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基本方略 推进依法治省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青海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依法治省进程。”依法治国、依法治省方略的提出,标志着治国、治省方式的重大转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省级行政区域的具体实践,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和坚持依法治省,就是使全省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地方国家事…     

史志法立法研究初探

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深入和依法治志的大力推进,史志法立法势在必行,它的出台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实践,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地方志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地方志事业快速发展,为史志法立法提供了政治保障、理论支持、实践基础和法律支撑,立法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均已成熟。史志法立法应从立法思路上的时代性、规律性,原则上的合宪性、民主性,框架上的前瞻性、延续性和内容上的针对性、适用性进行考量,力争构筑科学的地方志法律体系。     

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为根本目的,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为内在要求,这是我们党长期实践和探索的结果,对于我国在新的起点上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切实保障法律的实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笔者着重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这三条核心内容展开论述。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正>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3](p.9))学习贯彻中共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正确理解和认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依宪治国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依宪治国是由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     

社会转型时期两代领导人的法治观的传承超越与立法的现代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的发展,可见国家领导人的法治观念对社会、法律及两者的现代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发展了毛泽东的法制思想,在法律与治国、法律与政党、法律与政策、民族与法制关系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江泽民法治观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两次用全会文件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肯定了"依法治国"的权威地位。近20多年来,中国立法的实践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正确思想理论指导下,依法治国成为社会的共识,现代法制体系已基本建立,公民的法制观念已经有了质的进步。     

编辑要把好法律术语关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法律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术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文章中,相应地,报刊上误用法律术语的事例亦频频出现。 笔者曾读过一篇消息,副标题是:“一个企业法人在法院的遭遇”,细阅全文,写的是某厂长在法院遭遇不平的事儿。既是厂长,怎能叫“法人”?看来,该文     

浅论行政执法程序法的立法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一方面要加强对法律执行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一些未触及的领域进行完善,从而真正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行政执法程序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尚不完善,加强对它的建立对于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行政机关效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浅论行政执法程序法的立法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一方面要加强对法律执行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一些未触及的领域进行完善,从而真正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行政执法程序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尚不完善,加强对它的建立对于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行政机关效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对地方志工作法治化的几点思考

笔者是一名地市级基层地方志工作者,在近十年的工作实践中,深切感受到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的现实重要性,依法治志是新时代对地方志工作的必然要求。把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运用到地方志的工作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志的有机结合,推进依法治志,是保证地方志工作长期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在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以及现有法律法规是否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地方志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等方面,仍然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实现地方志工作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以法治为保障。真正落实依法治志,必须修改完善现有地方志法律法规或者出台新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编制、职能、管理和行政执法权等方面的立法,确立新的地方志工作法规,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浅议农村治建设的障碍与对策

实现农村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立法滞后、农民素质不高、执法难等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在加快农村立法进程、提高农民素质、加大执法力度和维护执法公正等方面做出最大的势力。     

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内涵阐释与科学创新

领导干部价值观是建立在世界观、人生观和行政价值观、政党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理论基础上的。正确的领导干部价值观主要包括以人为本的理念、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民主法治观和创新发展观。研究和分析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树立正确的领导干部价值观,对于加强领导干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比较视角的中日旅游法价值取向分析

研究法的价值取向有助于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发挥、释放法的实践理性功能。我国《旅游法》按照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的要求,整合了旅游产业各要素和旅游活动全链条,构建了涵盖促进法、行政法和民事法三方面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旅游法价值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对日本旅游立法情况进行分析,并从比较视角对中日旅游法的价值取向进行探究,以期结合国外旅游立法成功的经验,探索我国《旅游法》实施中国际旅游规则、国外旅游立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最后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语境提出中国旅游法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秩序建立,权利维护,促进发展等方面。     

关于中国旅游基本法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本文讨论了旅游基本法在各国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中国旅游基本法制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提出旅游学基础理论、法学基础理论和哲学核心理论应作为指导中国旅游基本法立法工作的三大理论支柱。本文提出,中国旅游基本法应坚持五项基本立法原则,即：遵循旅游发展客观规律原则、人本主义原则、有效保护旅游各主体合法权益原则、国家对旅游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与国际通行做法保持一致原则。最后,作者就中国旅游基本法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0世纪宋代法律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宋代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上半叶成果不多,80年代以后才快速发展,在综合研究、立法研究、刑法研究、民事法研究、司法制度研究和法律献的整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已经被揭示,宋代在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然而在学术规范方面还存在问题。目前,要花精力多搞些实证研究;要借鉴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充实和拓宽宋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领域,注重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法的动态及功能研究。     

On the frontlines of the law: Legal advocacy and political protest by lawyers in contested Kashmir (Respond to this article at http://www.therai.org.uk/at/debat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le of Kashmiri lawyers working in a context of conflict, militarization and political resistance in Kashmir Valley, India. It finds that the Kashmir Bar Association, operating under conditions of state control that are maintained and legitimized through the law, constitutes an authoritative normative community and powerful institutional actor, working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Indian legal system while simultaneously supporting and maintaining solidarity with the movement for self‐determination, and contesting the legitimacy of Indian state rule. The association's decidedly moral vision of the law offer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legal imagination that draws on transnational normative frameworks and practices to challenge the legal provisions and legal failures that function to legitimize human‐rights violations taking place under conditions of militarization. As we show in this article, the recent crisis period in Kashmir has posed challenges to KBA lawyers, as they negotiate and assess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state, their place in the struggle for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promise and potency of law as a strategy for social change.     

加强反腐倡廉的法制建设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应当注重法制,发挥法律和制度对公共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功能,形成权力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运行机制,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实现用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按制度行使权力。这就要求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的法制体系,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Ireland and the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Ratification by Ireland of the 2001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will not be able to take place until after enactment of additional domestic legislation.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Ireland’s legal system. Since 1987 Ireland has had extensive legal protection for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but the jurisdictional aspects of the Convention are key to understanding why additional legislation is necessary. Issues relating to salvage law are also considered. The 2001 Convention is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of Irish policy on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探析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举措。法制建设是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基础与有力保障。自然保护地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归根到底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此政府必须提供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保障。中国现有的类型化部门立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相结合的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存在立法层级低、法制协调性不足、立法体系封闭、保护对象不明确等缺陷。考虑到自然的整体性和调整利益冲突的有效性,我们应该选择综合性框架立法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的理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