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寄语

<正>这一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两篇文章。国洪更的《亚述帝国宦官的地位与作用》通过考察亚述帝国宦官角色的沿革指出,作为亚述国王加强王权、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宦官的地位与作用是与帝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相始终的。李大维的《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设》追溯了始自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立过程,阐述了罗马帝国情报系统在开发情报资源、拓展情报任务、疏导情报讯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拜占庭与欧洲中世纪"栏发表两篇文章。董晓佳的《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     

日本对华秘密情报战

自明治维新以来,野心勃勃的日本朝野上下便齐心协力,针对中国建立了包罗万象、纷纭复杂的情报系统。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他们视情报为生命,在搜集和传递中国情报方面不遗余力,于世界情报史上留下了波谲云诡的篇章。     

大力发展图书馆信息产业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信息、经济信息、商品信息等各类资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尤显需要,这就为图书情报系统提供了广阔的服务市场。图书馆发展信息产业不仅要有市场意识,还要有情报意识,并充分发挥馆藏文献信息丰富的优势,进行开发,加工成信息产品,投入市场,参与竞争,积极为经济建设提供文献信息服务。     

美国的对华情报战

情报刺探历来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表面平静的中美国际交往,其背后实际上正在进行着一场隐蔽的斗争——美对华情报战可谓无孔不入,无时不在。情报系统提供的信息,影响着外交政策,美国政府急需通过情报来权衡利弊得失,从而做出有效的对华决策。然而,情报也是一种制约。一方面,关于中国的情报内容,影响着美国政府对中     

论竞争情报中的信息不对称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结合竞争情报的特点,阐述了竞争情报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探讨了改进国家竞争情报体系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措施和方法。     

论唐代三省制

唐帝国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后,再度出现的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文明昌盛的大国之一。三省制是唐代中央的官制,是中央集权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它是唐代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统治阶级交替升降,中央和地方实力消长的反映。唐代三省制,继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官制而发展、完备、制度化,对宋元明清的中央官制有着重大影响。唐代三省制有探讨之必要。     

略论洪武年间的中央集权政策

在洪武年间,明王朝曾经大力推行中央集权政策,为明代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规模,并促使了强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在我国政治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一页。本文的主要目的,在阐述洪武年间推行中央集权政策的原因、环绕这一政策所作的各项政治措施、以及推行这一政策的条件和意义。笔者限于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史学界的同志,赐予指正。一、为什么要推行中央集权政策洪武年间,明王朝大力推行中央集权政策,是     

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正国家治理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只不过不同时代治理主体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而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其中,战国秦汉至明清长达两千多年、代表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封建制国家治理体系尤为系统完备。这里我就其中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大一统"思想与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治理体系。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它既是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国家治理自身的重     

近代西方人西藏研究的国家竞争与学术流变

受殖民利益驱使,西方人在近代深入西藏地区开展各类调查工作,间接开启了对西藏的文化研究活动。经游历家、传教士等个体和皇家地理学会等专业组织的努力,英国逐渐将西藏研究从地理情报搜寻转向为学术综合考察。俄国出于地缘政治利益需要,在西藏研究上与英国形成学术竞争,在此期间西方人的成果呈现史学化的特点。美国站在地方、国家和洲际的观察视角,最终将西方人西藏研究由地理游记纳入区域研究的学术体系。     

起底台湾驻港情报机构

香港有“东方卡萨布兰卡”之称,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全面失败之后,大批原国民党情报系统骨干撤退至香港。于是,香港也就成为台湾方面对抗大陆的情报前哨站。从1949年至今,台湾方面就未曾停止过对香港的渗透。这六十多年的谍影重重,隐藏着说不尽的内.     

秦汉货币制度概述

秦汉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化的演变有着重大影响。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始创建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并实施中央集权体制;西汉加以巩固和发展;新莽和东汉渐次削弱而趋向割据。为了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制,秦汉王朝采取过许多政策措施,在货币方面尤为突出。     

论明朝西藏归属与领主制的演变

中国自秦汉开始就是一个以中央集权制为特点的多民族国家,入元以来进入高度发展阶段,这一特点尤为显著。中央集权制在历史上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广阔的社会基础。以汉族地区为主体的地主经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奴隶制,或领主制的经济,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下都能兼容并蓄、交错并存,既有互相影响,又有独自发展。即使在改朝换代后也不例外。这从元、明两朝对西藏的政策上可以看出     

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与国家:18世纪中国的边疆管辖

<正>前言:帝国间的比较分析有关国家建构的差异性问题,几乎所有的比较研究都以1500-1800年间欧洲的国家建构经验为标准,当时军事、经济竞争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新兴的君主们建立起日趋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机器。蒂利指出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大约存在500个政治体,而到了1900年只剩下25个。①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常被视为后来19世纪工业化和全球殖民化历史的首要前提。理论家们以此为基准,检验非欧洲     

浅论汉唐州、道性质变迁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渐渐固定两种类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者斗争一直贯穿封建国家历史,但总的趋势是中央集权的加强。汉代州、唐代道最初设置都为监察性质,最终却成为行政区划,在此过程中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消长制衡,本文拟从此探讨。     

约翰·霍姆斯与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和实践

二战后,加拿大学界和政界针对中等国家在大国争霸或冲突时期有无自己独立的国家行为方式,以及中等国家在大国政治体系中能否有其独立诉求的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理讨论。其中,集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国际事务研究院资深学者双重身份的约翰·W.霍姆斯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霍姆斯在国际事务中探索并实践着中等国家外交路径,借助思想库平台构建并输出了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并在大学课堂传承了中等国家的外交理念和经验。他认为,中等国家可以通过"调停者、谈话者、倡导者和情报收集者"的外交路径在大国政治体系中有所作为。     

三国时期的情报搜集与假情报的制作

三国时期各国者非常重视对邻国情报的搜集,皇帝和丞相为国家情报的管理机构主管者,边境地区的行政与军政长官,也负有搜集邻国情报的重要职责。情报获得的渠道,有外交活动、边境逻候、或者降者述说等。搜集情报的内容,包括邻国政要的处事言行、军政行动以及民情等。制造虚假情报,是三国时期重视情报作用的另一个表现,吴国依靠制造的虚假情报获取了丰厚收益。     

军事战略要塞 严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万里长城的建筑,从来就不是一堵孤墙。为增强整体防御能力,它始终按照军事防御体系构建,并且日臻完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城沿线就分布有烽燧、亭障等设施,建立了情报系统传递和纵深的防御配置。秦汉时期,各种设施进一步完善,     

税制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

乌尔第三王朝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赋税制度是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实现其国家治理、巩固中央集权制政权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从第二王舒尔吉时期税制的建立,到第三王阿马尔辛时期税制的微调,再到第四王舒辛时期税制的变革,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政策经历了由主动进取到被动冒进的演变。这三位国王统治时期的税制演变,不仅影响了乌尔第三王朝财政政策的执行与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加体现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模式与特征,为重新认识人类文明早期国家的构建提供了直接证据和重要的参考。     

试论五至六世纪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与丝织业

为了控制丝绸贸易和保证丝织业生产,5—6世纪的拜占庭国家垄断了生丝交易。由于拜占庭的桑树种植地主要处于容易受波斯进攻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山区,正常的种桑活动往往得不到保障,因此拜占庭所需生丝仍然依赖进口。为了获得较为廉价的生丝,拜占庭利用国家权力对丝绸贸易和丝绸价格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并建立了一支身份世袭的织工队伍。拜占庭的丝织业采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形成了集种桑、养蚕、纺纱、染色、绘图等一系列完整流程为一体的生产体系。丝绸贸易在拜占庭经济结构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紫色丝绸却是拜占庭国家中央集权和社会等级制度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反映。     

民国“财长”宋子文

来自哈佛的古典自由主义小花,在宋子文年轻的心上微微拨动过,却不曾找到在中国培植生根II~壤。自迈入国家机器,他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