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薪俸状况考察

民初至抗战前夕,北京大学教授实际所得薪俸与教育部所颁薪俸标准二者间并非完全一致。制度层面之规定体现的仅仅是政策制定者的一种意愿,能否切实落到实处,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北京政府前期,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薪俸虽普遍较高,但由于采取现金与钞票搭放形式,中钞的贬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授薪俸的实际水准;1920年后北京大学教授又频遭欠薪困扰;自1931年始直至抗战爆发前夕,大学教授们则享受到一段"黄金时光"。这一时期,大学教授尚享有在外兼职的权利。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的薪俸虽不能和少数特权阶层相比,但属于高收入群体应是无疑的。     

民国公务员考试的糗事

最近几年,公务员考试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因其考试难度之高、参考人数之众而被喻为“中国第一考”。殊不知,在民国时期,公务员考试也是众多年轻人希望出人头地的一条“正途”。     

教授的薪水都用在了吃上

著名的“恩格尔指数”来自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他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越贫穷,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在战火纷飞的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老师,物质生活十分清贫,平日“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时候也不得不搞点兼职:刻图章的刻图章(闻一多),卖茶叶的卖茶叶(罗隆基),而他们搞兼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吃!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

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教员薪津经历了显著变化。在初期,大学教员薪津折减,来源单一,维持在较低水平。为救助教员生活,政府的补助政策于1940年后陆续出台,其中以生活补助费、食粮代金最具代表。战时补助缩小了不同等级教员的薪津差异,教授群体薪津增长有限。这引发了教授的不满,并催生了主要面向高级教员的奖助政策。战时的各种津贴逐步超过薪俸所得,成为教员薪津收入的主体,并在全面抗战后期成为维系大学教员生活的基本保障。对于民国时期大学教员的薪津状况,不应美化,要从客观史实出发,呈现大学教员真实的生活境遇。     

高梓传略

1997年10月1日,在台北县板桥市一幢寓所内,一位96岁的老人在睡梦中安详去世。这位被台湾舆论界形容为“满头银发、举止高雅、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以推动“生活礼仪”而闻名的“国教之母”,便是台湾中国化大学教授兼副校长、安徽贵池籍人高梓女士。     

日本学者田中正俊教授逝世

日本著名中国史研究家田中正俊教授于2 0 0 2年 1 1月 4日在东京因病去世。田中正俊于 1 92 2年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南市。 1 94 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同年因所谓“学生出阵”而应征入伍 ,随军服役于菲律宾、台湾等地 ,1 94 6年回归日本 ,1 94 7年复学。 1 950年毕业后继续在大学研究院学习。 1 951年任财团法人东洋文库兼职研究员。 1 954年起先后任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授、信州大学教授、神田外语大学教授 ,1 995年退职。逝世前为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国…     

特色鲜明 附而有物——谈《鲤城区志·附录》

《鲤城区志·附录》共分：政府文告、革命文献、碑记辑录、诗联文选四十部分。“政府文告”中按时序分为：“(一)明清时期文告、(二)民国时期政府文告、(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文告”,“诗联文选”中按类分为：“(一)诗选、(二)联选、(三)文选”。由此可看出《附录》分类科学台理,内容丰富全面。尽管(附录)分为四个部分．但均贯穿着突出鲤城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这一主线,并且所收入的史料均与正文内容相呼应．起到补充说明之作用．附而有物。     

试论满族的发展变化(中)

二 满族与旗人 在有清一代,凡被编入八旗及旗下各类人口均被称之为“旗人”,他们自己也以“旗人”自称之。未被编入八旗及未成为旗下人口的汉族人口则被称之为“民人”,他们自己也以“民人”自称。而绝少有满人、汉人之别,故有“只辨旗民,不分满汉”之俚语。 旗人是满族共同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称谓。 上面笔者着重论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大量的汉族人口被满族共同体吸附成为旗人的几种主要方式。下面拟就成为旗人的这些汉族人口在经济生活、政治待遇、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民族自我意识等方面与满族的异同作一简论,以说明这部份汉族人口与满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密切关系。换之言,即论证这部份汉族人是怎样潜移默化成为满族一部分的。     

从一段唐碑看闽中教化与风俗变迁

福建僻处东南海隅,上古时代被中央王朝视为“化外之地”、“不牧之民”。进入中古时期以后,其地又成为朝廷贬官的任处或谪徒发配苦役之所。远在遐荒海陬的闽中之地,中原人士知之甚少,故早期历史典籍罕有涉及。     

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民俗学会理事长Timothy Lloyd（罗仪德）访谈录

Timothy Lloyd（中文名罗仪德）教授是美国民俗学会执行理事长、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同时在许多组织担任董事、委员或者顾问,其研究领域集中在美国民间生活、19世纪的美国文学、美国文化历史,以及美国艺术与文化、饮食方式等。近年来,罗仪德教授在日趋活跃的中关民俗学学术交流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便是其力推的项目之一。据悉,今后他还将在中关公共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推进多个交流项目。本刊特约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游自荧对罗仪德教授做一次专访,重点了解其作为美国公共民俗学家的实践经历。     

中国最早的大学文凭之争

2005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界和文博收藏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忽然冒出了至少两件中国近现代高等院校创办之初颁发的毕业文凭,让人惊喜,也引发了一场“最早”之争。首先是中国第一所民族民间现代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迎来建校一百周年。5月18日,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张首晟向复旦大学捐赠了一张其祖父张彝1909年     

数学家程民德

程民德(1917．1．24～1998．11．26),出生于苏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良好家庭环境影响,养成热爱读书、勤于思考的习惯。15岁时按家庭要求考入苏州工业学校纺织科。受当时在苏州中学兼课的数学老师张从之的影响,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18岁。投考浙江大学电机系,后因其数学成绩特别优秀,被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教授慧眼相中,转录到数学系本科。1937年抗战爆发。他投笔从戎,加入国民政府招募的抗日游击队。     

中华民国时期的印花税

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统治 者,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不仅在政治上镇压人民,在经济上也对人民大肆掠夺,致使广大人民生活贫苦不堪。仅从民国时期的印花税就可看出统治者贪婪的赋税搜刮和广大人民所承担的沉重税负。 印花税是对因商事活动和产权、特许权转移行为等所书立或使用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是一种行为与凭证相结合的税,用购贴印花的方式缴纳税款,所以称为印花税。我国印花税正式开征始于北洋政府时期。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北洋政府参议院依据前清印花税则（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     

苏雪林与胡适的师生情

民国初年,在皖南山区一个闭塞而且相当封建的家庭里,有一位凭着“三寸金莲”的残缺之身,能够冲破重重束缚,终于成为集作家、学家、教授于一身的坛“长青树”,“五四”新化象征的新女性,她就是被台湾称为“国宝级”的学大师苏雪林教授。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廉政公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内地尚处于“文革”如火如荼阶段,而与内地一水之隔的香港,却已经开始了经济的华丽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与财富一样快速聚集的,还有欲望与罪恶.社会物质欲望的膨胀,人们拜金心态的扭曲,一点点吞食掉公平与正义的信念.加上监管措施的落后,贪腐之风渗透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贿、分赃等枉法行为逐渐变得集团化、制度化,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把一个个独立的社会个体并入其行列,日常生活里潜规则横行,“不送礼、不行贿”,则“一事无成”.     

论三国时期的"君臣之义"

在三国时期,君臣之义属于“大义”的范畴,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故当时无论是对为君之义还是对为臣之义,都有一整套规定性内容。但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一样,君臣之义在三国时期,也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军阀、权臣和野心家进行割据、篡位的手段,成为他们种种不义行为的遮羞布。     

"樂"字本义及早期樂与藥的关系

“樂”字的构形初义,即“藥”字。上古时期,乐舞是一种重要的医疗方式,因此也被冠名为“樂(藥)”,并在意义日益加强之后独占“樂(藥)”字,使“樂”字成为音乐之乐的单称。而原来的药物之“樂”,则另加一义符,成为后来的“藥”字。     

皮骨任人牛马 影形容我(土熏)箎——姚华诗雏论

(一) 姚华是清末民初诗人。他出生于贵阳,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寓居北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教学工作。史学家郑天挺教授记道:“贵筑(贵阳)姚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三十余年,向学之士莫不知有弗堂先生”(《探微集》)。早期,姚华以诗文名于世,在北京多所大学教授     

高原之莺——藏族第一位女教授邓珠拉姆讲的故事（之二）

来自四川藏区巴塘地方的邓珠拉姆老人有一个藏汉结合的家庭。就像当年跟着马帮走出大山一样,她历尽坎坷也收获成功：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个藏族女教授,桃李满天下;精通藏汉两种文字的专家学者,著作和译作颇多;当过国大代表,经历了政治洗礼。她有过一双儿女,晚年与她相伴的却是毫无血缘关系、对她孝敬有加的女儿与外孙女;而与之失散50年的亲生女儿却因一篇报道在53年后聚首于成都。     

高原之莺——藏族第一位女教授邓珠拉姆讲的故事(之一)

来自康区的邓珠拉姆老人有一个藏汉结合的家庭。就像当年跟着马帮走出大山一样,她历尽坎坷也收获成功: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个藏族女教授,桃李满天下;精通藏汉两种文字的专家学者,著作和译作颇多;当过国大代表,经历了政治洗礼。她有过一双儿女,晚年与她相伴的却是毫无血缘关系、对她孝敬有加的女儿与外孙;而与之失散50年的亲生女儿却因一篇报道在53年后聚首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