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陆黄金山墓地发掘报告

黄金山墓地是鄂东北地区的一处重要的家族墓地,其时代包含有南朝、隋、唐、宋、明等时期。绝大多数墓葬为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排列,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亲情关系或血源关系。南朝时期陶人俑的服饰反映出了服饰的改制和民族大融合,青瓷多数为武昌、鄂州或本地窑口的产品。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该地区的丧葬习俗与建筑风格有着重要的意义。     

浙江临安牛上头谢氏家族墓地年代与归属献疑

浙江临安牛上头墓地发现砖铭若干,有的带“关中侯谢氏”字样,表明谢氏即其墓主而非制砖造墓的工匠或督办丧事的僚佐。这是浙江地区六朝墓葬中难得一见的证据确凿的家族墓地。通过分析可知,该墓地肇始于东晋太宁三年（325年）,延续至隋仁寿三年（603年）,此“谢”并非陈郡阳夏谢氏,而可能系会稽山阴谢氏。迄今发现的东晋南朝家族墓地为数不少,但在地域分布上以南京地区为多,在墓地归属上以北来大族为主。即便是明确的南方士族墓地,其文化面貌亦多趋同于北来大族。临安牛上头墓地则不然,其墓主系南方士族,墓葬面貌几乎不见北来大族的影响,正是考察东晋南朝墓葬中南北差异的绝佳材料和突破口。     

镇江金家湾墓地六朝至唐代墓葬发掘简报

2011年4~8月,镇江博物馆在金家湾墓地共清理六朝至明代墓葬30余座。本文主要介绍了7座保存稍好的六朝至唐代墓葬,其中南朝墓葬M28为夫妻合葬墓,在镇江地区南朝墓中少见,丰富了本区域南朝墓葬资料;唐墓M6出土的黄釉绞胎碗,为唐代绞胎瓷器在镇江地区的流通提供了实物资料。     

读《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札记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博物馆所撰《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公布了小横山墓地发掘清理的东晋南朝墓葬121座,汉、明墓葬9座,在六朝考古及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121座六朝墓葬没有出土墓志,据此可推断该墓地应为六朝时期吴郡钱唐县临平一带的土著地方豪族家族墓地,墓主有可能为临平范氏。此外,砖印壁画、文字砖以及六朝地方豪族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尚有较大的空间。     

成都市双流区牧马山墓地东晋、南朝砖室墓发掘简报

2018年6—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双流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双流区胜利镇牧马山墓地的4座东晋、南朝砖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批墓葬随葬器物虽少,但其规格较高且墓葬形制、墓砖纹饰和随葬器物都与南京地区关系密切。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砖室墓极少,牧马山墓地发现的4座砖室墓填补了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砖室墓发展演变序列的空白,也为研究成都乃至四川地区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变迁、人群迁移及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湖北红安舒家坳北宋石室墓的清理

舒家坳墓地是鄂东北北宋时期一处重要的家族墓地.墓葬分布在二、三级平台上.从墓地的布局来看,墓葬有长幼辈份之分,M1在前,"宣和六年"墓在后,也就是说,第二级平台上葬的是长辈,第三平台则为晚辈,其年代相差约27年,这充分说明舒家坳墓地是一处经过规划设计的家族墓地.墓地以长幼辈份布局和夫妻同穴并室合葬为特色.舒家坳墓地的发掘,对研究该地区北宋时期家族墓地布局与丧葬习俗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江苏苏州石湖景区谢家坟朱氏墓地出土墓志的初步考证

苏州郊外历史上分布有大量土墩,这些土墩大多是从汉代至明清时期的家族墓地。谢家坟是其中的一处墓地,共埋葬有汉代至明清时期墓葬30座。这批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反映了朱氏家族从宋、元至明代的变迁,包括墓主生平、籍贯、职业、家庭情况以及村庄、地名的变化等,为研究苏州地方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江苏徐州花马庄隋唐墓地一号墓、四号墓发掘简报

1992年徐州文物部门对铜山花马庄隋唐墓地一号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具有中原洛阳地区风格的较完整的唐三彩俑组合,为江苏地区首次发现,丰富了本地区隋唐考古内容。1996年发掘的四号墓,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断定为北朝———隋时期。这两座墓葬的发掘对于花马庄墓地时代以及性质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试论北宋相州韩氏家族墓地的墓葬位序与丧葬理念

宋代族葬之风盛行,家族墓地是家族丧葬理念及其礼制特点的集中体现。本文结合考古与文献材料,以北宋相州韩氏家族为例,对其家族墓地的墓葬位序及丧葬理念进行初步探讨。指出韩氏家族在北宋时期以"五音姓利说"规划墓地,集中埋葬家族成员,但墓葬位穴之间的尊卑关系又与文献所记载的五音墓地有所出入。     

新乡凤凰山战国两汉墓地研究

新乡凤凰山战国两汉墓葬分布密集,墓地布局经过严密设计。战国时期墓葬形制主要为土坑竖穴墓。两汉时期墓葬形制为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墓地划分若干区域,推测每个区域为家族墓地区。     

西安市东郊东小寨村两座北魏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1月至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西安市幸福林带建设工程项目中发现并清理了两座北魏墓葬,出土物包括刻铭砖、陶罐、细颈陶壶、泥质冥币、铜钗以及贝壳等,为研究北魏时期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又由于这两座北魏墓葬与其两侧的十六国时期墓葬非常有序地排列在一起,显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反映了它们是一处自十六国时期延续至北魏时期的家族墓地,这又为西安地区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家族墓地的分布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杭州萧山溪头黄东晋南朝、唐宋墓发掘报告

杭州萧山溪头黄墓地于1984年发掘,清理古墓葬76座,其中战国墓3座,两汉墓葬59座,东晋南朝墓葬6座,唐宋墓7座,明墓1座,共计出土文物1012件(组)。此次公布的材料为东晋南朝墓与唐宋墓,为研究东晋南朝和唐宋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资料。     

甘肃靖远县东湾镇杨稍沟村明代家族墓清理简报

2016年8月至9月,甘肃省白银市博物馆与靖远县博物馆在甘肃省靖远县东湾镇杨稍沟村联合清理了一处明代家族墓地,墓葬形制为砖室墓和土洞墓。出土瓷器、金银器、琉璃、墓志等随葬品。为研究白银地区明代墓葬形制、丧葬文化及霍氏家族世系、官职制度沿革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山西襄垣唐代浩氏家族墓

2001年秋,山西省襄垣县煤运公司在襄垣县城西南基建过程中发现多座隋唐时期墓葬。县文博馆闻讯后,派工作人员进入工地。经抢救性发掘,清理了一批隋唐墓葬,其中有隋唐时期浩氏家族墓3座。另外从已破坏的墓葬出土物中,收缴浩氏家族墓志2方。隋代浩墓已另文发表[1],现将唐代浩氏家族墓葬清理情况报告如下。一墓葬形制浩氏家族墓葬位于襄垣县城西南新建西街,该地区从2000年以来陆续发现了不少唐代墓葬,如唐代李石夫妇合葬墓等[2]。发掘的唐代浩氏家族墓的编号为2001M32和2001M51,均为单室砖墓。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分别为浩宽和浩顷(墓葬位…     

长沙赤峰山3、4号墓

长沙赤峰山位于长沙市南郊五公里金盆区,是南朝墓的群葬区,这里所介绍的两座墓葬,时代相当于南朝末期与隋唐之际,过去我省对于这个时期的墓葬发掘很少,这次赤峰山3号墓不仅墓室与随葬品完好无缺,而且遗物数量很多,可以算作湖南区南朝末期与隋唐之际的一个代表性的墓葬.     

试论南朝墓葬装饰的“建康模式”

大型拼镶砖画是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等为核心的墓葬装饰,产生于刘宋,萧齐达到成熟,陈代消亡,集中分布在南朝都城建康及周边。其主要运用于高等级墓葬,是南北朝文化正统之争中南朝在文化上的重要举措,对南朝的其他地区、北朝及后世的隋唐墓葬装饰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将此类固定的墓葬装饰称为“建康模式”。“建康模式”也是中古时期墓葬装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布尔津喀纳斯下湖口图瓦新村墓地发掘简报

2013年7~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布尔津县喀纳斯下湖口图瓦新村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墓地共有墓葬55座。清理发掘的9座墓葬中,6座有整匹马随葬,反映出游牧经济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墓地中发现的祭祀遗迹,在阿勒泰地区以往的发现中较为多见,应是古人墓地重要的祭祀遗迹之一。墓葬年代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青铜时代与切木尔切克文化属性一致,早期铁器时代与阿尔泰山北部的巴泽雷克文化相近,更晚的一座墓葬可能属于隋唐时期突厥人,这对于建立当地考古学文化序列有重要意义。     

湖北荆州土地台子、松林岗墓地2021年发掘简报

为配合荆州高新区中国供销冷链物流园项目建设，荆州博物馆在土地台子墓地、松林岗墓地发掘古墓葬112座，墓葬时代有战国、南朝、宋代、明代，尤以南朝墓和明代墓数量最多，其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组合的时代特征最为明显。这批墓葬材料为研究历史上荆州地区居民丧葬文化、社会信仰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从张家坡墓地看西周社会基层地域组织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年发掘区的北区墓地中既有周人贵族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遗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所以该墓地的性质不是单纯的井叔家族墓地。本文参考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中有关"里"的记载,认为"里"是西周的地域性基层组织,在晚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里"中居民的身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西周时的都城丰邑中聚居着周人和其联合的他族部众,以及从东面迁来的殷遗民,人群构成可谓复杂。面对这种形势,周王朝的统治者在利用血缘家族的纽带作用来维系其统治的同时,还使用了高于血缘关系的基层地域组织—"里",以对居住于丰邑的诸族人群进行统一管辖。所以本文推测张家坡北区墓地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丰邑中某个"里"的聚葬地,属于地域性墓地。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这些墓地中所埋葬人群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是地缘性的。     

江苏镇江大港龙泉村西汉墓地发掘简报

2012年,镇江博物馆在镇江市大港镇龙泉村清理汉代土坑竖穴墓10座,出土器物类型以罐、盒、鼎、壶、瓿为主。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测,墓葬时代应属于西汉中期。从墓葬的分布规律推测,该墓地应为一处家族墓地,家族内部又分为不同的家庭单位,墓葬之间的区别可能与墓主生活时代和社会地位的不同有关。这批墓葬的科学发掘,为研究镇江地区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