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罗马教廷通使问题再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鉴于罗马教廷在国际调和中的角色,决定借助与教廷通使,在战后和会中占据有利位置,进而制衡日本。法国获悉通使事后,托辞此事有违中法《天津条约》保教权条款,且教廷存在亲德嫌疑,试图强行阻挡通使。英、美、日等协约国集团成员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积极附和法国,逼迫北京政府暂缓乃至取消通使。在法国的催逼和协约国成员的附和之下,北京政府为了避免开罪法国,顺利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在交涉过程中步步退让,导致通使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此次通使的失败,昭示着北京政府联合教廷制衡日本外交策略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处境的预演。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对外扩张与东亚格局之变动——以华盛顿体系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大正天佑",借对德宣战之机,迅速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并企图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法理"上的认可,巩固在华"特殊权益"。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未能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远东的竞争加剧。1921年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确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形成了主导远东国际关系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在与列强的"协调"中求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从而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实现对外扩张的梦想。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告别华盛顿体系,开始实施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沙俄等列强与中国参战（二）——俄国外交文书选译

此电已抄转巴黎。尊电第5794号敬悉。日本大使馆公然敌视的态度愈来愈强烈。格雷认为,在接到日本答复以前,在北京采取行动注定要失败,并使人感到极为难堪。他以坚定的口吻向康邦和我说明了这一点,要改变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他对库朋斯齐可能单独行动感到极为不安。     

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

新中国的领导者虽然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战略概念,但多半是选择国际战略概念表达其对外交政策方针的思考。在学术界,使用国际战略概念研究中国外交也已成为主流。因此,在新中国外交史的演变中把握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阶段,在梳理新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战略语义和语境的基础上体会国际战略概念,有助于推进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研究的规范化和新中国外交研究的系统化,增强中国的外交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的思想深度。     

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

近年来,日本的右翼团体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活动日益猖撅,每每在历史问题上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日本的右翼势力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究竟由哪些人组成,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对于日本政治外交和国家发展方向,对中日关系和亚太地区和平,将可能造成何种影响?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本将就此做一简要的历史回顾和分析介绍。     

邓小平与80年代中国对美外交战略的调整

1982年,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和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不断变动的国际局势,逐步提出和制定了新时期的中国对美对外战略,从而使中国外交把握住了历史的主动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葛剑雄先生在其所作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一中(见《学术批评网》),谈到“革”高潮中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国做生意而发财的事。这位日本小商人人中国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其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比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也毫不逊色。     

民国北京政府海界划分问题考察 ——以海界委员会为中心

1921年,在海军部的推动下,民国北京政府设立海界委员会,讨论海界划定及海界相关事项。海界委员会就海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海界划分的原则与方法、各种海域的具体勘划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海界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民国北京政府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海界的重要性。此次海界讨论虽未直接促成民国北京政府颁布领海界线法令,但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海界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会议机构,存在一些局限。     

两张老照片

《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结缘南斯拉夫》,并登载了几张照片,其中第22页上的《彭真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的照片,由于我的疏忽,错误地提供了彭真同志于1965年率团访问印尼的照片。为此仅向编辑部和广大读者表示歉意。最近返京后,我找出了1957年1月彭真同志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同铁托总统合影的照片。(见44页照片)现提供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如蒙刊用,不胜感激。照片上的人物是:前排从左至右:周叔弢、胡子昂、章伯钧、李济深、彭真、铁托、区棠亮、某某、乐松生、唐贤耀。后排从左至右:武新宇、阎明复、唐建…     

试论春秋时期朝聘的特点

本描述了春秋时期朝聘的特点。其制形成于西周,形式多样化,对象简单化,方向单向化,时间不定化,发展是阶段性。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社会的缩影。     

略论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早期思想背景（1919—1952）

杜勒斯的对苏战略构想和政策主张与其早期经历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杜勒斯对苏战略观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他早年形成的“和平变革”论,其思想根源包括在冷战初期即已基本定型的苏联观,即他对苏联“挑战”的性质、对外目标与手段、战略上的优势和弱点等问题的基本判断。联系这个思想背景,可以从杜勒斯令人目眩的多种表象背后,看到一条清晰而又前后连贯的政策思路。可以说,杜勒斯的对苏战略构想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以贯之的,其逻辑顺序可以概括为“共处—竞争—高压—变革”。     

论民初黄兴的民生主张及思想

黄兴是肇建民国的功臣,辛亥革命后思想发生变化,脱离军界,转入保帮建国,发表大量涉及实业救国的思想,提倡实业救国。本乃就其思想之产业、观点及历史定位作出初步探讨,认为其核心是“民生”,基点是爱国、保帮、求富和社会革命。     

中国的政治地理环境分析及外交对策探讨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当今中国的政治地理环境特点,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亚太地区的枢纽位置,海陆邻国众多,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潜在性的不稳定因素较多,政治地理环境比较严峻。鉴于这种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和中国目前的国力等实际情况,提出了因势利导、放眼未来的外交方略与对策,即理智而妥善地处理好中美关系,积极争取欧洲、转化美国,立足亚太"舞台",发挥大国作用。认为当今中国迫切需要的是继续争取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坚持不懈地走强国之路。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的“紫石英”号事件,可被视为英国炮舰外交在中国的彻底终结。但是,这一事件却未必是炮舰外交的产物。英国此时既无在中国推行炮舰外交的实力,也无推行炮舰外交的故意。事件发生后,经过数日的观察分析,中英双方都得出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的正确判断。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却历尽艰难。一开始双方在谈判级别和谈判内容上便分歧严重,纠缠了很长时间。究其原因,要害乃在于英方是否准备对事件做出道歉。6月下旬,中共做出一定让步,谈判出现一丝曙光,但这一曙光转瞬即逝。尽管英方曾为谈判解决事件继续做出一些努力和尝试,但由于它拒绝认错,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无奈之中,英国人选择了乘黑夜逃遁的下策。以往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史实讹误,需加以订正。从史料来看,英国政府绝无在谈判中正式认错道歉的可能,英舰的逃跑倒是为僵持不下的谈判做出了另类的了结。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宗教外交

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利用宗教国际性的特点,广泛进行民间外交,揭露日本的反华宣传,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试论安福国会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与应对

在巴黎和会开幕之前,安福国会最重要的反应是提出外交议案,内容涵盖和会筹备与中国外交目标。巴黎和会召开之后,国会关注的内容包括和会应对策略、对日外交与山东问题等。从方式来看,分为立法与行政监督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指国会议员提出与和会外交有关的提议案、建议案,提交委员会与院会议决后咨送政府。后者则是通过质询权、弹劾权与查办权的行使,监督政府的外交活动。国会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表现,除外来舆论压力因素之外,还与其维护派系与自身利益有关,突出表现为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从实际成效来看,国会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不过在制度形式上,其表现可以视为近代中国议会外交的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