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蜀郡西工造”的考古学论述

蜀郡工官是汉朝中央政府设立的著名工官之一。蜀郡西工是一处以制造漆器为主、同时制造铜器和少量钢铁兵器的综合性工官,兴盛于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有着细致的生产分工和严格的监督管理体系,其产品主要供给宫廷和皇室成员。     

铭文所见西汉诸侯王器物的生产机构——兼论西汉工官的设置与管理

西汉诸侯王器物的生产机构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对汉代诸侯国器物铭文中标记的生产者的分析,尤其是对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漆器上"南工官"铭记的解读可知:西汉前期,诸侯国所用器物的生产机构既有专设的府库,又有中央工官;西汉中期,诸侯国仍有府库自造器的情况,而同时还出现了郡国工官,这类地方工官虽曾短暂地转归大司农管辖,但基本上仍以郡国控制为主;西汉晚期,明确为王国府库生产器物的情况基本消失,诸侯用器多转由铜官或工官制造。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研究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纹饰均以云气纹为主,或辅以三角锯齿纹,器表鎏金。其始现于西汉中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达到顶峰,之后衰亡。其使用对象为王侯一级。纹饰的高度一致,反映了其制作地的唯一性。据铭文可知,蜀郡西工制作此类器物,因此,推断此类刻纹铜器是蜀郡西工的产品,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滇系刻纹铜器。     

海昏侯墓“李具”铭对鸟纹耳杯产地及相关问题探讨

据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最新整理与分类成果报道,整理出完好的“李具”铭对鸟纹漆耳杯248件。本文拟对海昏侯墓出土漆器铭文、签牌与产地问题展开讨论;对汉廷中央工官造对鸟纹耳杯的器形和纹饰发展序列进行分析,追溯对鸟纹的源与流,厘清“李具”杯在中央工官造产品发展序列中所处的位置,讨论它在漆器生产机构、制作产地和年代分期上的意义和作用;分析中央工官造漆器对地方工官制作的影响,以求证于大家。     

宁夏固原市北塬东汉墓

1999～2000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固原市北塬的两座东汉墓进行发掘。两座墓均为带斜坡墓道、前室穹隆顶、后室券顶的多室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铅釉陶器、铜器、骨器、玉器、琉璃器和钱币等,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看,M1的时代为东汉早期偏晚,M5的时代为东汉中期,墓主可能为地方豪强。     

楚地南缘战国铜器的技术与传统

本文对郴州地区战国铜器的冶金分析进行系统介绍。根据成分和金相组织分析,郴州地区铜器的合金与制作技术与楚地其他已有资料显示出较高一致性。同时若干铜器的制作也有不同于以往同类铜器分析之特点。本文指出,分析结果不单丰富了对战国时期楚式铜器制作工艺的认识,楚地不同区域铜工业的地方特点也值得再进一步探索。     

河南新郑市文化路汉墓发掘简报

2004年,为配合新郑市天燃气管道施工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了位于市区文化路中段的2座汉墓。其中M2保存较为完好,并出土了19件铜器和陶器,其年代应为东汉早期。这2座墓葬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新郑市的汉墓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黄河流域早期铜器演进初探

黄河流域是中国早期铜器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区域,早期铜器的演进受社会复杂化程度制约。在文明化进程的视野下,本文通过用铜遗存的考古信息与社会经济背景,将黄河流域早期铜器的演进分为早期用铜的萌芽、发展初期及区域化特征形成三个阶段,初步阐释铜制品从出现到规模化使用的过程。人群流动、定居农业、手工业生产、城市与权力的集中是影响黄河流域早期铜器演进模式的重要因素。大体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400年的文明进程中,黄河上游铜器的制作与使用具有相似的风格及开放共融的特征,而黄河中下游地区防御性城市与权力的发展,推动了铜器技术与社会功用的本土化转变。     

祥云地区出土铜器pXRF成分分析——昆明夷铜器工艺类型初探

为探究滇西地区青铜文化及相关铜器的制作技术,本研究使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p XRF)对滇西祥云县大波那墓地、检村石棺墓和红土坡古墓群出土357件铜器进行了成分分析。结果表明,p XRF可在无损、原位的情况下,基本做到铜器合金成分的定量分析。铜器材质均以红铜和锡青铜为主,铅锡青铜和砷铜居少量。三处墓地铜器Sn、Pb配比模式高度一致。铜矛、铜剑等兵器中出现少量高锡青铜。这些现象反映出祥云地区各时期铜器的制作工艺高度一致,可称之为昆明夷铜器工艺类型。大波那墓地铜器基本不含铁,其余墓地存在较多高铁铜器,大波那地区的先民应该采用了不同的冶炼技术。砷铜全部出自红土坡古墓群,初步推测晚期墓葬出现的砷铜乃至砷铜工艺很可能是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由西北地区传入祥云地区的。     

春秋战国建筑构建装饰艺术

春秋时期由早期的郑国小霸到中期齐桓王称霸再到后来吴越兴起,吴国牵制楚国,三国分晋,等级森严的分邦建国制日渐遭到破坏,之后战国各国混战,最后秦国统一中原,由“政在诸侯”变化为“政在家门”,在各地都出现了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由此而逐渐形成了“礼崩乐坏”时局。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 文化繁荣 , 社会思想随之愈加开放 , 推动了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人们重视建筑的发展 , 甚至制定了规范的工官制度,因此建筑构件的装饰不论是题材还是种类都逐渐丰富。建筑装饰作为容纳人文和政治、经济以及历史的物质载体 , 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建筑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青铜瓶考识——以包山楚墓出土的“直颈平肩器”为中心

瓶是常见于先秦至汉代文献中的一种器物,出土青铜器中也有若干自名或者被学者定名为"瓶"的文物,但是这些器物要么名不符实,要么形制特殊,并未呈现出有规律的形制特征。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青铜直颈平肩器,为解决"瓶"的定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从器物的形态、功用以及在墓葬中的组合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证明该类器物应该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瓶"。这种青铜瓶目前所见有16件左右,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西汉早期以后,青铜质地的瓶走向了消亡,汉代的瓶多以陶质为主,为生活实用器,往往与井、灶等配套出土。另外青铜瓶在青铜礼器中的地位很高,其在形制上与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蒜头壶、青铜锺、投壶、等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高句丽青铜器及冶铸遗物的检测分析与探讨

高句丽为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前37年(汉建昭二年)建都至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灭亡,经历七百余年。多年来,考古发掘出土了高句丽时期的青铜容器、兵器、青铜铃等多种类型的器物。对于高句丽铜器、青铜器展开了一系列器物类型学的考证。而高句丽人是否拥有独立的铜冶炼以及加工的能力,一直是考古学家和冶金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以科技手段揭示冶铸遗物及铜器、青铜器的内涵,对于探讨高句丽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状况及高句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洛阳发现两件西汉有铭铜弩机及其相关问题

洛阳近年先后发现两件刻铭的西汉铜弩机,均由河内工官■监造,颇为罕见。这为研究西汉弩机的形制、铸造管理情况及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水平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铜鏂小考

文章主要从命名、形制和演变等几方面对铜鏂进行了初步探讨,由于鏂的形制不同于碗、簋或豆,故其名称也不同。鏂主要流行于两汉时期,早期为深腹、矮圈足,后逐渐深变为高圈足、浅腹。出土器物组合及文献均说明鏂应为盛器。文未对瓯的形制及用途也稍作说明。     

西周金文“佃人”身份考

西周铜器铭刻资料中习见的"佃人"一词,是指隶属于王朝或依附于贵族家族的农业人口,属于庶民阶层,而非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甸师"、"甸人"与"田畯"之类的官师。这些"佃人",有他们自己的包括土地、生产工具和家畜在内的私产。他们在农官或私臣的带领和监督下,以耕作"公田"的劳役为形式,服务于大大小小的贵族阶层,受各级统治者的剥削。通过各方面的比较,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当时的"仆庸"颇为相近,故"佃人"一词很可能就是"仆庸"的异称。     

清代社会变动和京师居住格局的演变

对于清初统治者强迫原居京师内城的汉官、商民迁出事,以往缺乏细致研究而令人心存疑惑。以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限时将六、七十万人迁出迁入,实在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它又发生在京师。然在仔细搜求史料后,可知此事确曾严厉实施,并形成旗人居内城,汉官、商民居外城和城郊的基本居住格局。进一步追索,可发现当统治者完成迁居之时,现实又使其向相反方面行进,汉官、商民重新被吸引进入内城,这说明人为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文章梳理成四个题目进行讨论:一、统治者强制京师汉族官民迁离内城;二、汉官重返内城居住;三、汉族商民进入内城和旗民混居局面的出现;四、城居旗人不断迁出城外。文章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亦有笔者的新资料和新探索。     

河南方城县平高台遗址汉墓发掘简报

2005年4～12月,作为首批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控制性文物保护项目之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南阳市方城县平高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发掘所见文化遗存以龙山文化、汉代文化遗存为主,其中发掘西区发现6座汉代小型墓葬,保存较好,均未被盗,随葬品组合完整,时代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至新莽时期,为研究南阳地区汉代中小型墓葬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古印中一枝奇葩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汉印

汉铜印以其规范模式、艺术成就与风格奠定其历史地位。汉官印字是一种从篆书向隶书过渡。汉官印的特色：严谨中见生动、规矩中见流畅,自有刚毅雄强之气。汉私印则形式自由,款式灵活,丰富多样,印幅面较小,制作精细。从这些古印中可窥测到汉代铜印艺术特色与风格。     

Microscopic study of Chinese bronze casting moulds from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Piece mould casting technology, as a hall mark of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during the Bronze Age, has attracted scholars' interest globally. Bronze ritual vessels found in this area were produced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generally cast with the moulds composed of three or more sections. This enormous industry certainly required workers to have ha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every single cast. Mould making technology was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parts. This research looks into the microstructure of bronze casting moulds of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which was a rarely studied topic in previous research.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local pottery, it is shown that casting moulds in this period were produced with quite specialized sand-rich material, and clay was only a minor component. It is then discussed how this unique material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bronze casting process and how this technology was integrated as a crucial part of the Chinese bronze casting system. These analyses might be able to portray mould makers in the ancient bronze foundries as a group of specialized people with their own tradition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