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砦期遗存研究的几个问题

新砦期遗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新砦遗址、花地嘴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提出将新砦期遗存独立为一个新的文化——新砦文化。新砦文化的分布范围仍属于广义的豫西地区,其中分布区可暂分伊洛下游区(含郑州市区)和颍汝区两个小区;文化类型上可分为新砦类型和花地嘴类型。新砦文化的性质属于夏文化,夏文化包括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新砦期年代与性质管见

新砦期概念的提出[1]源自1979年新砦遗址的首次发掘[2],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新砦期问题的讨论,各方观点长期以来莫衷一是。1999年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3]使得这一讨论更加深入;同样被定为新砦期的花地嘴遗址的发掘[4]进一步充实了相关研究的材料。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主张新砦期作为过渡期的观点[5],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东南约２２．５公里的刘寨乡新砦村西北的台地上。（图一）１９７９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首次试掘新砦遗址。发掘者认为,新砦遗存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①。并将所认识的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提出新砦期是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期遗存②。新砦期的提出在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新砦期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的确存在,其文化性质究竟如何？一直成为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认识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乃至探讨早期夏文化…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铜器分析

正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要遗存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1979年3至4月、1999年、2000年分别对新砦遗址进行发掘,取得了新砦期文化确认的学术成果~((1))。2002年至2005年10月,对遗址继续发掘,已初步确定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城址的重要遗址~((2))。目前已知,新砦早段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1790年,新砦晚段年代约为公元前     

论新砦文化的源流及性质

正目次一新砦文化的内涵二新砦文化的来源三新砦文化的去向四新砦文化的性质新砦期遗存因1979年河南密县(今新密市)新砦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最初,发掘者认为该遗存属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遗存~([1]),但新砦期遗存是否存在并未得到确认。为探索早期夏文化,1999年北京大学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砦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确认了"新砦期"的存在~([2])。其后,学术界对"新砦期"遗存进行讨论,提出了"新砦文化"的命名~([3])。     

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

对新砦遗址的重新发掘,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三叠层,确认了新砦期的存在,再次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在当地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新砦期即使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也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新支点。     

新砦聚落考古的回顾与展望——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

经过30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新砦遗址在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研究、多学科合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不会是夏文化的上限,新砦期也不会是最早的夏文化。如果要追寻早期夏文化就必须到比新砦二期文化更早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去寻找。在新砦遗址找到了城墙、护城河、内壕、外壕以及大型建筑。新砦遗址所在的溱洧流域自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较发达的农业,仰韶文化前期,聚落得到较快的发展,仰韶文化后期,聚落分化明显加剧,到了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城址,至新砦二期终于出现了都邑性质的原始城堡,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似乎迁往它处,至东周时期再度繁荣。     

论新砦古城的性质与启时期的夏文化

新砦遗址发现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末期城和新砦二期晚段城,学者依据丁山的考证,论证新砦古城为夏启之居。我们认为关于新砦古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以有助于夏代文化与历史的深入研究。     

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

<正>目次一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二新砦遗址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和相对年代三新砦文化的分期、相对年代及其分布态势四新砦文化对相邻王湾三期文化的影响五结语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早期夏文化等重大学术问题的关键。对此,目前学术界分歧较大,主要有五种不同认识:第一,认为新砦遗存属王湾三期文化的晚期遗存~([1]);第二,认为新砦遗存是从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遗     

新砦期农业经济研究——花地嘴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新砦期是龙山向二里头时代转变的过渡时期。目前有关新砦期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如新密新砦和郑州东赵遗址的植物遗存研究成果业已公开发表。本文以介绍花地嘴遗址浮选结果为切入点,结合新砦和东赵遗址的研究成果,系统分析了中原腹地郑州地区新砦期的农业经济特点。这对观察过渡时期中原腹地农业经济与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应比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为晚

本认为,河南龙山化晚期为夏代早期化,二里头化第一期为后羿、寒浞代夏以后的物质化,新砦期二里头化的发现既填补了两之间的空隙,也证实二里头化第一期非为夏代化的初始。     

学风濯濯 学史昭昭——例正方酉生教授谪难

方酉生教授在《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发表的《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兼评〈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一文,其中“兼评”部分因言之无据、有违事理而多属不确之辞。     

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兼评《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

新砦期二里头化或新砦二期遗存,是晚于河南龙山化晚期、早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一种中间过渡遗存,它填补了两之间的空白,使两联系起来。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夏代纪年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主要来源于当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并可进一步区分为早晚两段和划分类型。新砦期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称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新紫型。二里头文化一期是夏文化早期遗存。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

2003年秋,通过对新砦遗址东城墙的解剖,可知龙山文化时期将原已存在的自然沟填平修建城墙,外侧扩建护城河。新砦期早段,修整龙山晚期城墙,并在此基础上夯筑早段城墙。新砦期晚段,城墙向外扩展并得以新建,同时向外扩建了新的护城河。新砦期晚段的城墙和护城河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     

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

一、有关饕餮纹的资料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２月,在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李伯谦先生的倡议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进行了试掘（请参阅本期简报①）,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收获。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Ｔ１Ｈ２４中发现了一件刻有饕餮纹的陶器盖（编号为９９ＨＸＸＴ１Ｈ２４∶１）,其虽然已残,但饕餮纹面部几乎可以复原。（图一,１、２）由于我们认为其在相关问题的探讨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不惜冒小题大作之嫌特将其结合相关材料,单独列文讨论,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该陶器…     

An Isotopic Perspective on Animal Husbandry at the Xinzhai Site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Legendary Xia Dynasty (2070–1600 BC)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the early Xia Dynasty site of Xinzhai (2050 BC–1750 BC) with large archaeological features and exquisite artifacts of jade and copper is pivotal for probing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Here, stable isotope ratios analysis, supplemented by zooarchaeological result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loi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nimals utilised by humans.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a diverse pattern of animal raising and exploitation was present at the Xinzhai site. The domestic pigs were fed with substantial amounts of millets or their byproducts to guarantee a food source for the dietary demands of the humans. Dogs were also found to have consumed large amounts of C₄ protein sources, likely in the form of human food scraps or leftovers. The domestic herbivores, sheep and cattle, showed different dietary characteristics in that the former mainly grazed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ile the latter species were fed with large amounts of C₄ products. This intra‐species variation was somewhat related to their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ut seems to have been more determined by their different status in social and ritual activities. Thus, this research at Xinzhai provides a glimpse of the organisation of animal resources during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Copyright © 2015 John Wiley & Sons, Ltd.     

浅议新砦残器盖纹饰的复原

本文对新砦遗址出土的残器盖纹饰的复原,其结果与台北故宫所藏鹰纹圭上的高羽冠神像非常相似。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探讨二里头文化铜牌饰乃至商周青铜器较常见的“高羽冠饕餮纹” 的渊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