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

四川是祖国的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古代,这里生息着巴人、蜀人和其它数十百个大大小小的部族、部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并对祖国文化各自作出了贡献。巴、蜀在秦统一以后、西汉以来,成为全国的重要产粮区,并为祖国的统一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汉代四川农业的高度发展,从考古发掘材料中生动地体现了出来。     

考古资料所见简帛时代书籍装具

为了收存和保护书籍,中国古代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装具。简帛时代经常使用箧(竹笥)作为装具,讲究一些的用漆奁。传世文献中对简帛时代的书籍装具记载不多,自二十世纪以来,战国秦汉墓葬出土了很多简帛书籍,其中有不少在出土时伴随装具遗存或包裹织物的残迹。由于这些书籍装具遗存大都腐朽过甚,有的甚至属于盗掘品,原来的装具仅存残片,而且相关信息分散于诸多整理简报中,不易寻踪,除了个别发现曾引起书籍装具研究者的注意外,大多数材料则未能进入书籍史研究者的视野。本文收集历年发现的简帛书籍装具资料,按照竹笥、漆奁和帙三类分别梳理,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分析、总结简帛时代书籍装具的特点及其对书籍保护的意义,同时希望引起书籍史和古籍保护研究者对这部分资料的关注。     

考古资料反映的汉代丧俗

丧札是封建礼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汉书·礼乐志》载:人性“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丧礼与丧俗在概念上不同,前者是统治阶级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制定出一套完整的丧葬制度,用来分等级、别贵贱。后者是指民间广为流行的丧葬习俗。丧俗虽然受到丧礼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制约,但由于不同的地区在自然地理、人文环境方面的差异,加之长期受到传统的习惯势力和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诸多因素的影响,反映在丧俗上也就有所不同。统治阶级虽然制定了严格的丧礼制度,但只对上层     

考古资料所见的唐代胡人女性

考古资料较为少见的唐代胡人女性却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她们作为俘虏、贡人或商品来到唐朝,成为西域服饰传播者、西域饮食制作者、西域乐舞表演者、西域习俗实践者、丝路贸易参与者或经历者、军事战争体验者、政治礼物传承者、民族宗教坚守者等多重角色,对唐朝乃至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从考古资料看汉代社会经济形态

关于汉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封建制性质,另一种认为仍是奴隶制性质。后一种意见的主要理由是,汉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如中世纪欧州的高;汉代奴婢的社会地位与古罗马奴隶的相等;汉代小农经济与封建地主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不占决定地位。我们认为这些推论值得商榷,拟就一些考古资料,谈谈我们的看法。     

四川汉代考古资料中的方相氏图像

汉代考古发掘材料中有许多关于方相氏的内容,或称为"镇墓俑"、"镇墓神"、"辟邪"等。四川地区汉墓中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方相氏材料,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方相氏与东汉时期四川地区流行的神仙巫术有直接联系,与早期道教存在直接关系的资料尚有待发现和公布。     

从汉代文物考古资料所见“宫官”集释谈《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处句读问题

从汉代文物考古资料所见“宫官”集释谈《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处句读问题萧亢达汉代中央官制大抵分为朝官与宫官,朝官是治理国家的行政官吏,宫官是管理宫廷事务的官员,但由于他们在组织上有不少混同之处,有的实际上是属于宫廷和政府职事混而为一的官职。如太仆、...     

汉代喜狗风俗

在我国汉代,人们对狗的喜爱成了一种风尚,较之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这种情况是不多的。汉人之喜狗,不仅表现在喜狗的社会阶级、阶层具有很大的广泛性,而且还表现在狗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影响。 一、汉代社会各阶级普遍养狗成风 汉朝的创建者刘邦早在攻入秦都咸阳后,见“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就恋恋不舍。汉朝建立后,中央朝廷就设有专为皇帝管理“狗事”的机构—“狗监”,一些有名的历史人物亦曾在狗监中任过职,如李延年就曾“给事狗中”,《集解》引徐广曰:“主猎犬也”,《索隐》则称是“犬监”。 文学家司马相如得见汉武帝,与他有一位任事狗监的同乡杨得意有很大关系:史载武帝读相如的《子虚赋》,深为赞叹,很有见面之意,时“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趁机进行说项,后武帝召来了相如。可见,“为狗监”就能够“侍上”,自然狗监就是直接为皇帝饲养猎犬的官方机构,又根据《史记》、《汉书》等文献分析,所饲猎犬主要是用     

汉代南阳的风俗文化

汉代南阳北连中原,东通吴会,西接川陕,南控荆楚,既受中原风俗的影响,又受楚风俗的濡染。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南阳提供了融会南北文化的空间优势,铸就出了独具特色的风俗文化。     

湖南汉代考古概述

<正>湖南东、西、南三面为山脉环绕:东面为幕阜山、九岭山和罗霄山脉,南面为南岭山系,西面为武陵山脉;北面为洞庭湖平原(通过华容隆起与湖北分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湖南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雪峰山脉,将湖南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面为湘江和资水流域,西面为沅水和澧水流域(图一)。湖南这种独特的地形特点对湖南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汉代产育风俗探析

汉代江南民间流行产妇离家迁居庐舍的习俗,待生子满月后再返回故居。这种风俗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对行经、分娩妇女的迷信禁忌。当时北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文明程度较高,孕妇大多居家生育,但仍有排斥"寄产",入居"乳舍"、官舍及行宫分娩等产育风俗,是原始禁忌的残存或流变。     

从考古资料再看汉代列侯的爵位继承制度

在列侯爵位继承制度上,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重视"嫡子袭爵"的继承原则。不过有的时期执行得非常严格,例外很少,如东汉;某些时期则有所松动,变通机制较为发达,如西汉初期。在列侯没有嫡子的情形下,王朝的应对措施可细化为三种:无子国除、支庶袭封与绍封继绝。王朝对袭爵政策的选择往往表现出一种兼容性,一般会综合运用多种处理手段以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     

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

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是研究汉代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其中各种车子的名称及其功用,以往的诠释每每有误,今参以文献,试作考辨。汉画所见车子以形别之,主要有以下几种,如图示。图一、二所示分别为斧车(轻车之属)、轺车,并无异议。图三及其以下则各家所释不同。图三:曲辀,(车曼)盖,盖下车舆大体以车轮中轴线为界后半三面屏蔽,前敞,车舆的前面下部一般有长方箱形槛,车侧有窗(或无)。图示为山东福山县东留公画像石(《山东汉画像石选集》,简称《山东》,图585中车)。又如四川成都扬子山汉墓画像     

从汉画看汉代辟邪风俗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墓葬(祠堂、石阙)的建筑材料,是雕刻和绘画相结合的艺术珍品,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目前,全国共出土汉画像石六干余块,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川、陕北等地。汉画像石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汉代民俗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本文主要根据汉画像石资料对汉代辟邪风俗作一初步探讨。     

从汉画看汉代游艺风俗

游艺,即游戏的艺术,是各种游戏或娱乐活动的总称,是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汉画中的游艺图像折射了汉代游艺的内容与流变,体现了汉代社会的游艺风俗,反映了汉代人兼收并蓄、博大包容、崇勇尚武、重礼守节、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     

从考古资料窥测汉代旱、水田的生产与经营

本文以汉代考古遗存中与农业相关的陶明器模型,如陶水田、陂塘、陶庄园模型等,及画像、聚落农田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分别对水田、旱田相关分析研究,从耕作技术、区划灌溉及农作物等方面比较论述,对我国两汉时期的农田形态有了基本认识。     

唐诗所见唐代铜镜的流通及与考古资料的印证

铜镜是观容照貌的用具,是古代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在唐代,即使是极为贫穷的家庭,也会拥有一面铜镜[1].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装扮容貌、端正姿态、美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在照镜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人生易老的感叹和爱情永存的渴望,又使铜镜成为人们情感的承载.     

考古发现所见北朝颈饰研究

考古发现所见的北朝颈饰资料有实物和图像两大类,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河南、宁夏和陕西5省,根据其形制可划分为串珠、项链、项圈、璎珞、披帛5类,尤以不同质地的珠饰穿连而成的串珠饰品最为常见。北朝时期的颈饰呈现出鲜卑民族服饰传统、中原汉族服饰审美以及西域特别是佛教文化三种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时代特征。     

简牍资料所见西汉前期的“卒更”

松柏47号木牍《南郡卒更簿》,所记大部分数据无误,其中一更以一月为期的表述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将《南郡卒更簿》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等文献联系起来推测,西汉前期普通卒更可能曾实行三更之制,即每隔两个月,就更一月。分析松柏木牍中的相关资料,可见各县更卒的人数与使大男中需要承当卒更任务的人数大致相当或相去不远,女性不存在充任卒更的可能。西汉早期卒更除民众外,五百石以下官吏和公大夫以下有爵者亦须承当。     

西北汉简所见汉代边塞漕运

漕运是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重要的物资转输方式之一,一些自然河流及人工修建的渠道为此地的漕运提供了基础条件。参与边塞地区漕运的人员有“将漕”的吏及漕卒,其中负责漕运的官吏多为民政系统与军事系统中的官员如县尉、官佐及候长等;漕卒则多来自从各屯戍机构抽调的省卒。汉代边塞地区的漕运受其军事特性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军事需要下的灵活调配,具体由相应的候官机构和县廷机构负责。这种由中央统一调配、相关机构负责执行的转输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人力物力资源,为这一地区的物资转输提供了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