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讨论述评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讨论述评刘振岚自从本世纪３０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经过“新思潮派”与“动力派”之间一场论战之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论断（以下简称“两半论”）即被广泛接受,稍后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     

科玄之争与近代科学思潮

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在学术界长期被贬斥成“唯心主义的大混战”。这种囿于“两军对战”框架的结论,今天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当时论战实际来看,都不免失之简单。对此,近年已有论者提出异议。本文拟选取近代科学思潮发展史的角度,对这场论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在1923年2月至11月,中国反动思想界曾发生一场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亦即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次论战的背景如何、主要内容如何以及它的性质如何,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还缺乏全面的介如。因此本文拟根据上述诸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及读者。一、论践发生的背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由“自由競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是开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正     

喋喋不休的“补课论”应当休息

近些年来,在继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时候,常有一种不和谐的噪音,即所谓中国当务之急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或谓“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在这种种“补课论”的变奏曲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歪曲历史的办法来提供所谓现实的依据。例如,这些年来,一些热衷于“补课论”的人旧话重提,利用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做文章,歪曲和模糊这场论战的性质以及已经得出的历史性结论,企图否定近     

梁实秋早年的两场笔墨官司

提起梁实秋,大家一定会想起鲁迅那篇名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杂文,想起他和鲁迅之间那场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大历史公案之一”的文坛纷争。其实除鲁迅以外,梁实秋还与许多文人墨客打过笔墨官司,只不过不如“梁鲁论战”那么广为人知罢了。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重大影响

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低潮后出现的。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论战,使人们对二三十年代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明确了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等问题。在论战中持不同观点的各方都得到了锻炼,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也逐渐深刻,尤其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的认识更加准确,指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据。     

70年论说不断的《古史辩》

本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场关于古史古书的激烈论战。对垒的双方,一方主要以《古史辩》为阵地,打出疑古辩伪的大旗,故而人称“《古史辩》学派”,一方主要以《学衡》杂志做炮台,以信古尊经为已任,故而人称“《学衡》学派”。双方枪来炮往,众人摇旗呐喊,整个文史界几乎全都卷了进去,这场笔墨官司陆陆续续打了近二十年,其余波至今未息,真称得起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涉及认识论问题和对传统文化的看法问题,当时的这场争论,应该说,不仅在学术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都有其意义。回顾这段往事,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层…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 ,是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引发的一场由对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认识而溯源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 ,人们围绕古代社会性质 ,提出了种种意见和很多问题 ,影响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古史分期讨论。论战中 ,《读书杂志》成为主要的论辩阵地 ,对推动论辩的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辩中 ,人们初步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客观上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 ,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但在尝试中 ,有得也有失 ,学者们进行了总结 ,为此后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研究 ,提供了借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后开始的。但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并不是从这时才争论起。如果向前追朔,早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这个问题就逐渐提出来了。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来认识中国的国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命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思想交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在中外(主要是中西)比较中产生的20世纪新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交锋是名副其实的论战,论战各方都在出版物上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对不同意见做出了回应。后来的两次交锋我以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论战了,掌握着政治优势的一方往往无意与不同意见者展开思想交流与平等对话。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各说各话。这样,论者之间,迄今就很难摩擦出思想的火花。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

190 2年 ,康有为深情表白 :“以我之愚 ,窃爱大中国 ,爱一统 ,若其为印度焉 ,分为众小以待灭 ,此则我之愚 ,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他以“大中国观”反对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 ,导发了一场思想大论战。通过论战 ,革命派接受了“大中国观”,清算了“民族复仇”、“满汉分治”、“特法治满”等错误主张 ,放弃了有严重负作用的“驱除鞑虏”口号 ,形成了巩固中国统一、体现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方针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创刊

南开大学承担的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隆重推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张国刚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以每期70万字,近500页的巨大篇幅,展现在史学研究的园林之中。她一面世,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纷纷赞誉,称《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是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新家园,是高境界、高水平的学术刊物,给历史学研究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在中国,现代意义的社会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随之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等…     

最早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及其与日本的关系

《孙子兵法》是一部谈兵论战、论断精辟的兵书,有着极高的声誉,被称为“兵经”、“武经”、“兵学圣典”,在中国古代兵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兵家文献,也是备受西方重视的一部军事著作。     

中苏论战“一万年”何以变成“八千年”

中苏公开论战经历了一个波折起伏的复杂变化过程。在论战的高峰时期,毛泽东先后提出了答复苏共对中共攻击“要十年规划”、“要准备论战二十五年、一万年”的打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中苏论战的重视程度。     

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是上世纪中国哲学界三次大论战中一次极其重要的论战。论战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中国乃至世界之罕见。不仅如此,而且最后竟发展到了极端残暴的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地步。现将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

1935年初,陶希圣、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强烈反响,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很多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就这次论战的基本问题作以简要的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