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历史的诠释

围绕历史,从古至今评述和探讨颇多。本文试图从对历史概念的传统界定展开,通过对历史诠释的主要载体——历史著述、历史学、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叙述,重点阐释历史诠释过程中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     

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

我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我国史学的特点是: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传世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性;重视人事、重视经世致用的社会性。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近年来我国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造诣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关注史学发展趋势,关注有倾向性的史学现象,促进中国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试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是柯林武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共同构成了其历史哲学的两大支柱。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命题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只有把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个命题出发,本文以历史是历史学家依照现在的证据对过去的推论这一观点,论证了历史的观念性和现实性;以"我"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为基础,论证了思想史与史学史的同一,表明了历史的主体性和思想性,进而论证了历史重演论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从历史的概念出发,以反思为中介,论证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先验性和辩证性;最后,结合当下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表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一命题蕴含的思想资源和认识论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史学理论界对历史编纂和学术史的重视。     

试论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与审美之维

安克斯密特是当代西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史学理论家。在史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他提出历史经验概念,实现了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向。安克斯密特关于崇高的历史经验的探索和思考,有可商榷之处,①但他从新的维度探讨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的发生,开启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及历史写作实践的发展趋向,值得重视。     

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浅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客观性"是历史学科独立的基础,但是历史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有所不同。由于历史活动中必须要有人的参与,历史研究是关于人类的活动历史研究。这样就无法完全的排除主观性的的存在。但是历史研究过程中要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鉴别运用,在历史叙述中保持客观公正,对史学思潮辩证对待,提出合理的历史解释。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研究中应该持有的学术的良知和史学技艺。     

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 ,五六十年代时曾有相当热烈的讨论。改革开放初期 ,史学界又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 ,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深入。得益于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近 2 0年来的发展和进步 ,使我们今天有可能从新的高度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对于涉及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再做反省和研究 ,已经重新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本刊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在去年 11月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这里发表的是会后我们约请部分学者撰写的笔谈。我们欢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积极参与讨论 ,以促进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     

过去之未来:历史、记忆与历史撰述的伦理职责

本文首先分析了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特征及其兴起的原因,并对各种试图对这一转向作出修正的理论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些修正理论强调了历史中个体的经验和能动性,进而为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哲学和理论基础。记忆研究的兴起,向史学家提出了方法论、史学编纂和伦理上的新要求,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概念。而将记忆与创伤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则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事实"和"真相"等概念。如何将历史、记忆与伦理整合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史学编纂模式中,依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和存在争议的问题。     

历史类展览中的叙事: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

叙事是当代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尤其关注过去如何被表现出来并为大众所理解。近年来博物馆学也在进行某种"叙事转向",博物馆的历史类展览可被视为一种叙事,同样为大众提供理解过去的途径。但历史类展览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深入研究,当代史学理论可为之提供思路。由此出发,不仅要重视展览本身,也要重视博物馆作为一个空间的配合作用,将展览和博物馆视为一个整体。同时,在设计历史类展览时,不能仅将藏品展示出来,更应该思考通过藏品形成怎样的历史叙事,以及如何形成这样的历史叙事。     

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构建

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人从译述日本的西方哲学史著述开始,初步介绍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及观点,而后梁启超、李大钊等人又有更进一步的阐释。自20年代中期起,一批史学家、哲学家不满足于二手材料,强调从原著入手加以研究,这推动了西方哲学在国内传播高潮的到来。由此可见,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俨然成为西学东渐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因它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等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故其传播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进化史观、史学性质科学说等关键命题都有相当多的回应,这引发了时人的深入反思,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深化。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

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概论性著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即历史研究或历史编纂已成为一个体系比较严谨、方法比较成熟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家也成熟到可以对历史编纂、也即史学的自身优劣进行反思。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上,也有像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这样的纵论性或概论性著作,它们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史学批评等历史学科本身的问题进行总结,而非对客观历史事件、人物、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因此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说,上述著作无疑是后来的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前驱。     

浅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的史学观念

杜维运先生在《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倡导的史学思想,多指的是与交动的世界相关的史学。代表着当前史学界主流的思想。他认为历史应如实直书,力求真实。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国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注重历史著述的优美笔法,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却仍客观的说其开创了写史的新方法。同时,杜维运先生具有开阔的视野,从整个世界来看待历史,注重在中西对比中研究历史。该书所论是其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自马骕至梁启超对新综合体的探索

一、为什么要重视体裁的运用和创新历史编撰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是史学发展中毋须重视的枝节问题。任何史学著述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体裁形式,它是史家所欲表述的观点和内容之所依托,借助它来表现自己多年以至终生的研究成果,借助它达到读者当中而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体裁形式运用得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史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它理解和欢迎的程度,影响到史书的社会效果和流传价值。历代有识史家无不在重视观点、内容的同时,重视体裁的运用     

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历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其所撰述《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史学界影响甚大。本文对李大钊之历史理论著述的稿本作了新的考证、复原,对其历史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中国语境作了新的诠释。发现现刊的各种李大钊文集、全集均遗漏了《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一文;《史学思想史》因按单篇收入亦显零乱,不便于对李大钊历史理论著述的完整理解。李大钊对历史理论的探研与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胡适的治学方法明显不同,属于史学理论研究中当时较为薄弱的历史理论的层次。     

爱德华·卡尔历史思想述论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利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是位不知疲倦的学者。他一生著述颇丰,除著名的十卷本(14册)《苏俄史》外,还有不少俄国史和国际关系史方面的重要著作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哲学问题在西方史坛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以客观主义、乐观主义为特征的西方传统史学思想继续受到以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和悲观主义为特征的历史哲学的冲击。在这方面,以     

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

长期以来 ,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被忽略 ,这同忽略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在历史矛盾运动过程中积极的、能动的创造性作用有直接的联系。历史观念的进步、历史学思想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创新 ,都离不开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提高和加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历史认识理论 ,是能动的反映论。历史认识不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 ,机械地重构历史。历史认识的过程 ,是历史认识主体依据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进行积极的“创造”的过程。“创造”的目的是使主体认识的结果更加接近客观的历史本质 ,更加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     

丹尼尔·斯迈尔与“深度历史”理论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丹尼尔·斯迈尔等人所倡导的"深度历史"理论,试图以神经科学的新知为基础,为书写宏大历史提供新的路径。"深度历史"理论反对割裂历史叙述的史前史观念,更反对在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划出时间鸿沟,认为历史进程中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一直存在互动关系。大脑是文化的生物性基底,同时深深受到文化的塑造作用。"深度历史"理论整合多学科知识、构建连贯性宏大历史叙事的努力值得称道。但在反对进步史观的过程中,斯迈尔也抛弃了启蒙时代关于人类心智进步的重要思想遗产,使得"神经史学"的主张不免失之粗糙,无法有效贯彻到系统性的历史著述中。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学科化进程

20世纪中国史学从世纪初的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到世纪末历史科学形态的确立,大致经过了历史是什么、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价值的探索等四个发展阶段,基本完成了历史学学科化建设的任务。对这一进程进行总结,既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又能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