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实践中为何走向反面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为后人树立了"自由人的联合     

“原始群”概念辨正

长期以来,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史论著中,都把早期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称作“原始人群”(或“原始群”)。如《中国史稿》就是这样用的,认为“这种群体是他们的社会组织,基本的社会单位,也就是早期的人类社会”(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一册第12页)。这种流行的用法是错误的。原始群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列宁1913年12月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列宁说: 实际,抑制动物的个人主义的不是神的观念,而是原始群和原始公社(《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1页)。这里,列宁是把原始群和原始公社作为两个相     

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及器铭的几处误释

《文物》于1998年第8期发表的《徐州师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及王恺先生“印章”文,释文有多处误释。第45页图版第15印应释“朐之右尉”,误释为“昭之右尉”。因此字误释,该文误以为西汉楚国有昭县(第47页右第1行)。此字形体,可参考罗福颐《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卷四第14页“朐”字,又可见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号“朐长之印”。王先生此文亦提到该楚王陵另有“朐之左尉”印(第47页左倒9行),亦可对照。     

关于"文革"起源的一点看法

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革命化”与“现代化”的两种发展趋向的角度 ,探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段过去的历史 ,又能使我们加深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认识。一　革命化与现代化 :两种发展趋向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中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两种发展趋向 :革命化与现代化。革命化趋向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主题 ,“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 6 8页 ) 。现代化趋向则认定和平建设是社会主义的主题 …     

《宋史》勘误一则

《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 (中华书局点校本 1 977年版 ,第 4 30 8页 )载 :　　是岁 (按指熙宁九年 )…… [役钱 ]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按 :原载数字首位脱“八百”二字。《文献通考》卷一二《赋役一》 (中华书局 1 999年影印本 ,第 1 33页 )所载 ,错同《宋史》。《宋会要辑稿》 (中华书局 1 957年影印本 )食货六五之一七、六六之四○所载均为“八百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残本《永乐大典》卷七五○七《仓·常平仓》引《中书备对》 (中华书局 1 986年版 ,第 3357—3358页 )记 :“见在八百八十…     

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卷数证误

《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子部天文算法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一版,第894页,载: 圣寿万历年八卷,附律历融通四卷“八卷”误。查:《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786册,圣寿万年内容为:     

北宋官方的河神祭祀

<正>中国古代常以“五岳四渎”指代名山大川,“山之高者,莫高于岳。川之大者,莫大于渎。故言高山五岳,谓嵩岱衡华恒也,大川四渎谓江河淮济也”(杜泽逊主编：《尚书注疏汇校》卷六《禹贡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723页)。河渎神是中国古代山川神灵之一,“江、河、淮、济,实惟四渎,而河为四渎宗”(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二六《河议》,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1页),故河渎之神在众水神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继中共十六大提出和谐社会新概念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联系起来,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和对这一目标本质的认识,是我党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分析     

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

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这句话成了我们改革以前消灭私有经济的理论根据。     

读者来函

《文史精华》编辑部: 近阅贵刊《陈独秀与蔡元培》(载1998年第6期,作者张家康)一文,似有两处于史实不合,分述如下: (1)“1916年9月,蔡元培由法国回到北京”(12页)。查周天度先生《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97年第2次印刷),对此有所记述。9月1日(指1916年),蔡元培接到范源濂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促其早日启程回国的电报后,和吴玉章一道,于10月2日由马赛乘轮返国,11月8日抵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