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革命发生学的新路径和新视阈——18世纪法国的政治、话语和公众舆论研究

早在旧制度末期,法国启蒙精英阶层就已意识到公众舆论在当时政治与社会中的重要影响。19世纪以来,史学家们也在不断地谈论旧制度末期的社会精神或公众舆论,希图从中找出革命的精神源流。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公众舆论才成为史学家专门关注的对象。西方学者或追踪政治话语的变化,或关注民众的日常言论,或研究旧制度下的公共交往机制,以把握该时期法国社会集体政治意识的转变状况。     

从“社会”的视角思考政治——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话语的重要转变

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人热衷于从拟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谈论人普遍享有的"自然权利"。这种思考政治的方式在法国大革命遭遇挫折后饱受批评。不少人认为,它过于抽象并且轻视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保守派、自由派,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家,大都关注历史研究,并且从"社会"的视角来思考政治,于是带有强烈历史意识的社会学说纷纷兴起。基佐把"社会状况"视为比"政治制度"更为根本的因素,他关于文明史的研究就是考察欧洲社会变迁的一次成功尝试。圣西门倡导用实证与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与社会,摒弃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回归到社会事实本身来思考政治。实证和科学的精神渗透到19世纪的各种思潮中,促成了观念与经验的互动,这一切有助于法国顺利完成政治现代化的转型。     

近代法国莱茵河“自然疆界”话语的流变(1450—1792)

"自然疆界"是近代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概念,它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兴起之时。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它以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意象为依据,并逐步取代源自中世纪的"四河之境",为法国的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17世纪,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成为某种国民意识和公共舆论,为法国向莱茵河方向的扩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在启蒙时代,它更具和平主义色彩,与国家领土空间巩固的目标颇为契合。大革命初期,它再次进入扩张主义的话语,但其理论基础在于非历史的政治理念:自由和人民自决。这一话语三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东北边疆的记忆和认知的变迁,也反映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地域实体的过程中不同理论和话语的转换与混杂;而革命时代产生的基于自由自决的民族构建论与德意志"语言论"民族认同的交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评估。     

人类早期精神文明史的美妙画卷——评《精神文明的源头和早期》

在世界史学的发展中,最早提出人类精神史概念的当属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精神风俗》。这部著作展现了人性、理性的文明史观,开创了人类精神文明史之先河,在西方的史学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中,除了传统的世界通史著作外,世界文化史或世界文明史著作不断出版,     

两面镜子里的肖像——伏尔泰与卢梭自然观的比较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是要人类承担自己的责任,摆脱外在的权威,用理智把自己从幼稚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家在"理性"这杆大旗下集结起来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激烈论争.突出表现在伏尔泰与卢梭的论争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方相信理性,并相信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而卢梭坚定地相信"激情",认为对理性的误用会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其论战充实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共同为法国政治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也为当今社会提供了精神养料。     

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出发,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初始、新航路开辟、科学革命的成功、欧洲内部思想的跨文化交流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等背景有关联。18世纪启蒙哲学家试图启迪民众心智,使之脱离被动的心态,所以他们对人性及其思维状态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还依据理性对未来社会做出展望。本文从概念史的视角,探究组成启蒙思想的子概念即宗教宽容精神、怀疑批判精神、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内涵及意义。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早已超出18世纪和欧洲范围,对这场思想运动的背景和意涵的再反思可以加深学界对人类思想史的认知。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发生了转向,苏格兰启蒙运动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它是以亚当·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理论为中心而进行的另一种启蒙。亚当·斯密改变了17世纪和18世纪一批思想家从政治的维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模式,而是从市场交换出发,论证了"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确立起了以"自利"为中心的现代道德观。在市场的观念下,"商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以市场交换作为其基础与法则。而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和目的就是实现公正,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文明和繁荣。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建立。     

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古汉语中的“社会”一词,主要指民间迎神赛会,往往与官方或儒家精英居高临下的轻蔑贬抑态度相连。来华传教士最早将society概念引入中国,使这个外来术语与“会”“社”等本土语汇之间建立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语中的“社会”(Shakai)这一近代新概念传入中国以后,又跟汉语中原有的旧式“社会”一词及其关联的经验和体验相混杂。由此生成的中国近代“社会”概念呈现了暧昧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指向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又仍然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的令人不屑、不满,甚至是不安的负面意涵。     

自下而上: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

通过挖掘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并借鉴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罗伯特.达恩顿形成了研究法国启蒙运动的独特路径——“观念的社会史”。此种研究方法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力图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追踪思想观念的传播。达恩顿认为,被研究者忽视的下层文人和地下出版物是启蒙精神与革命意识形态向社会渗透的重要载体。通过考察格拉布街文人的悲惨境遇与激进思想,勾勒传播畅销禁书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他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启蒙运动研究,并重新阐释了启蒙与革命的关联。达恩顿史学对18世纪法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影响深远,但同时也因其解释框架排除了著名哲人与经典文本而遭受批评。     

法国革命时代卢梭观的解读方法北大核心CSSCI

18世纪,卢梭在民众心目中是倡导平等与美德的哲学家、情感小说家、自然神论者,革命后,法国的卢梭观中平添激进暴力的因素。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界有激烈的左右之争,右派批评卢梭毁坏了法国的传统,为此极力阻挠1878年卢梭逝世百年和1892年共和百年的纪念仪式。但卢梭在著作中并未倡导革命,而且在他的时代,“革命”一词指的是天体运行的往返规律,尚不具有现代的政治意义。那么,如何理解卢梭与1789年法国革命的关系,以及他如何进入革命话语体系？是卢梭的思想引起了革命,还是革命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