“款”有民众公推的“款首”,有负责具体事务的“款脚”。款组织对外负责组织群众,抵御外侮,对内负责管理民众,制定和执行乡规民约。为了维护侗民利益,由款首组织群众     

西塞山古钱币的发掘及被毁经过

意外的发现1967年11月10日上午,在黄石市西塞山东麓维修江堤的取土过程中,承担工程的鄂城县石桥公社工程队的民工,在现今黄石石油公司油库值班亭右下侧约50米处,意外发现了一堆古代铜钱。工程队的负责人立即向黄石市公安机关报告,市公安机关又马上电话告知市文教局。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市文教局由群众组织掌权。在市文教局文化科工作并兼管文物考古工作的我被局里的群众组织头头告知此事后,我即向他建议第二天组织人员去察看,并设法将它取回,那位群众组织的头头很是赞同。第二天,局机关从外单位借来一辆解放牌汽车,由局机关…     

准确理解“一脉相承”和“统一”──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目前，在干部的理论学习过程中，对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有人认为：既然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那么，我们只讲邓小平理论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此认识推导出的结论就是：既然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那么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容易导致教条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要走出这种思想认识的误区，必须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上的“一脉相承”和…     

王洪文挨“斗”记

20世纪60年代,“文革”爆发后不久,上海市工业领域众多的“造反派”组织,根据各自的“造反”志向大致合并成两大“造反”组织：一支叫“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各单位的青年工人为主,以后还吸收了一些教师参加。不过,教师们参加的只是“工总司”的外围组织,名称为“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教师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教司”）。     

抗战时期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成立于1937年9月25日。关于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的建立,夏衍回忆说:“八一三”之后,“陈诚从前线派了一个过去认识郭沫若的参谋来访,代表陈诚请郭沫若给他组织三个战地服务队,分别到陈诚总部和张发奎、罗卓英部队负责宣传服务工作”。中共上海党组织认为,“组织一批     

《解放军报》与『活学活用』运动

上个世纪60年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对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混乱和破坏,严重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这一“运动”之所以搞起来又祸及全国,当时的《解放军报》起了独特的重大作用。军报在林彪的直接授意下,把“活学活用”运动由全军推向了全国。我作为军报当年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对于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在这里作一些忆述回顾。报眼上的“毛主席语录”党内军内国内以至国外,自     

王洪文挨『斗』记

20世纪60年代,“文革”爆发后不久,上海市工业领域众多的“造反派”组织,根据各自的“造反”志向大致合并成两大“造反”组织：一支叫“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各单位的青年工人为主,以后还吸收了一些教师参加。不过,教师们参加的只是“工总司”的外围组织,名称为“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教师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教司”）。     

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中英冲突的一个区域性结果

一、社会动荡与乡约格局的畸变“乡约”做为一种区域性的基层教化组织形式,历来均以儒教的精神感化为其运作的核心功能。“乡约”制度形成之初,基本遵循蓝田吕氏兄弟制订的约文“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或违约者亦书之”。多少带有民众自发聚合的契约性质,一些地方绅士也往往以“乡约”的纯粹教化精神做为区别于世俗吏治的主要标帜。清初,一些上层统治者开始以宣讲圣谕的形式强行介入“乡约”的传统组织,使其正式转型为吏治的附属机构,乡约的纯粹教化功能发生了畸变。“乡约”性质的转变固然与“吏治”原则对基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