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屯戍生活中的古典人道精神

汉代屯戍组织中的吏卒间社会地位相对平等 ,并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吏卒的生命健康得到足够重视 ,戍卒享有良好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屯戍组织内部有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 ,劳动强度也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吏卒的感情生活得到尊重 ,家属居署不受限制 ,并享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家人生老病死 ,吏卒可以依法告假回乡探视 ,体现了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     

汉代物价考(二)——以汉简为中心

目前出土的汉代竹简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当时物价方面的史料,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1]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主要还针对其中某一批竹简进行研究,对于汉简中物价资料系统的整理则还比较少见.在此,我们试图通过综合各批竹简中原始资料,尽可能多、并准确的复原当时社会的物价变化情况,以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之参考.     

汉代西北边地物价考（一）——以汉简为中心

目前出土的汉代竹简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当时物价方面的史料。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主要针对其中某一批竹简进行研究,对于汉简中物价资料系统的整理则还比较少见。在此,我们试图通过综合各批竹简中原始资料,尽可能多、并准确地复原当时社会的物价变化情况,以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之参考。     

论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以敦煌悬泉置汉简为考察中心

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主要包括置传马的饲料供应与人的传食供应两大类,置传马的饲料包括茭、粟、麦、穬麦等,人的传食供应主要是粟、米、酱等,地位较高的客人还供给肉、羊、鸡、鱼、酒等,其供给量大多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传食主要来自县、郡、亭及其他置,供给对象一方面是传马,一方面是地方、中央官属、出征将领及随行人员、外国客人、少数民族头领等人.     

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

两汉时期,随着河西屯田事业的发展,不仅由官府组织修建了一系列水利灌溉工程,而且还有民间开挖的灌溉渠道。河西的水利工程规模较大,并已形成分布有序的灌溉网络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内地一样,河西各地也设有“都水官”和“河渠卒”,但他们在受中央大司农和地方郡县管理的同时,还与当地的军事防御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还受到郡都尉的节制。     

汉代甘肃河西地区农作物浅述——以历代出土汉简为例

甘肃河西地区,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从中亚进入中国境内,经河西走廊,入宁夏而达西安。可以说,河西地区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历代出土汉简为例,简述了汉代甘肃河西地区农作物的种植情况。     

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以汉代“劫质”案例考察为中心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     

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探析——以悬泉汉简为中心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时期,从传世典籍和出土简牍记载来看,主要有蝗灾、沙尘暴、地震、风灾、干旱五种自然灾害。本文通过以分析上灾害,得到一些启示,以期对今天的防灾、减灾有所借鉴。     

灾害危机中的政治重塑与吏治振兴——以汉代为中心的考察

在灾异说理论化的两汉时代,自然灾害和异象被赋予了政治和人事的内涵,灾异的剧烈和频繁,常常使汉王朝陷于灾害危机和政治文化危机之中.汉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政权的长治久安,通过帝王自谴、纳谏求言及拔擢贤良等务虚策略和反贪崇廉、加强考课、申饬官吏履行职责、严厉惩处救灾失职官员等吏治振兴之举,进行政治重塑以挽救危机.实际上...     

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

清代河西走廊在水利开发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一些不足与积弊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水规不尽完善、水官徇私舞弊、奸民乱法违规、水规执行不力、水利技术落后、森林破坏水源日稀等。诸多积弊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河西走廊水利事业的发展。     

以汉代墓葬为例解读中国古代墓葬性质

墓葬是安置死者遗体的特殊建筑,是我们了解古代丧葬思想的重要媒介。汉代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本文主要以汉代墓葬为例,就如何真实客观地释读墓葬信息进行探讨,论证了古代墓葬的诸多性质,如神圣性、象征性、礼仪性、等级性、安全性、时代性,并希望通过以上论证,解析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演变的根源。     

河西古代的土贡——以史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汉唐以来河西作为西北重要的战略经济区,也是中央政府土贡方物的主要贡纳地。土贡包括食品饮品、日用品、药材、矿物原料4大类20多种,涉及河西民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土贡一定程度上在体现河西经济的优势和特色的同时,也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水平。     

汉代铜镜铸造技术相关问题研究——以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为例

汉代是铜镜繁荣兴盛时期,但由于此前铸镜相关遗迹发现较少,汉镜铸造技术的相关研究受到很大影响。20世纪末以来,临淄齐国故城大量汉代镜范及铸镜作坊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汉镜铸造技术打开了新局面。本文拟以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为例,对汉代镜范的材质与制法、浇铸技术、铸件加工等问题进行梳理,希望对汉代铜镜铸造技术研究有所帮助。     

战时军粮谁承担?——以国统区叶集军粮案为中心的探讨

军粮在战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42年初的叶集军粮案,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国民政府的军粮征购如何在乡镇层级落地。考察叶集军粮案的意义,在于从个案入手,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粮征购之经纬。更为重要的是,叶集军粮案给我们以深入历史细节的认知机会。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叶集军粮的主要承担者,还是镇上有资本、有土地的商家。这一案件提醒我们:国民政府向富裕大户征粮的初衷或遭到抵制与转嫁,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或有偏差,但军粮征购欲收持久、稳定之成效,需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方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青岛市城阳区出土汉代铜镜研究——以青岛市城阳区汉墓出土铜镜为例

汉代铜镜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青岛市城阳区古庙汉墓、文阳路汉墓、后桃林汉墓、玉皇岭汉墓出土的汉代铜镜数量可观、种类丰富,由这批铜镜可一窥当时古不其城的社会发展状况,乃至西汉中期到晚期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城阳区在汉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情况,对研究城阳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试论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以不同场景变换为视角

在汉代西南夷史料中,史家对该地区人群进行了有意识的划分,形成了许多与夷有关的人群称谓。其中,在不同的场景与语境下,夷之内涵与所指代的人群是各不相同的。在巴蜀徼外,所有非汉部族被泛称为西南夷;以西南夷各郡边徼为界,西南夷又被划分为徼外蛮夷与各郡郡夷;在政治场景中,徼内夷被统称为汉人,夷用来特指徼外人群;在族类、文化对比的场景中,徼内、外非汉族群均被视为夷,只有徼内汉族民众才被称为汉人;在夷汉、民夷及夷民等称呼中,夷均指代塞徼内之蛮夷。不同的是,在夷汉、民夷称呼中,夷与民是两种相互区别的群体,而在某些夷民称谓中,夷本身也被视为汉朝之民。     

汉代釉陶玩具俑考证——以西安、洛阳地区出土微型釉陶俑为例

西安、洛阳及邻近地区的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墓葬及遗址中出土一种微型釉陶俑,种类较多,制作精良,小巧玲珑,具有极高的观赏性。本文通过梳理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资料,从出土墓葬形制、同出器物及文献记载分析此类微型釉陶俑性质,认为其即为汉代的釉陶儿童玩具,是汉代儿童玩具的一个组成部分。     

释居延汉简兵簿中的“蜚”——兼论汉代弩机部件之名称

弩,汉代五兵之一,作为杀伤力极强的远射武器．历来是农耕步兵对抗游牧骑兵的尖锐利器。金属弩机利用机械联动的原理,在将弓弦后拉的储备势能向推动矢箭飞行的前进动能的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枢机作用。前人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对汉代弩机进行了充分细致的研究,但笔者在学习之余依然感到尚有课题需要解决。     

浅谈古玉鉴赏的艺术——以汉代螭纹玉器鉴赏为例

中国自古崇尚“玉”,并且是世界上发现古玉最多的国家,玉文化在中国绵延7000年,至今魅力不减,生命力越来越旺盛,不能不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古人不仅认识到了玉的致密温润,且赋予了玉更为特殊的意义,寄托了人们虔诚的信仰、精神的追求和艺术的情怀。 当今古玉研究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古玉器的鉴赏。民间的收藏,越来越多,而且大部分是伪作。如果是真正的古玉珍品被定为赝品,让文化埋没了,则十分可惜。古玉鉴赏不仅仅是辨证故宫博物院或各省文物馆的既存玉器,面对没有出土报告,没有任何资料,来历不明的传世古玉器,我们不仅要去断代,还要辨认它戢真、伪、好、坏、这,才叫鉴赏。因此,我们应该把好古玉鉴赏这到关!而究竞什么是古玉鉴赏？如何正确的鉴赏古玉？正如本文的标题。本文以汉代螭纹玉器的鉴赏为例。通过对螭纹玉器彤制艺术风格、琢玉工艺、玉材审美的研究,论述了古玉鉴赏活动是审美的艺术,是一门领略、验证、筛选和评估的艺术。是对古玉器上微妙的种种印象或区别的感悟。     

晚清海盗述论——以《申报》为中心

本文利用《申报》资料,勾勒晚清海盗的基本情况,以期丰富与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晚清时段各地均有海盗出没,他们横行海上,杀人越货,绑票勒赎,有时还上岸抢劫,对抗官兵,导致商旅裹足,外国插手,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官府与民间分别采取各种对策以应对,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根治海盗依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