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如果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问题,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史学经历了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过程。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可以进一步深化史学史的研究。     

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

我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我国史学的特点是: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传世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性;重视人事、重视经世致用的社会性。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近年来我国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造诣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关注史学发展趋势,关注有倾向性的史学现象,促进中国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指导和推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同时,高度重视发挥史学研究的作用,推动着中国当代史学理论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史学研究以史鉴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简析经世史学思想的嬗变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因此,中国历代史家多好以治史致用、治史明理、明治国安邦之理为己任,将经世致用奉为最高使命,并将其付诸实践。本文拟按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对史学的经世思想进行阐释。 一、传统史学的劝惩鉴戒功能 从夏、商、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史学被誉为兴盛不衰的“显学”,受到了历代君主帝王的高度赏识。它之所以这样兴旺发达,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它能…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孙中山与史学

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孙中山先生,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从历史知识中汲取精神养料。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把史论政论结合起来,作为宣传革命、进行革命、思考中国历史前途及统一大势的借鉴。孙中山注意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对中国史学传统作出新的阐释,使史学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展现半个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真实画卷--读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是中国史学在新社会的条件下继续发扬悠久传统的50年,是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努力探索新史学发展道路的50年,也是中国史学克服社会环境的干扰,从严重的灾难中解脱并逐步走向健康发展道路的50年.     

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学术的现代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而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真正对叠则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艰难历程中,这一时期的史学期刊则对中国学术的重镇——史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动向得以大量绍介;史学期刊某种程度上还梳理了民国史学的学理,推动了中国史学走上综合融创之路;同时史学期刊为培养新型专业史学研究队伍、提供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以及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等。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也走过了30个年头。今年我们已刊登了多篇文章,对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和发展进行了回顾、对未来进行了展望。这一期我们又组织了3篇文章,分别从史学理论学科建设、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发展多样性等方面进行回顾。这些文章从某一视角对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     

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 --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

作为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的新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史学史表明,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是历史学者史家主体意识的鲜明而集中的体现。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

由于古典学术传统中对历史与传记在体裁上的区分,奈波斯、普鲁塔克的传记往往被视为不具备史学性质的作品,而在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对色诺芬、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比较显示,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成果实际上代表了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传记文学向传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在传记作品的史学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贡献理应得到当代史学家们更多的重视。     

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口述史学在我国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一方面,目前它的发展存在着理论性研究薄弱、学科定位不明以及易受质疑、常遭误解等问题,另一方面,悠久的治史传统和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以及共和国独特的历史进程,也为其学科建设和研究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略论钱谦益对明代史学的认识

钱谦益指出记注制度缺失、实录流布民间以及官方对本朝重大事件记载失实是造成明代"三史"舛驳的原因。他批评师心自用的俗学,直陈史学界存在的三种谬误,倡导恢复尊经重道、严谨求实的治史传统。钱谦益既效仿郑晓和王世贞辩证明代史事的治学路向,又批评并纠正了两人不少谬误。     

The Emergence of a Story Space

For centuries, the Club War, a popular uprising on Finnish territory in the 1590s, constituted a minor side story in Swedish royal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Napoleonic Wars, it was quickly appropriated as one of the most canonical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emerging Finnish national histor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Club War in early 19th-century Finnish historical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trace its interpretive tradition backwards in time, across established borders of national historiographies, in a thematic, transtempor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The paper will discuss eight pieces of Swedish and Finnish history writing from 1620 to 1860, focusing on the storylines, attributes attached to the protagonists, and historical agency allocated to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gainst a backdrop of sources available within each context of writing, in order to pinpoint and analyse moments when the story space of the event altered. The article will demonstrate that textual traditions of regions that formerly belonged to multi-ethnic or conglomerate states provid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material for transtemporal historiography. Through this case study,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Swedish and Finnish historiography of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hould be studied as one, entangled, textual culture.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 --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

以往中国历史学轰轰烈烈的专题讨论,不仅凝聚了史学界的绝大部分精力,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系统。它决定着中国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前的史学学术转型无论如何不可能回避这些旧课题。从史学学科体系的角度看,改造旧课题,将其转换成为新课题,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史学学术转型的突破口。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评章学诚的史学史观念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史学史”的概念和学科体系的创建是 2 0世纪初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但是 ,中国史家的史学史观念却由来已久 ,而且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 ,史学史观念的内涵也逐步丰富与深刻。本文初步考察了 1 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的史学史观念 ,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中国史学史之史的重视。     

北朝民族史撰述的发展

在中国史学史上,北朝的民族史撰述有了进一步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以邓渊、崔浩史学活动为代表的民族史撰述奠基阶段;第二,以李彪、崔鸿、郦道元为代表的民族史撰述走向繁荣阶段;第三,以魏收为代表的民族史撰述趋于成熟阶段。它们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而且自觉、有力地推动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认同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